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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良高:先秦城市聚落中的水与水系

 何涛262tm518s7 2017-12-14

  水在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中不可缺少,如何获得水资源、利用水资源、趋利避害构成古今人们居住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决定人们选择居住地点,如何规划聚落,尤其是大型聚落,如城市的一个因素,正如《管子·乘马》所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近的如元大都,水系包括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构成的漕运水系,由金水河、太液池构成的宫苑用水体系和排水系统。城外,东边有潞水(今潮白河)、运河等提供漕运,西边有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泉水输入城内,保障生活用水。


  宋代开封城因距离黄河较远,故开凿了汴河、蔡河、五丈河等人工运河,以解决城市用水问题。开封也因此成为这几条人工运河交汇的中枢,水上交通的中心。


  唐代放弃汉长安城,而选择在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造新都城,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汉营此城,经今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


  汉唐时期,关中地区的粮食产量不能满足都城人口的需要,必须利用黄河、渭河从关东漕运大量粮食入关。西汉初年,由关东运来的粮食每年约数十万石,后来增至四百万斛。唐初,每年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到了中叶,最高曾达四百万石。为了漕运方便,除了疏浚黄河河道外,汉武帝还特意另开一条漕渠,由长安引渭河南岸东流,在现在潼关附近入于黄河。这条漕渠长三百里,比在渭河中行船省去六百里的路径。唐代时,因从关东漕运粮食到关中非常困难,为了解决长安城粮食短缺问题,唐朝皇帝有时不得不带领中央政府的官员“就食洛阳”。河流漕运在大型城市聚落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汉代长安城,东侧有灞河、浐河,西侧有沣、镐、潏、涝四河,加之北侧的渭河、泾河,被称之为“八水绕长安”。西侧四河距离汉长安城较近,成为长安城城市用水的来源。在城西南,利用原有湖泊低地修建昆明池,通过昆明池调节、蓄积四河之水。其中,潏水旁长安而流,提供长安城壕、城内生产、生活用水和宫廷生态园林、辟雍等礼制建筑用水,而昆明池则通过蓄积其它诸水以补充潏水之不足。汉长安城以水和昆明池为中心建成了包括蓄、引、排相结合的供水、园林、城壕防护与航运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水利系统。


  唐代长安城的水系更为复杂,其中从南城引水入城的有两条水渠:永安渠在大安坊穿城而入,沿大安坊西街北流,东西屈曲,最后经城北的芳林门流入禁苑,再入渭河,此渠供给沿河诸坊、西市和禁苑西部用水;清明渠在安化门西侧穿城而入,此渠引河水,沿大安坊东街北流,随地势高低东西屈曲,流入皇城,又北流入宫城,供给沿渠诸坊及皇城、宫城用水。城东南隅为曲江,是风景园林区,水从曲江北口流出,流经数坊,包括大慈恩寺。龙首渠在道正坊穿城而入,西流入东市,在北流,以部分水供兴庆宫用水,更多的水则沿坊北流入大明宫。在城内还有诸多分支小渠穿插坊里之中,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


  以上几例说明了水在后期都城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和发挥的巨大作用。实际上,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始定居生活时,对聚落地点的选择上就已经凸现了对水系的依赖。根据在陕西周原七星河流域的区域调查成果,我们发现从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时期,遗址都基本分布在河流两岸约600米的范围内。支流交汇处的台地更是遗址密集分布区。至西周时期,人们才开始向离河流较远的台塬内侧居住。即使个别遗址离现在的河道较远,但从附近地貌、地层沉积现象看,一般也有古河道或湖泊水面。史念海先生指出:“新石器时期的人还不会凿井取水,所以选择居住地方不能远离河流沼泽等有水的地方,这大致已是一条规律,到目前还很少看到例外。”尽管对于新石器时代是否会凿井取水有争议,决定人们沿河而居的原因也不会仅仅是一种,但史先生所提出的这条规律大致是成立的。


  早、晚两端水与水系在聚落、都城构成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现象也引起我们对先秦时期城市聚落中水与水系的分布及其作用的关注。


