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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ONHISTORY 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本电影期刊，拍过中国第一部彩色有声纪录电影，并第一次用摄影机拍摄了熊猫； 他，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张艺谋、张黎、顾长卫都是他的学生； 他拍的电影，主要用于教学，电影银幕就是他的讲台，拍电影、放电影就是他的一生。 他就是中国电影教育的先驱，孙明经。 抗战前夕猎影 重庆大轰炸时，大火烧起，大家都往外逃，只有一个人往里冲。 他扛着一部摄影机，拍下这惨烈的一幕。他刚拍了一会儿，就被逮捕了，“不救火，还拍电影！肯定是汉奸！” 因为拍电影被逮捕，对孙明经而言，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他只是可惜，拍的时间太短了。 孙明经拍下的电影，是要拿来在成都华西坝大草地广场上放映的。1943年，内迁到华西坝的金陵大学开始每周一次给附近居民放露天电影。 当时放电影，还需要现场有人解说，这便是金大影音部的工作了。孙明经是影音部的副主任，他总是最忙的人，拍摄、放映、解说，都是他的工作。 看电影，对当时的人来说还是新鲜事。每逢放片，成都的居民，不论远近，都是扶老携幼而来，小贩沿途叫卖。 每次放映，观众人数都要在万人以上，挤满银幕两边，站在银幕背面的人会说：“嗨，我们的兵真厉害，左手都能打鬼子。” 到了散场已是深夜，观众们便举着火把往回赶，一面小心避开田埂沟渠，一面兴奋地谈论着刚刚看到的电影。  1939年4月重庆大轰炸后的闹市  电影大多是小短片，内容包括抗日战场上的进展、各种科学技术，还有国计民生的种种问题。 电影不为娱乐，而是为了开启民智，鼓舞士气。 当时，最鼓舞人心的当属《还我河山》这部电影。这是孙明经将抗战前拍的一些地理风光片编成的一部系列片，这些地理风光，现已大半沦陷，观众睹景生情，便急不可待地要打回老家去。 1937年6月，战争爆发的前一个月，当时还在南京的孙明经意识到，战争已不可避免，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做一次华北之行，用摄影机将祖国的大好河山记录下来。 他的第一站是徐州。 到达以后，他就和助手一起扛着摄影机“旅游”了。他觉得徐州城里架起的密密麻麻电话线，看起来非常漂亮，云龙山很上镜，而不断在晴空里盘旋的3架飞机，也为电影增色。 然而战争已临近。孙明经在车站拍摄，宪警就过来盘查了好几次，担心他是日本间谍。孙明经一路北上，拍摄了10部电影： 《徐州》、《中兴煤矿》、《淮北海盐》、《连云海港》、《万里长城》、《故都北平》《地毯工业》、《滦州皮影》、《云冈石佛》、《绥远移民》。  走在绥远集宁街道上的军人 孙明经摄 在绥远，孙明经结束了这趟万里之行。在返程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返程经过石家庄时，孙明经看到头顶三架飞机飞过去，于是拿出摄影机拍摄。这个举动却招来了警察。 面对枪口，孙明经却解释不清自己照相是干什么，“教育电影”、“视觉教育”、“电化教育”这些名词警察也无法理解。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所有人都很紧张。加上他乘坐的车参加过百灵庙战役，车身布满日军留下的弹孔；此外从他身上还搜出了石家庄的地图。 孙明经百口莫辩。于是，街上哄传，抓了个汉奸!好在后来有惊无险，孙明经从石家庄到郑州一路南下，回到了南京。 电影教育的先驱 由于战局急转而下，回到南京，孙明经便随金陵大学西迁。 在逆江而上的途中，孙明经一边躲避敌机的轰炸，一边写稿本，同时还要给老百姓放电影，教大家求生的技能。 那时，一场电影观众过万是常有的，最多时一场有29000名观众。而对于电影的魅力，儿时的孙明经已有体会。 那还是1921年，孙明经10岁。基督教长老鲁士清从一战结束的欧洲带回了电影放映机和多部影片，在南京花牌楼青年会免费放映。 孙明经经常一个人从莫愁路步行两三公里去太平南路看电影，不仅看，还跟别人学怎么放映电影。  孙明经（右）在金陵大学指导学生拍摄 事实上，“电影”的得名，就来自孙明经的父亲孙熹圣，是他把“Cinema”翻译成了“电影”一词。 孙熹圣可以说是最早与电影结缘的中国知识分子，他1898年第一次看电影和使用电影放映机，并在三年后成为最早在中国大学课堂中放映电影的中国教师。 孙明经印象中最深的电影，就是法国人埃米尔·科尔1908年创作的世界上最早的动画影片《变形记》。 他对银幕上跃动的动画人物和动物十分着迷，1分多钟竟包含了700多张粉笔画。这部动画电影，他看了很多遍。 很多年后，孙明经还感慨，这部电影太神奇了。他心中也确立志向：“将来要做一个专门研究电影的学者。” 但问题在于，直到孙明经要考大学了，中国的大学都还没有专门教电影的专业。  孙明经创办并主编的中国第一本电影期刊《电影与播音》 于是，孙熹圣便带儿子去拜访当时金陵大学的文理科长陈裕光，请他帮忙选定一个求学方向。 陈裕光听后十分高兴，他告诉孙明经：“今天中国无此专门学校和专业，正待将来由明经小弟开创。” 由于电影是科学的成果，无所不包。于是，在陈裕光的建议下，孙明经从化工入手、再电机、再物理，同时选修文学、戏剧、音乐、农林、教育、宗教、政治等相关课程。 就这样，带着在大学里开设电影课程的使命，孙明经的大学读了整整七年。 