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府文宗：北朝后期河间邢氏之家族文化
王永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河间邢氏家族虽然自有其渊源，但其家族门第之士族化则奠基于汉魏之际。作为留居河北之世族，北魏太武帝时期其家族代表人物受到重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其家族代表人物邢峦等不断受到重用。北魏后期及东魏、北齐之际，其家族才俊辈出，成为北朝社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世族之一。河间邢氏在文化上保持着汉儒的学术传统，经律兼修，精擅礼制，这不仅成为他们入仕的基本条件，而且推动着北朝胡人统治者的汉化进程。邢氏人物多能属文，出现了以邢卲为代表的诸多文士，这在文学地位日益显著的北朝后期，对于其家族文化声誉的提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邢卲等人在南北文化交流中，富于包容性，其思想作风表现出明显的玄学化特征。
关键词：北朝；河间邢氏；家族文化；儒学；文学
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推行汉化以来，北方地区汉族世家大族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迅速上升，一些家族不仅世代为宦，而且在文化上人才辈出，出现了不同以往的新局面。对此，以往学界已有所关注，在魏孝文帝重建门阀制度，推动鲜、汉上层通婚等方面颇多研究，在世族个案研究中，对清河、博陵崔氏及河东裴氏等显赫门第则多有专论。不过，相对而言，对其他非“势家”类型的文化士族则似乎关注不多。其实，诸多地位相对弱小的家族构成了世族社会的主体，应该加以特别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以北朝中后期河间邢氏家族作为个案，专题考察当时其家族文化等情况，从一个侧面透视北朝士族文化的面貌。
一、引言：河间邢氏的渊源及魏晋之际其家族门第的奠定
关于河间邢氏家族之缘起，《急就篇》卷二“邢丽奢”条，颜师古注：“邢本姬姓之国，周公之胤也。”《元和姓纂》卷五“邢氏”条载：“周公第四子封于邢，后为卫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唐杜牧《樊川集》卷八《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志铭并序》曰：“邢氏，周公次子靖渊，封为邢侯，国灭因以为氏。西汉宇为太尉，子绥为司空，曾孙世宗光武时为骠骑将军，世宗玄孙颙因居河间。颙当曹魏时参太祖丞相事，终于太常。邢有河间、南阳，君实河间人，太常后也。后至晋、魏已降，皆有官禄。”《新唐书》卷七十四《宰相世系表四上》说：“邢氏出自姬姓。周公第四子封于邢，后卫所灭，子孙以国为氏。”王应麟在《姓氏急就篇》卷下“邢氏”又说：“邢侯，周公之裔，后以为氏。”《新校互注宋本广韵》卷二载邢姓“出河间也，本周之胤，邢侯为卫所灭，后遂为氏，汉有侍中邢辟，直道忤时，谪为河间鄚令，因家焉。”郑樵《通志·氏族略》“周同姓国”条下载：“邢氏，侯爵，周公之第四子受封于邢。今邢州治龙冈是其故地也。僖二十五年，卫灭之。子孙以国为氏。”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载邢氏“出自姬姓，周公第四子靖渊，封为邢侯，其地广平襄国县是也。《春秋》鲁僖公二十五年，卫文公灭邢，子孙以国为氏。齐大夫邢公，晋大夫邢伯、邢侯，勇士邢蒯，其后世为滁州全椒人。汉司徒邢绥之后有文伟，相唐武后。”综合以上官私谱牒，都称邢氏为“姬姓”，为周公之子，唐、宋以后稍有增补，或称周公第二子，或说第四子，后国灭，其子孙以氏为姓，并叙及春秋以来邢氏主要人物。不过，早期河间邢氏人物少有事迹可述，查核正史，确实可考的邢氏人物则是汉魏之际的邢颙。
《三国志》卷十二《魏书·邢颙传》载：“邢颙，字子昂，河间鄚人也。”他积极支持曹操平定河北，被称为“民之先觉”；曹操对他也颇为信重，不仅一再任其为冀州地方官职，以稳定局势，后以其参丞相军事，历任东曹掾、太子少傅、太傅等职；曹丕称帝后，以其为侍中尚书仆射、司隶校尉、太常等。特别需要指出，邢颙为宦，不仅干能显著，而且德行突出，时人称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曹操曾为诸子“高选官属”，令曰：“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颙辈。”于是任其为平原侯曹植家丞，“颙防闲以礼，无所屈扰，由是不合。”说明他以儒家礼法约束曹植，颇为严正。曹操一度曾想以曹植为嗣，征询邢颙的意见，他说：“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重察之!”他显然是反对曹操以庶代嫡的。这体现出邢颙坚定的儒家礼法观念。陈寿在其传末“评曰”中赞其“贵尚峻厉，为世名人”，颇能概括其为人、行政的作风。邢颙入仕曹魏，作为冀州士人的主要代表之一，被赞誉为“北土之彦”，他受封关内侯，官至太常，奠定了其家族在魏晋时期地位不断上升的基础。
