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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虐待儿童”、“杀妻藏尸”、“留学生闺蜜”等社会事件引发了舆论的广泛探讨，如果以人性之恶选举几个代表，这些人物或许均可榜上有名。 作为一名法律人，我也试图从中思考一些关于人性和法律的问题，试图揪出人性背后隐藏着的其他要素或者诱因，进一步探讨人性之恶是否就是罪恶的根源？法律是否能够囚禁人性之恶？ 儒家主张“人性善”，荀子表示“是不然。……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此处的“伪”应理解为“人为”，也就是说荀子主张的礼仪、谦让这些规则是需要“人为”的，人不是天生就会，所以需要学习才可以为“善”。 苏格拉底曾说“智慧是唯一的善，而无知是唯一的恶”，我试图理解这样一种观点，但不应做狭隘的理解，不能说“智慧犯罪是唯一的善”。 我理解的智慧与无知是相对应的，二者之间是可以进行转变的，因此我认为人之初的善恶无需争执，人之后的善恶转变才是我们应当重点关注的。 无知是“恶”的前提，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处于无知状态，成长是一个积蓄智慧的过程，逐渐完成从人性恶到善的转变。智慧和无知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处世态度，在面对众生相与社会纷扰时，智慧可用来思考，而无知则会被思想绑架且毫无招架之力。
“恶”向“善”需要我们拥有智慧，这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但是“善”向“恶”的转变就显得轻松多了。就像《黑暗骑士》中小丑的逻辑“没有迫不得已的时候，谁不想正义凛然？” 似乎每一个善恶之间的转变都存在一个“迫不得已”，这个“迫不得已”可能是金钱权力各种诱惑，又或是危险暴力生命威胁，那么这个“迫不得已”如何把握，靠智慧还是靠规则？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规则的社会中，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们都需要遵守，如果违反了规则就会被社会淘汰甚至受到惩罚。但我们是否想过这些规则制定者是出于何种目的？这样一套社会评价标准是否会对人的价值引导产生副作用？ 比如潜规则的存在是否属于一种恶？到底是规则之恶还是人性之恶？善良的人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得到满足，就需转投非常规办法解决，久而久之，人们对非常规的办法更加予以认可。 信访人员的进京潮之存在，体现人们往往更加期待通过权力解决问题，而越是信奉权力就会越挤压人们对法治的信仰。 医患关系的紧张对立并非仅是个别人的人性问题，是否也应该探讨一下医生卖药、开检查赚提成的规则是否合理？ 我们应该思考，这些或明或暗的规则的产生变相压榨了善良的人的“善”，而不得不做一些恶事，此时人性明显屈服于规则。社会衍生出不同的规则，不管是良性规则还是恶性规则都会对人的塑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规则体系中部分规则的畸形发展会制造更多的歪曲规则。 各国都有发生的报复社会的案件屡见报端，比“脚踏幼儿园，拳打敬老院”更加残酷的版本，先杀人再自杀，这些事件的发生，不能单纯归因于个人的心理变态。 这种犯罪现象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不公平待遇、社会阶层矛盾对立等等多个方面的。 规则之恶会催生人性之恶，没有规则更会导致人性之恶彻底放飞自我。互联网虚拟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自由翱翔的天空，人的本性完全暴露，广阔天地任性“萌萌”（注：快手APP评论文字中出现侮辱性词汇均以“萌萌”显示）。前段时间更是爆出中小学生学习类APP涉黄事件，暴露出这一规则缺失地带。 有学者认为“人性恶是法律的基础”，因此法律尤其是刑法是用来惩罚恶人的，因此人性恶催生了法律。法律又规定了人性之恶的特定模式，此时的恶也是要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存在的。比如特殊历史时期的投机倒把罪或者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规定的重婚罪。 法律一方面为了矫治人性之恶，另一方面也规定了人性之恶的模式。在人性之恶与规则之恶并存的社会状态下，单纯依靠法律是不能囚禁人性之恶的，甚至为恶行留下隐患。 国有资产的监管漏洞给这类犯罪提供了温床；垄断行业的封闭给非法经营创造了契机；金融领域的限制性条款，让罪与非罪的界限模糊的存在。又如贪腐领域的卖官鬻爵的连锁效应。 有人提出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就应用重刑，但是历史告诉我们，重刑重罚的制度并不能有效遏制犯罪，甚至会造成相反的效果。重刑主义思想不仅是为了束缚人性之恶，甚至是一种维护强权的工具。重刑只会扭曲人性，根本不会把人性禁锢在这种法律体系之中。 恶是相对的，也应区分出三六九等区别对待。我们要认识到人性之恶与规则之恶，不可一味的对人性加以践踏否定。正视人性之缺陷，直面制度之缺失，惩恶扬善需要多途径探讨。规则层面需要合理解决和优化，社会层面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正能量。 在日本的《轻犯罪法》中，将插队、随地吐痰、乱丢垃圾等行为均以犯罪论处。这样的制度对于改善日本国民素质具有较大推进作用。 或许我们该尝试更新一些理念，向邪恶发起挑战，握紧拳头说一句“你！过来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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