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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八家野中求变不同，李叔同与张大千二家是稳中出新者。叔同号息霜，出家后法名演音，字弘一。金石书画音律无一不精，尝与欧阳予倩组春柳社，首倡话剧艺术，又邀请同志建乐石社，自任社长，后并入孤山西泠印社。出家前将所贮印章悉付西泠，印社为筑印藏保存之。 余尝论叔同书法凡三变：在俗时用笔方折，其气刚猛，如狮子搏象然；披剃后用笔圆融，其气静穆，如老僧入定；灭度前手“悲欣交集”四字，则世虑全消，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无迹可寻矣。其篆刻亦分三期：早年诸作，取法不高，是未能入门者；乐石社时期，效法悲盦，间参秦汉，亦未称能；出家后虽潜心律学，而偶涉铁笔，则朴茂淹雅，非秦汉明清所能范围者。自述心得云：“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观之，斯可矣。不唯写字，刻印亦然。” 弟子丰子恺尝论弘一大师出家因缘，以登第三层楼譬之，今观大师书刻造诣，亦俱在三楼以上矣。 赞曰： 大小孤山是旧游，立身已在三层楼。 谈律不废操觚事，书印俱臻最上流。 
（图29-1）见笑大方 
（图29-2）一片冰心 
（图29-3）山气日夕佳 
（图29-4）庚辰生 学艺有“开口乳”之说，《西湖二集》中有这样一段话：“人家儿子初读书起，就如小孩子初生出来吃开口乳一般，吃了这娘母的乳，便一生像这娘母光景。所以开口乳第一要吃得好，若开口乳吃得好时，毕竟到底无差。”在篆刻方面，李叔同所吃的“开口乳”决不算好，他治印由家里的帐房徐耀廷发蒙，后来又向津沽名家唐静岩先生请教，徐、唐二先生的水平高下不好妄议，不过1995年天津人美影印龚望先生珍藏《李叔同印存》，据称是叔同早年印作，披览其中的作品，水平高下参差，风格多样，似乎不出于一人之手，据叔同撰《李庐印谱》序言说：“爰取所藏名刻，略加排辑，复以手作，置诸后编，颜曰李庐印谱。”如果这份印存便是《李庐印谱》的底本的话，那么谱中还杂有叔同所收藏的前贤名作，兹据中国佛教协会弘一法师诞辰一百周年编印纪念集所附篆刻图片与印存对照，至少有“见笑大方”、（图29-1）“一片冰心”、（图29-2）“山气日夕佳”（图29-3）等三枚可以肯定为叔同真迹，此外，在写给徐耀廷信上所钤“庚辰生”，（图29-4）亦见于此印谱，可以认为真迹。就此四印而言，“其俗在骨”的评语绝非过分。 
（图29-5）文涛长寿 
（图29-6）文涛 
（图29-7）叔桐篆隶 乐石社是1914年由浙江一师学生丘志贞发起的金石社团，李叔同作乐石社记有云：“同学丘子，年少英发，即耽染翰，尤嗜印文，较秦量汉，笃志爱古，遂约同人，集为兹社，树之风声，颜以乐石，切磋商兑，初限校友，继而张皇，他山取益，志道即合，声气遂孚。”叔同积极参加乐石社活动，并一度担任社长，负责选编《乐石集》，由此获得社友赠刻颇多，但己作甚少。1916年夏叔同往虎跑寺试验断食，1918年正式在虎跑定慧寺出家，出家时将所用印章都交付西泠印社，印社凿石为窟加以埋瘗，题名为“印藏”，老朋友叶叶舟撰书题记云：“同社李君叔同将祝发入山，出其印章移储社中。同人用昔人诗龛、书藏遗意，凿壁庋藏，庶与湖山并永云尔。戊午夏叶舟识。”1960年代印藏被发掘，共有印章九十三枚，除这枚白文“文涛长寿”以外，（图29-5）其余皆是叶叶舟、王福厂、经亨颐、夏丏尊、费龙丁等镌刻。不仅这枚硕果仅存的印章水平不高，大约作于同一时期的“文涛”、（图29-6）“叔桐篆隶”（图29-7）也乏善可陈。 
（图29-8）大慈 
（图29-9）大心凡夫 
（图29-10）僧胤 
（图29-11）胤
（图29-12）弘一手书 据说俗病无药可医，如果有药的话，那便是宗教。在品藻录中曾有这样的表述：“弘一上人在俗时极富西洋艺术天才，作素描画、饰茶花女、谱春游曲，皆开风气之先，至于书法篆刻，虽是会家，而成就未高。今论上人书法，在俗时与出家后，不特风格迥异，雅俗似亦有天渊之别。”在观看了上述七枚印例以后，应该承认所言不虚。成为弘一法师以后的李叔同，书法篆刻艺术居然在忽然之间由俗变雅，宗教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1922年弘一将出家后刻的五方印章拓赠老友夏丏尊，印章皆是白文，依次为“大慈”、（图29-8）“弘裔”、“大心凡夫”、（图29-9）“僧胤”（图29-10）、“胤”（图29-11），亲笔题记说：“十数年来久疏雕技，今老矣，离俗披剃，勤修梵行，宁复多暇耽玩于斯。顷以幻缘，假立囗名，及以别字，手制数印，为志庆喜。后之学者览兹残砾，将毋笑其结习未忘耶。于时岁阳玄黓，吠舍佉月，白分八日。余与丏尊相交久，未尝示其雕技，今赍以供山房清赏。弘裔沙门僧胤并记。”（图29-12）这几方印与他出家后的书法一样，真是消尽了人间烟火气，故沈禹钟印人杂咏赞叹说：“飘然出世一僧枯，留予朋曹印与书。脱尽人间烟火气，不嫌文字相难除。”
（图29-13）南无阿弥陀佛
（图29-14）弘一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专意佛法，当然不会在艺术等细末事体上虚费功夫，他使用印章多由朋友篆刻，法师在著名“与晦庐论文艺书”中提到“承刊三印，古穆可喜，至用感谢”，晦庐名许霏，是法师晚年移居泉州后结识的朋友，据许霏回忆，另一封“与晦庐论刻石书法书”的受信人其实是另一位篆刻家马海髯先生，信中说到：“承示印稿，至佳。刀尾扁尖而平齐若椎状者，为朽人自意所创。椎形之刀仅能刻白文，如以铁笔写字也。扁尖形之刀可刻朱文，终不免雕琢之痕，不若以椎形刀刻白文能得自然之天趣也。此为朽人之创论，未审有当否耶。”又云：“仁者暇时，乞为刻长形印数方，因常须用此形之印，以调和补救所写之宇幅也。朽人写字时，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之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故朽人所写之字，应作一张图案画观之则可矣。不惟写字，刻印亦然。仁者若能于图案法研究明了，所刻之印必大有进步。因印文之章法布置，能十分合宜也。又无论写字、刻印等亦然，皆足以表示作者之性格（此乃自然流露，非是故意表示）。朽人之字所表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乞刻印文，别纸写奉。”据许霏回忆，马海髯为法师刻印远比许刻为多，在弘一法师身后留下的四十余方印章中，已分不清孰为己刻，孰为马刻、许刻，但这枚带造像的“南无阿弥陀佛”、（图29-13）朱文“弘一”，（图29-14）无论出于谁手，都是佳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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