关于河间邢氏家族在魏晋之间的仕宦情况，《北史》卷四十三《邢峦传》载：“邢峦，字洪宾，河间鄚人，魏太常贞之后也。”曹魏时又有邢贞官至太常。不过，查考《魏书》卷六十五《邢峦传》，则未有此记载。如果这一记载属实，河间邢氏在曹魏时期有二人位列太常，进入统治集团的上层。《三国志·魏书·邢颙传》注引《晋诸公赞》载邢颙曾孙邢乔“有体亮局干，美于当世。历清职。元康中，与刘涣俱为尚书吏部郎，稍迁至司隶校尉。”邢乔在西晋颇有声誉，《世说新语·赏誉篇》载：“洛中铮铮冯惠卿，名蓀，是播子。蓀与邢乔俱司徒李胤外孙，及胤子顺并知名。时称：'冯才清，李才明，纯粹邢。’”从邢颙子孙在西晋“历清职”等情况看，当时河间邢氏代表性人物已成为当时士族社会的名士，其代表性房支已进入士族阶层了。
二、北朝河间邢氏代表人物之儒学修养及对其仕宦、门风之影响
从以上所考叙汉末、魏晋时期以邢颙为代表的河间邢氏主要代表人物看，他们应该具备了一定的学术文化修养。不过，在汉晋之间士风与学风激烈变革的时代文化背景下，邢氏人物似乎依然保持着汉代经律兼修的传统，没有学术上特别具有造诣的人物，这既说明在文化上尚处于积累的阶段，也与当时河北地区士人学风偏向保守的文化风尚直接相关。
永嘉之乱，中原动荡，西晋日渐崩溃，中州士族纷纷南迁。与河北地区著名的清河崔氏、博陵崔氏及范阳卢氏等世家大族少有南迁者一样，河间邢氏在两晋之际也未南徙。十六国时期，在诸胡政权统治的背景下，其家族代表人物大多退归乡里。《魏书·邢峦传》载其“五世祖嘏，石勒频征，不至。”考察十六国各胡人政权，虽间有汉族士人活动的身影，但出自著名大族者人数较少，影响有限，这与当时胡汉之间比较紧张的民族关系及汉族大族名士的心态直接相关。邢嘏拒绝出仕羯赵政权，正是如此。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河间邢氏家族代表人物出仕胡人政权是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魏书·邢峦传》载邢峦祖父邢颖，字敬宗，“以才学知名。世祖时，与范阳卢玄、勃海高允等同时被征。”《魏书》卷四《世祖纪上》载神麝四年（431)诏曰：
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马无为，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理废职，举逸民，拔起幽穷，延登俊乂，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虽殷宗之梦板筑，罔以加也。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
太武帝拓跋焘此次征士，在北魏汉化进程中是一个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其目的在于笼络河北汉族大族，扩大和巩固其统治基础。太武帝此次征召的对象，皆为河北最具代表性家族的名士，即所谓“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河间邢颖名列其中，可见其家族及个人的地位。拓跋焘对邢颖颇为信重，《魏书·邢峦传》载邢颖后因病还乡里，“久之，世祖访颖于群臣曰：'往忆邢颖长者，有学义，宜侍讲东宫，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对曰：'颖卧疾在家。’世祖遣太医驰驿就疗。”从拓跋焘称誉邢颖“有学义，宜侍讲东宫”的情况看，他应当是一位以儒学见长的“长者”。后来高允“以昔岁同征，零落将尽，感逝怀人，作《征士颂》……群贤之行，举其梗概”，其中赞誉邢颖说：“宗敬延誉，号为四俊，华藻云飞，金声夙振。中遇沈痾，赋诗以讯，忠显于辞，理出于韵。”（《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
比邢颖稍晚，邢氏另一代表人物邢祐也应征至平城。《魏书·邢峦传》载“峦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学尚，知名于时。”《魏书》卷八十四《儒林·平恒传》载：
时高允为监，河间邢祐、北平阳嘏、河东裴定、广平程骏、金城赵元顺等为著作佐郎，虽才学互有短长，然俱为称职，并号长者。允每称博通经籍无过恒者。
高允负责选拔著作佐郎，自然要挑选学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物，邢祐名列其中，也“并号长者”。《魏书·儒林传》载河北人陈奇，“爱玩经典，博通坟籍，常非马融、郑玄解经失旨，志在著述《五经》。始注《孝经》、《论语》，颇传于世，为搢绅所称。”陈奇是一个博通儒家经籍的经师，“与河间邢祐同召赴京”。陈奇是以儒学特长而被征召的，邢祐与其“同召赴京”，也当是以儒学经术见长的一位学者。