  第一,城市选址与河流


  先秦时期的城址均选择在河流两侧的台地上。


  中原地区:郑州古荥镇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北距现在的黄河约4公里,南面有枯河。城址坐落在枯河北岸二级阶地的南缘。


  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沙河支流――新蔡河(古鸿沟)的西岸台地上。


  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位于四周群山与丘陵环抱的盆地中。西南有颖河,颖河的支流五渡河穿城而过。


  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溱水东岸的河边台地上,东侧有洧水。城址位于溱、洧二水汇流处。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位于汾河与塔儿山之间,处于塔儿山西麓,西距汾河较远,东高西低。发源于塔儿山西麓的河流向西流入汾河中。陶寺遗址内由于历年水土流失,地表破碎,沟壑纵横,以东西走向的冲沟为主。其中较大的两条沟,一在陶寺村南,称“南沟”,更南的一条称“赵王沟”。城墙东墙外有南河,西墙位置处有宋村沟。这些沟壑应该都与早先的河流、水道有密切关系。


  山东省五莲县丹土城址是一处包括大汶口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龙山文化中期三个连续扩展的史前城址。两城河自遗址西部绕北部向东流入卡家河。其中,龙山文化城址发现有蓄水池、排水池和出水口等设施。


  山东省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泰山北麓的山前平原上武原河东侧的台地上。此台地是附近众多台地中最大的一个台地。武原河与护城壕相连接。


  山东省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城址位于一处台地上,其西1公里有孝妇河自南向北流入小清河。城墙外有壕沟,沟内有淤泥堆积。由于城址距现在的孝妇河较远,护城壕等城址用水的引、排水系统如何与附近主要河流连接起来的将是今后城址考古的一项工作。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雨量充沛,水面广布,古代城址的选择与水不可避免地密切相关。


  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所在的徐家岗高出周边的平原地带,澹水的一条支流经过城址东门外,城垣周边外侧有环壕。其中东城壕由澹水支流的一段构成,南边城壕连接西边城壕,沿着南垣转至南门,形成一片约150平方米的开阔地带,东与澹水支流相连。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相连,组合成为集城址供水、护城与航运为一体的功能。


  湖北天门市石家河城址位于东、西两河之间的土岗上,城垣外侧有护城壕。


  湖北荆门市马家院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城址也是位于丘陵岗地向平原的过渡地带。西、北、东北为丘陵所绕,东港河紧靠遗址西侧由北往南经鲍河、长河注入汉水。城外有环壕,宽约30――50米。城内一古河道自西北城门经城内至东南门流出。城壕似为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相结合而成。


  浙江余杭莫角山良渚文化城址西北有东笤溪经过。


  四川省新津县宝墩城址,东北距西河约4公里,西南500米处有铁溪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泗江堰支渠由东北流向西南,横穿遗址东北部。


  北方长城地带:由于降水量小,人类居址的选择对河流的依赖程度更高。河套地区的龙山时代城址一般均修在河流旁边的台地上,台地周边断崖外侧修建围墙,故又被称为“台城”。比如,凉城县老虎山遗址南临与岱海相连的低洼地,山坡西侧老虎沟内泉水丰富,常流不断。吴堡县后寨子峁台城遗址坐落于三座相互连接,平面略呈“人”字形的山峁上,西侧有一条名为清河沟的小河,河水自西北向东南汇入黄河。关胡疙瘩遗址南端为黄河断崖,西侧为清河沟,东侧为落阳沟。横山县金山寨遗址也位于山峁上,北距大理河约1公里,地处大理河支流――曾家焉河东侧,四面为深沟断崖。