1934年，23岁的孙明经从金陵大学物理系毕业，留校在理学院的教育电影部工作，主要的工作是协助理学院院长、教育电影部主任魏学仁拍摄教育电影。 他拍的第一部电影是《苏州》，拍摄很简单，就是组织金陵女子大学的女学生们一起去苏州游玩，然后跟在后面拍。  教学中的孙明经 教育电影由蔡元培首倡。 蔡元培对电影情有独钟，认为“得电影者得人心”，电影是教育的工具，是培养现代公民的手段。但当时流行的电影，却多是武侠神怪片，诲淫诲盗之作，于“国民精神”无益。 后来，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高徒、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主任郭有守更是发起了“教育电影运动”和“电化教育运动”。 孙明经正是其中的一员。1936年，25岁的孙明经在金陵大学里开设了《摄影初步》课程，面向全校开放。 在课堂上，孙明经带着学生用纸壳针孔照相机来研究成像的原理，还给每个学生发一寸交卷，让大家自己在校园里拍摄。 课程的效果还不错，来听课的学生很多，大家都乐此不疲。这就是80多年前的电影教育。 被遗忘的辉煌 战争来了，很多人内迁。电影人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没有电影胶片了。 1939年，中国现代历史上物资条件最为艰难的时期，中国人连一英尺电影胶片和一卷照相胶卷也不能制造。 原来在大上海拍娱乐片的电影人到了重庆，却找不到电影胶片拍电影，只好演起了话剧，没想到竟创造了辉煌的“话剧黄金时代”。 不过，孙明经却并不缺胶片。 时任四川教育厅厅长的郭有守，一次性给予孙明经12000英尺的16毫米电影胶片，还有200个120照相胶卷。  孙明经在自贡 郭有守的慷慨，先要从盐说起。 1938年，抗战第二年，中国沿海盐场被占，大后方陷入“盐恐慌”。不过，中国还有自古的产盐大户自贡，必须大力宣传自贡，才能解除恐慌。 而什么宣传最有效？当然是电影。 郭有守便找到孙明经，派他去自贡拍电影，孙明经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在自贡三个月，拍摄下《自流井》和《井盐工业》两部影片。 影片里，有上百米高的盐井天车，有天天吃牛肉、体壮如牛的盐井工人，也有盐井详尽的历史和制作过程，这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 到了1939年，抗战的问题，又集中在“钱”上。没有滚滚税源与资源，何以长期支撑抗战。官员和学者们想到了有两千年历史的茶马古道。 有关方面便决定，组建一个高规格的科学考察团对茶马古道沿途税源与资源做一次深入细致的大考察。孙明经便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只有他，能提供最直观的资料。 孙明经在自贡拍摄的照片（向右滑动查看图集） 走上茶马古道，孙明经才发现，马并不多。从雅安到康定，最陡的一段路居然有65度，马上不去，只能靠人背。 背夫有男有女，往往是丈夫妻子双双同行。男的背12条茶，女的背少一点。从孙明经拍下的照片可以看到，他们把木杵支在背架下面才能喘口气。长年累月，路面上的石头都被木杵磨出圆坑。 茶马古道对于孙明经而言不轻松。在7月盛夏，滑竿夫的胡须上居然挂着冰凌。为考察团背设备和物资的滑竿夫，有的逃跑了，有的被马拽下山崖，有的病倒。而路上荒无人烟，又要赶夜路，考察团多次遇匪。 但在孙明经拍下的影像里，大多还是“有趣”的画面： 在雅安，孙明经用摄影机拍摄了熊猫，这只熊猫成为历史中第一只上电影的熊猫；在巴安（今巴塘县），孙明经见到了风力发电机、电灯，还有小学里的棒球队，这里的藏民竟能用英语和他对话。 巴安（今巴塘县）县立小学的捧球队 孙明经摄 抗战胜利后第二年，金陵大学开始回迁至南京。 孙明经第二子孙建和出生刚刚40天，家人便把婴儿放在竹篮子里，坐上大卡车一起上路，蜀道太难，路上很颠簸。 但孙明经不在意，他想的是，这是个史诗性的时刻，需要记录下来。于是，他选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做一个幻灯片故事《复原南京记》。 故事中，孙建和就是“胜利宝宝”，幻灯片背后的故事用孩子的口吻来讲述。攀越秦岭时，宝宝就说：“我们经过秦岭了，秦岭很高，我差点被冻死。” 回到南京，孙明经继续工作。1949年，他买好了去美国的船票，却被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袁牧之等人留了下来。 孙明经拍摄的大熊猫 1952年，院系调整，孙明经受邀北上，参加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的建校工作。他带上了金陵大学影音部的全部教学器材，据说有数百台摄影机，还有几千部电影。 他自己的作品（自己拍了63部，和学生一起拍了47部，共计110部）也包括在内——孙明经对于那个时代纪录之广泛，没有谁可以比拟。 后来，这些电影胶片被工宣队抄走，幸运的是，到了2002年，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片库里，这些写着“金陵大学出品”的电影胶片又被意外发现。 这批胶片，弥补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纪录电影的空白，因此被誉为“被遗忘的辉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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