此后，深得北魏孝文帝重用的邢峦也是凭借其儒学修养得以入仕的。《魏书·儒林传序》载：“高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其余涉猎典章，关历词翰，莫不縻以好爵，动贻赏眷。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魏书》本传又载：
峦少而好学，负帙寻师，家贫厉节，遂博览书传。有文才干略，美须髯，姿貌甚伟。州郡表贡，拜中书博士，迁员外散骑侍郎，为高祖所知赏。……转中书侍郎，甚见顾遇，常参座席。高祖因行药至司空府南，见峦宅，遣使谓峦曰：“朝行药至此，见卿宅乃住，东望德馆，情有依然。”峦对曰：“陛下移构中京，方建无穷之业，臣意在与魏升降，宁容不务永年之宅。”高祖谓司空穆亮、仆射李冲曰：“峦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诏曰：“秀、孝殊问，经权异策，邢峦才清，可令策秀。”
邢峦以其多方面才能，深得孝文帝赏识。邢峦也曾参与相关礼制的讨论，《魏书》卷一o八《礼志四》载：世宗永平四年冬，“员外将军、兼尚书都令史陈终德有祖母之丧，欲服齐衰三年，以无世爵之重，不可陵诸父，若下同众孙，恐违后祖之义，请求详正。”于是朝廷诸儒纷纷议论，其中太常卿刘芳也上议，“尚书邢峦奏依芳议”。
从北魏太武帝至孝文帝时期，河间邢氏家族先后有邢颖、邢祐、邢峦三位代表人物获得重用，这在北魏前期与中期的汉化过程中，显得颇为突出，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家族儒学积累及其个人的名士身份。其中就政治地位而言，邢峦具有突出军政才干和业绩，宣武帝时以都督梁、汉诸军事、征西将军的身份，负责控制汉中和镇摄巴蜀之重任；后萧梁出兵徐兖，邢峦受命都督东讨诸军事、安东将军，对稳定淮北的军事局势贡献卓著。《魏书》本传称其善于治军，“峦自宿豫大捷，及平悬瓠，志行修正，不复以财贿为怀，戎资军实丝毫无犯”，官至殿中尚书，加抚军将军。延昌三年，邢峦因疾而亡，史称其“才兼文武，朝野瞻望”（《魏书》卷六十五《邢峦传》)，可谓一代名臣。以往邢氏代表人物主要从事著作方面的官职，邢祐虽曾出任平原太守，“政清刑肃，百姓安之”，表现出一定的行政业绩，而邢峦以“文史”学业入仕，长期致力军政事务，功绩显著，这对其家族地位的提升作用明显。作为儒士而具有军政干才，邢峦体现了汉代以来“经律兼修”、师吏合一的文化传统，这与魏晋以来“儒玄双修”的浮华士风明显不同。
河间邢氏人物“经律兼修”，尤其精擅礼制，邢虬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魏书·邢峦传附邢虬传》载：
（虬)少为《三礼》郑氏学，明经有文思。举秀才上第，为中书议郎、尚书殿中郎。高祖因公事与语，问朝觐宴飨之礼，虬以经对，大合上旨。转司徒属、国子博士。高祖崩，尚书令王肃多用新仪，虬往往折以《五经》正礼。转尚书右丞，徙左丞，多所纠正，台阁肃然。时雁门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轘之而潴其室，宥其二子。虬驳奏云“君亲无将 将而必诛。今谋逆者戮及期亲，害亲者今不及子，既逆甚枭镜，禽兽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绝，遗育永传，非所以劝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若圣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不则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听配匹。《盤庚》言'无令易种于新邑’ ，汉法五月食枭羹，皆欲绝其类也。”奏入，世宗从之。
邢虬精修《三礼》之学，“明经有文思”，他在行政实践中，以经释律，这也是汉儒的传统。特别需要指出，邢虬在礼仪方面，对由南入北的琅邪王肃所制定的孝文帝丧礼方面的“新仪”，颇不赞同，“往往折以《五经》正礼”。这体现出作为北朝儒学旧族的邢氏在礼学方面保持着汉代学术传统的特征，而与南朝玄学化“新仪”有所不同。
邢虬长子邢臧，也精于礼制。《魏书》卷八十五《文苑·邢臧传》载：
邢臧，字子良，河间人，光禄少卿虬长孙也。幼孤，早立操尚，博学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龟中举秀才，问策五条，考上第，为太子博士。正光中，议立明堂，臧为裴頠一室之议，事虽不行，当时称其理博。
邢臧参与“议立明堂”的讨论，“当时称为理博”，可见颇精礼制。邢峦侄邢昕，《魏书》卷八十五《文苑·邢昕传》载：
邢昕，字子明，河间人，尚书峦弟伟之子。幼孤，见爱于祖母李氏。……受诏与秘书监常景典仪注事。出帝行释奠礼，昕与校书郎裴伯茂等俱为录义。
据《魏书》卷八十二《常景传》，常景自孝文帝、宣武帝以来，一再负责修订法律、朝仪，明帝时受敕“撰太和之后朝仪已施行者，凡五十余卷”，是北魏后期典制方面的代表人物。邢昕在孝武帝太昌年间“受诏与秘书监常景典仪注事”，说明他具有相当的礼制方面的修养。
