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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在每篇纪传文末会有一段《太史公曰》。司马光仿照司马迁的体例，以《臣光曰》的方式对一些重大事件进行点评。
在“三家分晋”那一句话之后，司马光写了长篇的《臣光曰》，字数1054字，远远超过了正文，可能也是全书中最长的一段《臣光曰》。
司马光为什么对“三家分晋”作长篇评论？这又与《资治通鉴》为什么从公元前403年开始有关。因为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件，导致了战国局面，为战国局面的形成提供了法理。而司马光认为这不符合礼教，纲纪乱了，君臣之分坏了，从此天下大乱了。
所以，他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伦理观。
在他看来，“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而维护礼教和纲纪，是天子的首要职责。他直接批评周威烈分封三家诸侯是自乱纲纪。“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他认为：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礼莫大于分也。”）
“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 ”
而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分莫大于名也。”）礼教的根本就是名与器，“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假人”就是借给别人）。
他哀叹：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他认为，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最后的总结是：呜呼！君臣之间的礼纪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慧、武力互相争雄，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相继沦亡，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司马光的政治伦理无疑是陈腐反动的。在人类文明发展到自主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今天，这样的观点简直可笑。哪有一朝为王，世代为王的道理？连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都知道反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因此，柏杨先生在《柏杨曰》中以《正名主义》为题，对司马光的理念进行了反驳。
读这一段《臣光曰》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迂腐不堪。对这样一位熟知历史、知识丰富的学者兼政治家却拥有这样糊涂的观念感到诧异。继而释然。《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是以帮助皇家维护统治为己任的，他怎么可能说君王的统治是随便可以推翻之类的话？当下的党报与他的观点又有多少区别呢？！所以，要历史地读古人，不能要求古人脱离时代和历史背景而拥有现代的政治理念，这样才可能一些宽容之心。
但是，我们讲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对国人影响至深的儒家思想文化中有许多糟粕，这是应该高度警惕、详加鉴别的。中国从古至今，民主法制思想的发育与发展，落后于欧美（比如古希腊与罗马），与缺乏民主观念的思想家，而孔子、司马光之流思想中的毒素侵害人民头脑且根深蒂固不无关系。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
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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