  三代时期,重要城址也均建在河流附近。


  二里头遗址的东南和南面为古洛河故都所在,说明当时二里头遗址建于洛河北侧的台地上。


  偃师商城城址东南部有一方圆约1.5公里的水域(湖泊),东北部城外有一条西北――东南向的河道与护城壕相交,可能是源自芒山的一条河流。古洛河位于城址南约2公里左右。


  郑州商城位于黄土丘陵高地与东面湖泊平原的交接处,金水河自西向东穿北城而过,熊耳河自南向东北在内外城墙之间流过,两河共同满足护城壕和城内用水的需要。


  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则分别位于洹河南北两岸。


  西周周原遗址则有七星河的四条支流王家沟、刘家沟、双庵沟和许家沟从遗址的两侧和中间穿过。


  丰镐遗址中有沣河,北侧有渭河,东侧有昆明池,西侧有泥河,南侧有海子等水系和水域。


  东周时期的各国都城均在河流附近,如东周王城有涧河、洛水,晋都新田位于浍河与汾河的交汇处,郑韩故城西南有双洎河,东北有黄水河,城址依两河两岸附近的地势筑成。赵都邯郸的王城和大北城外均未见护城河,但渚河从王城经过,沁河从大北城经过,是城址内的两条主要河水,城东有滏阳河,沁河、渚水均注入此河中。魏都安邑有青龙河穿城而过。燕下都北有北易水,南有中易水,西城垣外有河渠遗迹,东城垣外有护城壕环绕。中山国灵寿古城位于滹沱河北岸的台地上,城外东西两侧为高坡,有数条源自灵山的河沟由北向南蜿蜒曲折地流入滹沱河,如京御河等。齐国都城临淄东临淄水,西依系水。鲁国都城曲阜有洙水,城内有多条河道及护城河与之相通。秦国都城雍城位于雍水河之北,东依纸坊河。楚都纪南城位于江汉平原,河湖众多,其中城址内有三段河流穿过:朱河自北向南流,在北垣中部入城;新桥河自北绕城垣西南角,在南城垣中部入城后又向北城。两河在城内的板桥汇合成龙桥河,折向东流。从东垣龙会桥处出城,注入邓家湖。与水系相关的有护城河和城垣上的水门,其中南垣西门和北垣东门为水门,东垣偏北龙桥河出城处也应有水门。


  东周时期,其它诸多小国的都城和各国封君、各级政治中心也基本建在河流附近,城址依赖河流而建。


  第二,先秦城址中的进、排水系统


  新石器时代城址与附近的河流是如何连接的?城内的进、排水系统如何规划?基本来说,现在的材料还很少,说不清楚。这应是今后城址考古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现有资料看,(1),一些河流贯城而过,直接为城内用水和排水提供了条件,如登封王城岗古城、襄汾陶寺、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周原和丰镐、楚都纪南城等等。这些河流除了提供护城河用水外,一般均贯城而过,主要是解决城内的用水问题,而不是以防卫为侧重。在城内各部位应该还会有一些渠道与这些大河道相通,使各处居民方便用水。今后考古应注意这些城市水网布局、结构,而不能只关注护城河。(2),现有的考古也发现了一些城址有较完善的专门设计的水道系统,如五莲丹土龙山城址发现有出水口、蓄水池和排水池等等。在龙山大型建筑基址中已发现有陶水管等排水设施,如平粮台城址南门门道路土下约30厘米处埋有陶排水管道,现存残长5米多,是在门道下挖一条北高南低,上宽下窄的沟渠,上宽及深各约74厘米,沟底铺一条陶水管道,其上并列两条陶水管道。管道每节长35――45厘米不等,直筒形,一端稍细。每节小口朝南,套入大口内,如此节节套扣。从整个管道看,北端稍高于南端,便于向城外排水。管道周围填以料礓石和土,其上再铺土作为路面。浙江余杭莫角山东南约500米的钟家村遗址中央较高处为人工堆筑的土墩,四周较低,西部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排水沟。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的东西两边低于现存坛顶1――1.5米的平面上,各凿有两边南北向的30余厘米宽、深的沟槽,推测作排水之用。


  偃师商城内发现的水道有三类:第一类是宫城内池苑同城外沟通的供、排水道;第二类是和大型建筑相配套的排水道;第三类是简易的明道排水浅沟,分布比较广泛,从大型宫殿区到一般性质建筑附近均有发现。第Ⅱ号建筑基址群各单位建筑周围,有宽近1米的明水沟相互贯通,形成水道网。其中第一、二类的水道设计比较考究,一般采用石质结构或局部地段采用木石混合结构,如连接西一城门和东一城门,贯通宫城北部水池的水道,外通护城河,全长1200米。