北魏末及东魏、北齐之际，河间邢氏在经术方面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邢卲，他是邢臧之弟，在儒家学术与礼法方面也颇多建树，有“文学之首，当世荣之”的美誉。《北齐书》卷三十六《邢卲传》载邢卲于太昌年间任国子祭酒，及至东魏，“累迁太常卿、中书监，摄国子祭酒。是时朝臣多守一职，带领二官甚少，卲顿居三职，并是文学之首，当世荣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景明寺”条下载：
（邢）子才洽闻博见，无所不通，军国制度，罔不访及。自王室不靖，虎门业废，后迁国子祭酒，谟训上庠。子才罚惰赏勤，专心劝诱，青领之生，竟怀雅术，洙泗自风，兹焉复盛。
可见，在北魏末年，邢卲负责儒学教育事务，地位显著。邢卲精于朝仪，《北史·邢峦传附邢卲传》载“孝昌初，与黄门侍郎李琰之对典朝仪。”东魏时期，依然如此，《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景明寺”条下载邢卲为中书令，“时戎马在郊，朝廷多事，国礼朝仪，咸自子才出。”北齐代魏之际，邢卲还参与制定禅代仪注。又，邢卲也熟悉丧礼，“及文宣崩，凶礼多见讯访，敕撰哀策。”（《北史》卷四十三《邢峦传附邢卲传》)对于邢卲的儒学修养及其礼仪方面的建树，《北齐书·邢卲传》有一段较为概括的记载：
（卲)博览坟籍，无不通晓。晚年尤以《五经》章句为意，穷其指要。吉凶礼仪，公私咨稟，质疑去惑，为世指南。每公卿会议，事关典故，卲援笔立成，证引该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顷。
可见在儒学方面，邢卲涉猎广泛，钻研甚深，为一代通儒；在礼仪制度上，他更是驾轻就熟，“为世指南”。
在法律制度方面，邢卲在东魏、北齐时期，先后两次参与修律。一次在东魏时，《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景明寺”条下载：
暨皇居徙邺，民讼殷繁，前格后诏，自相与夺，法吏疑狱，簿领成山。乃敕子才与散骑常侍温子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决疑，州郡用为治本。
至于邢卲第二次参与修律，《北齐书》卷二十九《李浑传》载其“天保初，除太子少保，邢卲为少师，杨愔为少傅，论者为荣。以参禅代仪注……删定《麟趾格》。”《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李铉传》载：“天保初，诏铉与殿中尚书邢卲、中书令魏收等参议礼律，仍兼国子博士。”《北史》卷三十三《李灵传附李浑传》所载更为完整：“齐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时太常邢卲为少师，吏部尚书杨愔为太傅，论者荣之。……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敕浑与邢卲、魏收、王昕、李伯伦等修撰。”此事发生在北齐文宣帝高洋之时。不仅如此，《北史·邢峦传附邢卲传》还记载了邢卲议律的二则实例：
旧格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不然则绢十匹。仆射崔暹奏绝之。卲云：“此格不宜辄断。句践以区区之越，赏法：生三男者给乳母。况以天下之大而绝此条! 舜藏金于山，不以为乏，今藏之于民，复何所损。”又准旧皆讯囚取占，然后送付廷尉。卲以为不可，乃立议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丞相不问斗人，虞官弓招不进。岂使尸祝兼刀匕之役，家长侵鸡犬之功。”诏并从之。
可见，邢卲对法律制度及其功用确实颇为熟悉。
北齐时期，河间邢氏还有一位儒者。《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邢峙传》载：
邢峙，字士峻，河间鄚人也。少好学，耽玩坟典，游学燕、赵之间，通《三礼》、《左氏春秋》。天保初，郡举孝廉，授四门博士，迁国子助教，以经入授皇太子。峙方正纯厚，有儒者之风。厨宰进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显祖闻而嘉之，赐以被褥缣纩，拜国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民吏爱之。
邢峙不仅精通儒家典籍，而且“方正纯厚，有儒者之风”，是一个学识渊博的纯正儒者。关于邢峙学识之渊博，《颜氏家训·勉学篇》载有一则实例：
《榖梁传》称公子友与莒挐相搏，左右呼曰“孟劳”。“孟劳”者，鲁之宝刀名，亦见《广雅》。近在齐时，有姜仲岳谓：“'孟劳’者，公子左右，姓孟名劳，多力之人，为国所宝。”与吾苦诤。时清河郡守邢峙，当世硕儒，助吾证之，赧然而伏。
颜之推以邢峙为“当世硕儒”，绝非虚言。不过，邢峙未列入《魏书》、《北史》之《邢峦传》，他应该是河间邢氏宗族其他房支的人物。
