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宋末年，蒙古铁骑南下中国，对南方汉民族展开疯狂屠杀。他们在抵抗猛烈的蜀地曾创造“空城”记录，在成都大屠杀中，一次就杀死汉人一百四十万。（注：此记录源自元人历史笔记《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就这样，蒙古铁骑以屠城的方式征服了汉民族，在中国地面上，建立蒙元帝国。 明朝末年，建州女真人沿用了这一做法。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一场场屠杀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他们用屠杀征服汉民族，逼汉人剃发。之后，被征服后的汉人，逐渐习惯了女真人的强加辫子，乃至清末革命起，革命党要剪辫子时，有些汉人竟因辫子被剪而自杀发疯。 于是，认准此道的后继者就有了南京大屠杀。目的就是想像从前的游牧民族一样，以屠杀威吓征服汉民族，成为中国新主。 当屠杀与征服划上等号，那么屠杀就成为战功。把中国人杀服了，不仅我们是日本的英雄，而且被征服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后人也像崇拜征服他们的游牧民族首领一样，会拿咱们当英雄——怀揣着这样的征服观，南京城里的日军开始大开杀戒。 在这场大屠杀中，日本下层军官的表现尤为突出，因为他们立功心切。其中有两个下层军官的表现，引世人瞠目。那是同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两个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野田毅。他们在中国南京的这场大屠杀中，做出了魔兽级表现：一人杀了105，另一个杀了106，其“赫赫战功”登上了东京主流报纸《日日新闻》。 在解释杀人动机时，向井敏明坦陈：“颂扬武功，以博女界之羡慕，期能获得佳偶。”杀中国人建战功，可以博得本国女性青睐，回国讨个好老婆。 在后来被南京军事法庭处死时，此魔兽站立不跪，还在最后遗言写下“我视死为天命，将日本男儿堂堂之躯化为中国之土”。俨然，自视为一个壮志未酬的英雄。 现存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有不少来自日本兵的战时日记，这些战时日记虽然偶有个人悲悯，但从军人角度上说，他们对这场屠杀大多并不后悔，甚至理由很充分，就像著名的《东史郎日记》所写的那样： “中国人抵抗了，那我们就非得打下去不可，就这么回事。没人觉得懊悔，包括我自己在内。” 因为理由充分，又有“历史经验”，所以他们对屠杀中国人没有丝毫负罪感。用他们的话来说，杀死一个中国人，就像剁死一条鱼，宰掉一头猪。 亲历南京屠杀的岩川达夫，在《有血有肉的大兵》中就这样写到： “杀掉敌方士兵，对笠原军曹而言，和剖一条鲤鱼没什么两样。” 《东史郎日记》更有这样一段话： “现在，只要是支那人，士兵们杀起来毫不手软，没有半点踌躇。用刺刀杀人比杀一只鸡还容易。在他们看来支那人的尸体还不抵一头死猪。” 而最令屠夫得意的，是被屠者的表现，大多选择不反抗而跪着等死。 在大屠杀的日记中，引颈就戮的记录太多了，上千名中国被俘者，只用几条长绳大致那么一牵，就老老实实地被几个侵略兵押到江边杀光；被活埋者遵从刽子手的意志先为同伴、后为自己挖好了坟墓——这是何等令屠夫们感到省事的对手！ 无需讳言，在大屠杀中那些奉命挖坑活埋同胞及自己，还有跪着等死的华夏男人，早已泯灭了血性。从古至今，中国的一些国学家总是在讲：中华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讲中庸之道，提倡“和为贵”，不提倡“硬碰硬”。然而，“和文化”就一定以失去血性为代价吗？中国道家推崇阴柔功夫，盛赞舌头的不朽，但没有牙齿的口腔，徒有舌头又能干什么呢？当“和文化”异化为“雌化”，汉魂失去了铁和血，则华夏民族无论人数如何之多，都是毫无反抗力的土豆与羔羊。这样的民族，如何能令独夫强盗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八十年过去了，我坚信，现代化的日本，很难在经济崛起的中国再造这样的人间悲剧。然而角马的退化，首先不是外来豺狼造成的，而是源于自身及内部生长环境的变异。因为抱着“强奸成功即认贼作父”的“中国历史观”，豺狼虎豹一次次在神州大地肆意屠戮。甲午之败，人家是欺你的政制不行；南京之屠，人家是欺你的人心不行。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泱泱中华失掉了汉唐雄风、贫血的苟且文化盛行？一个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没有人心精神的革变是否能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