  郑州商城内也发现有供水设施,由石板水道和汲水井两部分构成。另外,还在城址范围内发现大小不一的壕沟,如在城东路北段西侧的医疗器械厂曾发现一条东西长5米,南北宽0.3――1米的水沟,沟内填有较多的陶制水管的残片。


  安阳殷墟商代大型建筑基址、周原、丰镐周代大型建筑基址下也均出土过排水的陶水管道。在安阳殷墟的乙组基址范围内,共发现水沟31条,总长度为650.9米,纵横交错,应该是宫殿区的排水系统,并可能与洹水相通。


  迄今所知,东周城市中的以下几座城址的水系比较清楚。


  齐都临淄,已知排水系统3条,其中2条在大城,1条在小城。小城的排水系统在西北部,起自“桓公台”东南方向,经“桓公台”的东部和北部通向小城西墙的排水口,流入系水,全长700米,河道宽约20米,深3米左右。大城西部有一排水系统,为一条南北河道,南起小城东墙、北墙的城壕,向北直通大城北墙西部的排水口,流入北墙城壕,长2800米,宽30米左右。大城东部另有一段排水沟,位于大城东北部,长约800米,由大城东墙北段的排水道口,向东流入淄河。


  登封阳城东周城址内共发现8处供水设施,这些设施将城外东、西两边的小河上游的水通过地下管道引入城内使用。整个供水设施包括由陶水管组成的输水管道,控制水流量的控制坑,沉淀泥沙的澄水池,储水坑和蓄水瓮等。从平面布局看,1――5号管道位于城内北中部,6、7号管道位于城内的西北部,8号管道位于东城墙下,是分别向各个区域的居民供水的。城内还有不少战国水井遗迹。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古代城市设计中较完整的水系规划的案例,显示了水与水道在中国古代城市中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应该特别对古代城址中的水系予以关注。


  在河套地区,早期台城一般均建于河岸边的高台地上,从现在地貌看,与河床高差达几十米,甚至百余米。它们是如何解决城内用水问题的呢?完全靠人力?还是有其它办法?这是一个考古学上应该回答的问题。


  第三,挖井取水是解决用水问题的另一种重要手段


  早在龙山时代,城址内已发现有水井。河南辉县孟庄龙山文化城址内中南部发现水井4眼,井口均呈长方形,深4米左右,井底多堆积有用于汲水的泥质灰陶高领瓮。


  在偃师商城第六号宫殿的院落中部有水井2口,井内堆积着偃师商城第二期的汲水器具――捏口罐。其外,在整个城址内,迄今已发现近20眼水井,除宫殿区有井,其余大多分布于普通民居与作坊附近。有一些是坐落在规模很大的坑中,坑的面积有的达上百平方米,个别坑中分布有多眼水井。井口一般为长方形,长约2米,宽1米左右,井深多在5――6米左右,一般在上半部两侧井壁上,保留有基本对称的半圆形脚窝。在陶窑附近也发现有水井。


  郑州商城也发现多座水井,形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较常见的土坑竖井,平面形状大多为圆角长方形,个别的为椭圆形和不规则形;一类是带井坑的比较讲究的水井,有3眼,均位于宫殿区内,平面为圆角方形或圆形。有的井底有木质井盘和井框,井底铺垫一层0.2――0.25米厚的破碎陶片,对井水起过滤作用。


  在安阳殷墟小屯西地等商后期居住遗址内也曾发现水井遗存。


  东周时期的楚都纪南城,考古发现大量水井,仅在龙桥河西段新河道长约1000米,宽约60米的范围内,就发现水井256座,包括陶、木、竹、芦苇质井圈等。这些井据研究既有取水用的,也有作为冷藏保存食品之用的。