由上所述，可见河间邢氏自汉晋以来，便已形成了家族的儒学教育的传统，在北魏汉化过程中，邢氏作为北方汉族儒学世族的代表得到重视。在北魏中后期及东魏、北齐之际，至少有七位邢氏代表人物充任国子博士，还有担任国子祭酒等职务者，有的还出任皇太子的经学老师或侍读，显示了其家族儒学文化方面的优势。邢氏人物多精擅礼法制度，他们一再参与历代礼制、法制方面的建设，这不仅对其家族人物的仕进具有重要的助益，而且对促进当时北朝统治者的汉化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河间邢氏之世代儒学传承，这在其家族孝友门风中也明显的表现出来。关于邢氏孝友门风，有几则典型事例。一是邢峦弟邢晏，《魏书·邢峦传附邢晏传》载：
晏笃于义让，初为南兖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启其孤弟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后为沧州，复启孤兄子昕为府主簿，而其子并未从官。世人以此多之。
邢晏注重家族整体利益，深得孝友之道。又，《魏书·邢峦传附邢虬传》载：
虬母在乡遇患，请假归。值秋水暴长，河梁破绝，虬得一小船而渡，漏而不没，时人异之。母丧，哀毁过礼，为时所称。
邢虬恪守儒家孝道。又，《北齐书·邢卲传》载：
卲率情简素，内行修谨，兄弟亲姻之间，称为雍睦。……事寡嫂甚谨，养孤子恕，慈爱特深。在兖州，有都信云恕疾，便忧之，废寝食，颜色贬损。及卒，人士为之伤心，痛悼虽甚，竟不再哭，宾客吊慰，抆泪而已。其高情达识，开遣滞累，东门吴以还，所未有也。
邢卲个人“内行修谨”，重视家族内外的和睦亲善。以上诸人的孝友表现是邢氏家族儒学文化传统熏染的必然结果，他们的相关事迹见载于史册，固然可称为典型，其实，其他邢氏人物也当多如此。
三、北朝后期河间邢氏代表人物的文学才能及其名士风采
由上文考叙可见，与北朝诸多世家大族一样，河间邢氏家族学术文化的核心与传统是儒家经术，这是他们保障宗族团结、维护家族门第、争取仕宦地位的文化基础与优势所在。不过，具体考察河间邢氏之家族文化，我们不难发现在北魏后期以来，河间邢氏的一些代表人物在思想作风、行为举止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名士化”特征，他们或“雅好文咏”，或“性好谈赏”，任情率性，与南朝的玄学化名士颇为相似，而绝非一般的浅薄陋儒。这有助于丰富其家族文化的色彩，增强其家族的文化适应能力。
河间邢氏代表人物多具有文学才能。如邢峦，《魏书》本传称其有“文才干略”，他得参与魏孝文帝的文学活动。《魏书》卷五十六《郑羲传附郑道昭传》载：
（郑道昭）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焉。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江外。”郑懿歌曰：“云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谓道昭曰：“自比迁务虽猥，与诸才俊不废咏缀，遂命邢峦总集叙记。当尔之年，卿频丁艰祸，每眷文席，常用慨然。”
孝文帝喜好文雅，士大夫聚会时，常“与诸才俊不废咏缀”，并命邢峦将这些唱和歌咏“总集叙记”。邢峦受命“总集叙记”，说明他不仅常参与孝文帝的这类雅聚，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又，《魏书》卷十九《景穆十二王·任城王元澄传》载孝文帝南征后回到洛阳，引见王公侍臣，说：“光景垂落，朕同宗则有载考之义，卿等将出无远，何得默尔，不示德音。”于是“即命黄门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峦、崔休等赋诗言志。”宣武帝时，邢峦曾受命负责撰《孝文起居注》，《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史臣回顾北魏国史撰修过程时曾说：“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当时修史，首先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学才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河间邢氏人物有二位列入《魏书·文苑传》，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家族文化的特色。其中邢臧具有多方面才干，在文辞方面，“为特进甄琛《行状》，世称其工。与裴敬宪、卢观兄弟并结交分，曾共读《回文集》，臧独先通之。撰古来文章，并叙作者氏族，号曰《文谱》，未就，病卒，时贤悼惜之。其文笔凡百余篇。”可见邢臧不仅是一位文士，而且是一位文学史家，《文谱》是很具特色的文学史著作。另一位邢昕，“好学，早有才情”，曾为车骑大将军萧宝夤东閤祭酒，“委以文翰”；后“吏部尚书李神俊奏昕修《起居注》”；天平初，应征至邺城，“既有才藻，兼长几案。自孝昌之后，天下多务，世人竟以吏工取达，文学大衰。司州中从事宋道游以公断见知，时与昕嘲谑。昕谓之曰：'世事同知文学外。’游道有惭色。……所著文章，自有集录。”邢臧父邢虬也有文学才能，《魏书·邢峦传》载邢虬“所作碑颂杂笔三十余篇”。
