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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陈重远的《文物话春秋》，终于使我真正地走进了琉璃厂，走进了一个古玩界的记忆。 陈重远出身于文物世家，做的是政治教员的工作，离休后用近１０年的时间，采访古玩界老行家５００多人次，写出这本书寄托对琉璃厂的情怀。琉璃厂原本是元、明、清三个朝代为修建北京宫殿在那里烧制琉璃瓦件的地方，逐渐成为小街市后，有了旧货摊，并继而发展成古玩街，其本身就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 在清代，为官者进琉璃厂古玩店，见到掌柜就要抱拳拱手，口称“年兄”，这是客气话，过去要同时登科者才这样称呼的。古玩店的掌柜是商人，又是学者、专家，即使不是落榜举子，也有着良好的知识储备。道光末年，毛公鼎在陕西岐山周原出土，经琉璃厂古董商之手，转金石学家陈介棋收藏，金石学的研究再度兴起。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甲骨文，丰富了金石学研究的内容，古董成为文人学者搜集研究资料的助手。尊古斋的黄伯川将甲骨刻辞同青铜器上的铭文作过比较，发现两种文字相近，都拓印下来，编撰成书百余册。清末，学部参事罗振玉写《殷墟书契》，成为举世公认的甲骨文学者，多得了黄伯川的帮助。 在琉璃厂，最大的古玩店是清秘阁，它是乾隆皇帝弘历的奶妈周嬷嬷开的。弘历从小就被康熙爷从雍正府接进宫，由三位奶妈喂养，其中奶水最好的就是周嬷嬷。弘历爱吃她的奶，６岁时才让她离宫。弘历２５岁登基，年号乾隆。有一年乾隆过生日，思念起周嬷嬷，便召她进宫。嬷嬷将自己的儿子读书未成想做买卖的事跟皇上说了。乾隆说：“你家可开个南纸店。”并起名字叫清秘阁，下旨由周家承办六部衙门的文书办公用品，还将御用印泥的制作交给周家。“清秘阁南纸店”这匾额是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阿克敦书写的，神气十足。 咸丰、光绪年间，经潘祖荫、翁同龠禾、李文因、吴大澄、王懿荣等文官学士的提倡，逛琉璃厂成为一种风气。有的官员早朝后不回府第，而去琉璃厂。一般都是前有顶马，后有跟骡，中间四人抬的轿子，从宣武门出城，来到琉璃厂，先进清秘阁，清秘阁有拴马和停轿的空场，店铺内有更换朝服的内室。官员逛古玩店不换便服则不成体统了。 旧时说“一品官，二品客”，这客指的是古董商，也就是说官员同古董商是宾客相待。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逃往西安，朝臣不再应班上朝，一些大臣闲得没事，便到聚源斋去，掌柜陈玉堂什么时候都是殷勤招待，茶叶、鼻烟、水烟袋样样备齐，官员们各有所好。他出售的铜刻墨盒，也引起官员的竞相购买。 １９０２年初，慈禧和光绪返驾回京，大臣们照例上朝。内务府一位大臣受陈玉堂的侍候不少，把修缮宫殿的工程包给他，由他再找人承包。内务府下账的银子是１００万两，给陈玉堂是８０万两。而陈玉堂与包工头的协议是５０万两，白得３０万两，一夜暴富，自觉不得了，进了大批假珠宝出不了手，又吸上鸦片，很快就潦倒了。 古玩界也是个名利场，当掌柜的要有眼力，有胆识，也要会交际。因而在这一行里，也就有倾轧，有忧愁，有冒险，老于世故。慈禧太后西逃的一年多，宫里的收藏丢失太多，她回銮京城，要下旨查抄全城。亲信庆小山奏请以收购代查抄获恩准，便在隆福寺设收购站，让管家常惠川在那里当差。内务府总管文索看准这个时机，出资９０００两银子，在琉璃厂开设延清堂，请丁济谦当掌柜，把常惠川的收购生意拉到这边来，合伙做官窑瓷器生意。 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街，在国内外叫响。那时候，皇家、王府的珍藏品大量流入民间，流入海外市场。清王朝覆灭，末代皇帝溥仪靠抵押古玩珠宝向银行借款，维持过惯了的奢侈生活。１９２４年，溥仪出宫前，盐业银行拍卖一大批内务府瓷器库保管的官窑瓷器，其中有很多保管一二百年，尚未打开仓装的珍贵瓷器。如康熙官窑五彩十二香杯就有４０００件之多。荣兴祥经理贾腾云通过盐业银行总经理岳乾斋买到许多宫里抵押的官窑瓷器，珍贵的郎窑红油锤瓶就有一对，被美国考古学者福开森以重金收购，运往美国博物馆收藏。 以前我记起琉璃厂，是将它与精深和博大联系起来，有一种自豪感。自从我读了《文物话春秋》后，方才觉得其中的负气与苍凉，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惆怅。过去琉璃厂的古董商们卖给外国多少珍贵文物，都卖些什么？只有天知道。为人所知的，如昭陵六骏的“拳毛□”和“飒露紫”，还有龙门的北魏石雕，“帝后礼佛图”以及云冈的一道石佛头像被盗卖到外国，分别是赵鹤舫和岳彬这两位古董商干的，两人骤然巨富，但民愤难平。 世事无常态，富贵非恒有，陈重远以“看透者”的心态，对古玩业作了常人所不及的观察，虽说全是趣闻轶事，却让人从中看出实际的人生。他之所以四处寻访古玩老行家，还是为了琉璃厂那一点记忆。我看了几遍他写的书，仍然说不出琉璃厂经营了一些什么古玩字画，哪些是赚大钱的？可我知道在那里培育出像萧程云、刘九庵、孙会元那样的文物鉴定专家，称得上是“国宝人物”。没说错的话，这就是琉璃厂的主要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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