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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自小宠信服侍左右的宦官王振，自此开始明朝的宦官严重专权行为。1442年限制王振权势的张太皇太后去世[44]，当时明英宗仅十五岁，王振更加揽权。元老重臣“三杨”死后，王振专横跋扈，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敕命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明英宗对他信任有加[45]。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其受贿程度可想而知[46]。 1435年蒙古西部的瓦剌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南下伐明。王振耸使明英宗领兵二十万御驾亲征。大军离燕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今日河北省张家口怀来县），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明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为将军樊忠所怒杀[47]，史称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捩点[46]。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来到北京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应天府，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同年，大臣拥戴明英宗弟朱祁钰即位，以求长君，即明景帝（又称明代宗），年号景泰。于谦升兵部尚书，整顿边防积极备战，同时决定坚守北京，随后京师、南京、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也先安置明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率军撤退[48]。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并于次年击退瓦剌多次侵犯[46]。 也先认为绑架明英宗已无意义，于1450年释放之。然而明景帝因为皇权问题，不愿意接受明英宗，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明英宗困于南宫（今南池子）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明英宗之子，后来继位为明宪宗），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见济病死，没有儿子的景帝也迟迟不肯再立朱见深为太子，俨然有夺正之貌，英宗、景帝兄弟因而严重对立[49] 。 1457年石亨、徐有贞等人联盟，欲拥戴明英宗复辟。趁著景帝重病之际发动兵变。徐有贞率军攻入紫禁城，石亨等人占领东华门，立明英宗于奉天殿，改元天顺。他们禁锢了景帝，并且捕杀了于谦及大学士王文，史称夺门之变。由于两次即位之故，明英宗也成为明清皇帝中，唯一使用两个年号的皇帝。明英宗复辟后，略有新政，废除自明太祖时残酷的殉葬制度。之后因为内部政变流放徐有贞，因为曹石之变诛杀石亨、曹吉祥等人，并且以李贤等贤臣掌政。1464年明英宗去世后，儿子朱见深即位，即明宪宗，年号成化[46]。 明宪宗为于谦冤昭雪，恢复景帝的帝号，平反夺门一案，人多称快。而初年励精图治，任用贤臣，体谅民情，蠲赋省刑，善政史不绝书，又在武功有屡有建树，如在丁亥之役中与朝鲜进攻屡次进犯的建州女真等，俨然为一代明君，史称成化新风，堪称与仁宣之治媲美。但明宪宗口吃内向，因此很少廷见大臣，终日沉溺于亦妻亦母的万贵妃[50]，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晚年好方术。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盗窃威柄。明宪宗直接颁诏封官，是为传奉官。这使得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明孝宗才全被裁撤。他也是皇庄的始置者。该举措事实上鼓励豪强门阀兼并土地，危害不浅。宦官汪直受到明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透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不久后由于民愤四起，西厂被罢，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直到1482年汪直因言官弹劾才被贬[46]。成化一朝群小当道：女宠、外戚、佞幸、奸宦、僧道共聚一堂，朋比为奸，浊乱朝政[51]。1487年明宪宗去世，其子朱祐樘继位，即明孝宗，年号弘治。 明孝宗自幼于贫寒出身，曾有被万贵妃加害的危险。其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得自明英宗以来的陋习得以去除，被誉为“中兴之令主”[52]。明孝宗先是将明宪宗时期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53]。明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明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锦衣卫与东厂也谨慎行事，用刑宽松。明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他本身践行一夫一妻制，一生除张皇后外没有任何妃嫔。明孝宗的励精图治，使得弘治时期成为明朝中期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明史称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被称为弘治中兴[54]，然而在弘治中后期明孝宗不再认真听从谏诤，并且开始挥霍无度，导致国家步入了“一岁所入，不足以供一岁支用”，“太仓无储，内府殚绌”以及边备日弛的状况，在弘治初期革除的弊政不仅全部恢复，而且还更加恶化[55]，其次，有明一代，以弘治对外臣最为纵容厚待，动则大肆对外戚藩王赏赐房屋，田地，造成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1505年明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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