北魏末年及东魏、北齐之际，河间邢氏家族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文学之士——邢卲。邢卲的出现及其文学地位的奠定，固然有复杂的社会与时代原因，但从家族文化的角度看，邢氏有重文之传统，特别是其父邢虬、兄邢臧等，早以文才著名，为邢氏文学上最兴盛之房支，这给邢卲的成长提供了比较优越的家族文化环境。关于邢卲的文学活动及其地位，《北齐书·邢卲传》载之甚详：
年五岁，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见而奇之，曰：“此子后当大成，位望通显。”十岁，便能属文，雅有才思，聪明强记，日诵万余言。族兄峦，有人伦鉴，谓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儿，非常人也。”……尝因霖雨，乃读《汉书》，五日，略能遍记之。后因饮谑倦，方广寻经史，五行俱下，一览便记，无所遗忘。文章典丽，既赡且速。年未二十，名动衣冠。尝与右北平阳固、河东裴伯茂、从兄罘、河南陆道晖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饮，相与赋诗，凡数十首，皆在主人奴处。旦日奴行，诸人求诗不得，卲皆为诵之，诸人有不认诗者，奴还得本，不误一字。诸人方之王粲。吏部尚书李神俊大相钦重，引为忘年之交。
可见邢卲博涉经史，尤擅文学，才情勃发。北魏明帝时，元叉任尚书令，李神俊与著名文士袁翻在座，元叉命邢卲作谢表，“须臾便成，以示诸宾”，李神俊赞曰：“邢卲此表，足使袁公变色。”北魏之末，邢卲已成为最具代表的文学之士，《北齐书》本传载：
自孝明之后，文雅大盛，卲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于时袁翻与范阳祖莹位望通显，文笔之美，见称先达，以卲藻思华赡，深共嫉之。每洛中贵人拜职，多冯卲为谢表。尝有一贵胜初受官，大集宾食，翻与卲俱在座。翻意主人托其为让表。遂命卲作之。翻甚不悦，每告人云：“邢家小儿尝客作章表，自买黄纸，写而送之。”卲恐为翻所害，乃辞以疾。
可见年轻的邢卲以文学才能“独步当时”。东魏、北齐之际，邢卲的文学地位更为巩固，《北齐书》本传载：
词致宏远，独步当时，与济阴温子昇为文士之冠，世论谓之温、邢。钜鹿魏收，虽天才艳发，而年事在二人之后，故子昇死后，方称邢、魏焉。
《北齐书》本传又载其“有集三十卷，见行于世”，其子邢大宝“有文情”。
由上所述，邢卲在文学方面，自少长于作文，在政治应用文体方面，文思敏捷，文章华丽，即所谓“文章典丽，既赡且速”；其入仕后，在抒情文章也才华横溢，以“藻思华赡”成为士林楷模，“雕虫之美，独步当时”。邢卲之文学地位与成就之所以臻于如此境界，固然与其家族文化之积淀不无关系，也与当时北朝之文学氛围密切相关，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邢卲很注意取法南朝之文学艺术精神。邢卲模拟南朝文学风尚，其取法对象主要是沈约。《颜氏家训·文章篇》说：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忆语也。”深以此服之。
邢卲推崇沈约的作文观念。《颜氏家训·文章篇》又载：
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征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可见，无论邢卲，还是魏收，尽管他们相互如何争奇竞胜，实际上当时他们都自觉地模拟南朝的文学风尚。作为北朝后期最杰出的文学家，邢卲等人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自十六国以来，北方文学艺术长期处于荒废状态，自北魏孝文帝以来才逐步恢复，其起点相对较低，而南朝的文学艺术则取得长足的进步。因此，邢卲诸人取法、模拟南朝文风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随着邢卲文学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也主张在文学方面应该有所创新，提出了一些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思想。他在《萧仁祖集序》中曾说：
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原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
很显然，邢卲主张文学风尚应随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这无疑是正确的。只是在当时，邢卲及其同时代的北朝文士尚无法完全摆脱对南朝文学的模拟。此外，邢卲主张写作文章应追求精益求精，他曾称赞萧仁祖之文“可谓雕章间出”（邢卲：《萧仁祖集序》，《全北齐文》卷三），其本人在创作中也是追求“雕虫之美”的；他还主张文章应表现作者的思想，要体现出比较深刻的思想寄托。他称赞广平王为文“方见建安之体，复闻正始之音”（邢卲：《广平王碑文》，《全北齐文》卷三），就是提倡文章的思想要深邃、切旨，他本人为文“词致宏远，独步当时”，说明他是自觉实践其这一文学主张的。