  总体来看,当时城市居民饮用水似乎主要来源于水井,明渠和河道的水可能不适于饮用。


  第四,池苑系统


  当代城市规划中,池苑、水道系统构成城市布局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历史上,紫禁城内有后海、北海、中南海三海,唐长安城有太液池,汉未央宫内有沧浪池等。往前追溯,这种在城内安置一定池苑的设计思想很早就出现了。


  偃师商城宫城北部有一座人工挖掘,用石块垒砌成的近长方形水池,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20米,深约1.4米。池内发现陶质或大理石网坠,被学者推测为商王室池苑遗迹。城外东南的湖泊也应视为偃师商城水系的一部分,也甚至可以说是一处商城的池苑。


  郑州商城在宫殿区内,也发现有蓄水池遗迹,长方形,略呈东南――西北方向,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20米。水池挖在生土上,底部用白色掺有料礓的土分层铺垫之后,再用方形或长方形青灰色石板平铺。池壁先用掺有料礓的白土分层平夯,然后用略呈圆形的砾石垒砌。池的附近有夯土基址。


  周原遗址的云塘村附近、庄白村北经过钻探均发现有淤泥层,而在周原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往往在这些淤泥范围附近。因此,我们推测这一带应该为池苑水面。


  丰镐遗址内也应该有池苑的分布,比如丰的灵台、镐京遗址东南的昆明池。关于丰京的灵沼,《诗经·大雅·灵台》有记载,描述当时是“鹿鸣鸟翔,鱼跃池中。”据《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东周时灵台仍在。杜注:在京兆户县,周之故台。据文献记载,汉武帝修昆明池时,破坏了镐京遗址。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自汉武帝穿昆明池于此,镐京遗址沦陷焉。”然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振东先生见告,他们通过近年对对昆明池遗迹的钻探、研究,认为紧靠镐京遗址的汉代昆明池是利用以前的湖泊水面经修整而成,对周边西周镐京遗址虽有所破坏,但可能并不是很严重。在昆明池东岸和池内岛屿上均发现有西周文化遗存堆积,推测昆明池在周代既已存在,不排除被周王用作池苑的可能。另外,《遹簋》铭文记载有穆王在京的大池捕鱼之事,《井鼎》铭文记载有王在京捕鱼的活动。京,或认为即丰,或认为即镐,或认为是其它地方。不管具体地方在何处,作为当时的一座王所居的地方,有池苑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河流、护城河、进排水水道系统、水井、池苑等构成一组完整的城市水系,是一座城市正常运行所必需的基本因素之一。从迄今考古的发现来看,先秦时期城市考古中,还很少有任何一座城址将整个城市水系完整地发掘、研究清楚。这应该是今后城市聚落考古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我们在城市聚落考古中,对城墙、大型建筑、居址、手工业作坊、墓葬、道路等都很关注,被视为基本的研究目标。但对水系的关注不够充分,今后,我们应该予以重视。


  城市水系的功用


  城市聚落离不开水和水系,是与水在居民的生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


  首先,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水,饮用、盥洗不可缺水,这是人的基本需求。各类水产为居民生活提供了补充。


  其次,居民的生产也离不开水,比如,手工业作坊,尤其是冶铸工业不能缺水。


  第三,河流,尤其是护城河为城市的防卫,居民的安全,提供了一道防护屏障。


  第四,河流、水道为城市居民的出行和物资运输提供了重要的便捷的条件。汉唐时期,由关东向关中长安的漕运,明清时期,有南方经大运河向北京的漕运都是京师所需物资的重要补充,漕运的不畅往往要影响到京师居民的日常生活和政府的运转。在先秦时期,河流在这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如《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时,秦国为解晋国的饥荒,从秦都雍向晋都绛运送粮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可见河流在交通运输上的重要性。


  第五,河道水系有助于城市居民废水污秽的排出。《左传》成公元年记载,春秋时期,晋人迁都于新田,其中就考虑到这里水深土厚,并有汾河和浍河以流其恶,即这两条河水可以冲刷垢秽。


  第六,水系为城市提供了景观用水,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居民的生活品质。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 注释有删减,详细内容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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