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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地区流传着有关农历三月十九为太阳生日的说法，赵世瑜、杜正贞两位老师将这一传说置于明清易代的历史大背景之下进行解构，发现了太阳生日与崇祯之死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认为三月十九日被塑造成为了一个象征, 表面上是对崇祯皇帝之死与明朝灭亡的追思, 实际上则还凝聚着对自己亲历的清兵南下所致一切伤害的记忆。通过阅读这一个案的研究，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理解“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这样的命题。 从一般记载来看, 好像太阳生日的习俗遍布浙江、福建、台湾, 加上朱天君的信仰, 则扩及江苏, 但最集中涉及的似乎多在浙江的绍兴和鄞县一带, 考虑到这里是南明鲁王政权的活动中心, 清初战争与破坏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切肤之痛, 因此我们似乎应该将其视为一种“地方性话语”。
对于清初人来说, 特别是对于那些明遗民来说, 崇祯皇帝的自杀和明朝的灭亡最初并不是记忆中的历史, 而是一种惨痛的现实经历。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大约在四月底、五月初传到江南, 江南社会对此事的第一反应是普遍性的骚乱, 这种动荡的局势直到五月十五日弘光帝即位才基本稳定下来。
在这个时候, 由于江南半壁还在明朝手中, 人们还没有把这个日子与亡国之痛联系在一起。 但到清兵南下、弘光政权灭亡后, 南明政权一个个在此兴彼衰之际, 还互争正朔, 使三月十九日与崇祯皇帝的命运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逐渐消退; 即使是心中不忘旧事之人, 对此事此时的追思纪念也已有了新的意义。 崇祯死难事件以及三月十九这个日子, 几乎从一开始就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某种意义的象征性资源。因此,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一方面, 虽然崇祯皇帝的死及明朝的灭亡与李自成农民军有直接的联系, 但在这里, 它却被利用来对抗代之而立的清朝, 农民起义的问题被从历史的记忆中剔除出去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对“靖康之耻” 的记忆; 另一方面, 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没有经历过农民起义的扫荡, 没有对因此而覆灭的明王朝产生直接的感情震荡, 对他们直接造成冲击的是清兵的南下, 是反剃发斗争和南明政权的兴亡。
因此, 三月十九日被塑造成为一个象征, 这个象征在表面上是对崇祯皇帝之死与明朝灭亡的追思, 实际上则凝聚着对自己亲历的清兵南下所致一切伤害的记忆。
当然, 三月十九日被塑造成为一个凝聚着历史记忆的象征需要一个过程, 这与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明朝与崇祯皇帝的评价有关系。对于亲历鼎革的明遗民来说, 他们还沉浸在巨大的感情波澜之中, 还不可能理性地和客观地思考明朝灭亡的原因和教训。
在这样一种切肤之痛的感受依然深切的时候, 在江南地区的人们还在南明政权的旗帜下直接与清政权做斗争的时候, 他们并不需要“太阳生日” 这样一个意义隐晦的象征, 他们可以明确地打出朱明的旗号,就像那些奉明朝宗室起事或朱三太子一类事件那样。只有当这一切的轰轰烈烈都归于沉寂的时候, 在清朝官方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史学家不那么怀念崇祯皇帝之死的壮烈的时候, 那些哀恸不已的失败者才会去创造一个象征, 来寄托他们的历史记忆。
如果我们的推理合乎情理的话, 那么太阳生日的故事应该是在顺治末年东南沿海的大规模抗清斗争归于失败后创造出来的, 可能又在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复台湾后流传至台湾的。但这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终于开始转变为历史, 转变成为一种可以被记忆、也可以被忘怀的东西。
在这期间, 当一种历史记忆在民间的延续可能对现存秩序构成威胁的时候, 统治者就会努力使其成为忘却的历史, 致使力图保持这种记忆的人们不得不创造一种象征、一种隐喻, 使此历史记忆能够不绝如缕。 绍兴民间的《太阳菩萨的故事》讲述崇祯皇帝的三公主落发为尼, 编出《太阳经》和太阳生日的故事, 寄托她的思念, 固然荒诞, 但其中所表示出的意义与徐时栋的说法并无二致:
“国家定鼎之初, 吾乡遗老最盛, 感怀故国, 每以庄烈帝死社稷之日, 私设野祭, 相聚拜献。而事关禁忌, 不敢明言。于是姑妄言之曰: 此太阳生日之日也。日以当君, 托生日以代忌日。”
都表明明朝遗民、特别是江南士绅制造此故事及节俗的过程。同时这个精英的创造由于被迫采用了民俗的形式, 使精英意识向大众传输; 但民众接受了这个形式, 却改造了它的内容。精英隐藏这个记忆的目的达到了, 在民众中传承这个记忆的目的却很难达到。
在这个故事或节俗被创造出来之初, 其中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内涵, 对于它的创造者和普通百姓的实践者来说, 可能都是心照不宣的。但是对于后者来说, 在经历若干世代之后, 是否还能体会到其中的曲折?
实际上，祭祀太阳生日的活动已经变成了一般意义上的祈福禳灾, 后代的普通信众似乎淡忘了其中包含着的痛苦回忆。创造这一故事的先人们的苦心孤诣, 终于难以抵抗时间的如水而逝如果一种记忆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氛围, 就不可能是较大规模的集体记忆, 它只能在一部分熟悉典故的士大夫中间薪火相传。
然而,在东南沿海地区,始终存在着延续这种记忆的土壤,了解太阳生日之真意的也不仅是少数士大夫。在清朝统治时期, 这里对中央的对抗情绪总是要比北方强烈, 这是因为清初抗清斗争主要发生在这里, 南明政权在这里接替兴亡; 在这里发生了“哭庙案”、“通海案”、“奏销案” 等一系列冲突, 有以“反清复明” 为号召的天地会活动。
绍兴、宁波、鄞县、定海这些地方, 清初曾经生灵涂炭, 与南明政权又曾有过密切的关系, 太阳生日的寓意一定会在民间社会、在一定的人群中传承。否则, 也不会在同治、光绪时的地方志中得到记载, 一直流传至今的有关太阳生日的民间故事与朱天庙的民间传说也绝不是民国以后的新创造。 ▲文章摘录自赵世瑜、杜正贞：《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10-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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