从上文所考述，可见河间邢氏主要代表人物在文化上既是精擅礼制的儒者，也是才华横溢的文士。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论及南北朝学风差异时曾说过，自末俗以来“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故南朝通才甚多，“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他以为邢卲是东魏、北齐之际唯一的博涉通才，可谓“上品”之人。邢卲的出现，很能说明其家族文化的某些特征。如邢晏，《魏书》卷二十二《孝文五王·京兆王愉传》载：“愉好文章，颇著诗赋。时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莹、邢晏、王遵业、张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显然，邢晏也是一个公认的“才士”。其他邢氏文学人物都具有这种“才士”的品格。他们既博通经史，具有丰厚的学识；又擅长作文，表现出炫目的才华。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邢氏人物普遍地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名士气质与家族风尚。
考察北朝后期文化变迁的趋势，不能不说文学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官吏选举过程中，特别秀才策试，非常重视文学才能，以致一些宿儒也“恨不学属文”（《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刘昼传》）。此外，随着与南朝文化交流的不断的深入，南朝的玄学化风尚的影响日益扩大，像河间邢氏这样具有文学传统的家族，相对而言，能够比较快地接受南朝新风。北魏后期，特别是东魏、北齐之际，河间邢氏人物表现出明显的名士化特征。如邢晏，《魏书·邢峦传》载其“美风仪，博涉经史，善谈释老，雅好文咏。”所谓“善谈释老，雅好文咏”，这是玄化的典型特征。又，《北齐书》卷二十九《李浑传附李绘传》载李绘自幼聪颖，“及长，仪貌端伟，神情朗俊。河间邢晏，即绘舅也。与绘清言，叹其高远。每称曰：'若披云雾，如对珠玉，宅相之寄，实在此甥。’”又邢晏与李绘“清言”，可见他平时常谈论玄理。
在谈论玄理及生活方式名士化方面，河间邢氏最突出的代表依然是邢卲。北魏后期，邢卲在洛阳便参与诸名士的交游，《北齐书》本传载其“少在洛阳，会天下无事，与时名胜专以山水游宴为娱，不暇勤业。”当时，受南朝士风影响，在洛阳形成了一些名士交游雅集的圈子，他们或谈论玄理，或诗赋歌辞，成为北朝新士风的典型代表。北魏之末，政局动荡，这些名士则以雅聚作为避世的手段。尔朱荣入洛发动河阴之变前，邢卲与王昕等名士追随青州刺史元罗，“终日酣赏，尽山泉之致”（《北齐书》卷三十六《邢卲传》）；后来他又与杨愔等人“避地嵩高山”（《北齐书》卷三十六《邢卲传》）；东魏、北齐之际，他与王昕、杜弼等人交游谈论，“性好谈赏，不能闲独，公事归休，恒须宾客自伴”（《北齐书》卷三十六《邢卲传》）。根据相关记载，邢卲是当时士人雅聚的主要召集人，可谓名士群体的领袖人物。《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景明寺”条下载：
（邢卲）志性通敏，风情雅润，下帏覃思，温故知新。文宗学府，腾班、马而孤上，英规胜范，凌许、郭而独高。是以衣冠之士，辐辏其门，怀道之宾，去来满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门，沾其赏者，犹听东吴之句。籍甚当时，声驰遐迩。
邢卲作为当时的“文宗学府”，深得名士阶层的尊崇。
邢卲对玄理深有探究，《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载邢卲在武定六年曾参与东魏孝静帝组织的有关佛理的谈论：“（武定）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于显阳殿讲说佛理，弼与吏部尚书杨愔、中书令邢卲，秘书监魏收等侍法筵。”当时谈论佛理，自然牵扯到玄理。又载杜弼“尝与邢卲扈从东山，共论名理”。二人所谈，主要集中在生死等问题上，“邢以为人死还生，恐为蛇画足”；杜弼则从道家的理论出发，以为“物之未生，本亦无也，无而能有，不以为疑。因前生后，何独致怪”。进而双方论及神灭与神不灭问题，邢卲以为人之生命如植物，无不死之理；“神之在人，犹光之在烛，烛尽则光穷，人死则神灭。”“前后往复再三，邢卲理屈而止，文多不载”。这里说邢卲“理屈而止”，颇令人费解，二人各持一端，很难说服对方。邢卲主张“神灭论”，反对佛教，恐怕与当时上层社会的主流思潮有冲突，讨论难以继续下去了。邢、杜“共论名理”，涉及玄学、儒学及佛教思想等多方面问题，值得关注，邢卲的思想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北史》卷三十三《李孝伯传》载李士谦“善谈玄理”，曾与客谈论，客“不信佛家应报义”，客曰：“邢子才云'岂有松柏后身，化为樗栎’ ，仆以为然。”此人与李士谦谈论，引用邢子才的论点，可见其学说之影响。邢卲谈理，不信佛教“应报”思想和“神不灭论”，坚守儒家的基本思想，这与其儒学旧族的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关于邢卲的名士作风，《北齐书》本传载：
（邢卲）虽望实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脱略简易，不修威仪，车服器用，充事而已。有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果饵之属，或置之梁上，宾至，下而共噉。天姿质素，特安异同，士无贤愚，皆能顾接，对客或解衣觅虱，且与剧谈。有书甚多，而不甚雠校。见人校书，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始复校此。且误书思之，更是一适。”妻弟李季节，才学之士，谓子才曰：“世间人多不聪明，思误书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劳读书。”与妇甚疏，未尝内宿。自云尝昼入内閤，为狗所吠，言毕便抚掌大笑。
从上所载，邢卲为人之做派，颇与魏晋任诞率性的名士相似。这显然是他受南朝玄化士风影响的结果。
河间邢氏代表人物在学术文化上不仅兼综经史，擅长文学，成为北朝世族社会的“学宗文府”，而且具有名士风采，善于谈论，有口辩之才，显现出鲜明的文化特色。这使得其家族人物在南北朝使节交往过程中颇受重视。当时南北朝相互间通使，使节的挑选很重视才学，无不“妙简行人”，《北史》卷四十三《李崇传附李谐传》便称：“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义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邢氏人物则一再充当使节和接待南使的主客郎。据《魏书·邢峦传》，邢峦祖邢颖，“后拜中书侍郎，假通直常侍，宁朔将军、平城子，衔命使于刘义隆。”邢峦叔祖邢祐曾“假员外散骑常侍，使于刘彧”，这是北魏与刘宋明帝之交往；邢祐子邢产，“假员外常侍、鄚县子，使于萧赜。产仍世将命，时人美之”。邢祐父子二人连续出使南朝刘宋与萧齐，难怪“时人美之”。邢晏子邢亢，东魏时“兼通直散骑常侍，使于萧衍，时年二十八。”邢峦本人也曾“兼员外散骑常侍，使于萧赜”。邢峦侄邢昕，《魏书·文苑·邢昕传》载其于东魏“兴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于萧衍。昕好忤物，人谓之牛。是行也，谈者谓之牛象斗于江南。”其实，东魏、北齐之际，邢卲才名甚著，在南朝颇有声名，是当时很合适的使节人选。对此，南朝怀有强烈的期待，《北史·邢峦传附邢卲传》载：
于时与梁和，妙简聘使，卲与魏收及从子子明被征入朝。当时文人，皆卲之下，但以不持威仪，名高难副，朝廷不令出境。南人曾问宾司：“邢子才故应是北间第一才士，何为不作聘使?”答云：“子才文辞实无所愧，但官位已高，恐非复行限。”南人曰：“郑伯猷，护军犹得将令，国子祭酒何为不可?”卲既不行，复请还故郡。
可见当时围绕邢卲是否出任使节，南北双方曾进行了“外交协商”，南人以为邢卲为“北间第一才士”，希望他能出使萧梁。东魏以“官位已高”搪塞，则实在勉强。但无论如何，依照当时的聘使标准，邢卲是最合适担当这一角色的人选，则是没有疑问的。
综上所述，河间邢氏作为兴自汉魏之际的具有代表性的河北世族，进入北魏以后，特别在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以后，其家族子弟凭借深厚的儒学文化根基，人才辈出，并不断参与到北魏的汉化进程中，不仅致力于经史学术方面的研究，而且积极参与北朝的典章文物制度的建设中。这既给其家族入仕北朝提供了优越的文化条件，也对北朝的深入汉化和民族融合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河间邢氏人物还多具有文学才能，世代相承，积累日丰，以致在东魏、北齐之际，其家族人物出现了“北间第一才士”邢卲这样的杰出文人。邢氏家族文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南学北输的时代背景下，邢氏才俊善于汲取南朝士风与学风的精髓，其代表人物成为北朝后期玄化名士群体的领袖，推动着南风北渐、南北文化融通的历史进程。从这一角度看，河间邢氏家族在中古社会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值得我们给予应有的关注。
《学术与探索》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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