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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宋词人中，辛弃疾是最擅长于仿效他人之“作”的一位词人。如《稼轩长短句》中的《玉楼春》（少年才把笙歌盏）“效白乐天体”、《河渎神》（芳草绿萋萋）“效花间体”、《丑奴儿近》（千峰云起）“效李易安体”，以及《念奴娇》（近来何处）“效朱希真体”等词，即皆为其所仿效的产物。而有趣的是，辛弃疾一方面在仿效他人之“作”以填词，一方面其词又为他人所仿效，如蒋捷《竹山词》中之《水龙吟·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一词，即为其具有代表性的一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蒋捷此词率先标举了“稼轩体”之说，因而“稼轩体”便成为了词学界争论不休的一道话题，并由此牵涉到了对“稼轩风”的认识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去认识“稼轩体”？“稼轩风”与“稼轩体”的关系又究竟如何？本文旨在对此进行具体考察，并就某些说法略作辨析。 1 宋人无论是论诗抑或论词，大都喜以“体”进行标举，如严羽《沧浪诗话》就专立“诗体”一门，对包括南宋在内的历代诗体进行了清理与归纳。由诗及词，于是便有了“清真体”、“易安体”、“白石体”、“梅溪体”等名目，而“稼轩体”，也因之被蒋捷在《水龙吟》一词中所提出。宋人的这种喜好，若追根溯源，其实是受唐人的影响所致。唐人于“体”的认识，往往与“诗坛风气”、“审美时尚”、“诗人群体”等内容相关联，对此，许总《唐诗体派论》[1]乃有专论，读者自可参看，此不具述。但无论是唐人还是宋人，他们对于诗词中“体”的认识，都是一种审美倾向的客观反映，都是值得肯定与称道的。所不同者，是宋词中的“体”，乃有整体与局部之分，也即泛称与专指之别，如被蒋捷在《水龙吟》中所言之“稼轩体”，即非为泛称之“体”，而是属于局部之“体”的专指。为便于讨论，本文特称前者为“泛称体”，后者为“专指体”。 宋词中的所谓“泛称体”，是指对某一词人“体”的称谓与标举，乃是综合其全部词作之艺术精神或者审美趣味等方面的内容而言，即该“体”实乃为某一词人词作的代名词，如“清真体”代指周邦彦词，“梅溪体”代指史达祖词，等等。辛弃疾在《丑奴儿近》（千峰云起）一词中所仿效的“李易安体”，即为“泛称体”的典型代表。即是说，辛弃疾在《丑奴儿近》（千峰云起）一词中所说的“李易安体”，实际上就是针对漱玉词的整体艺术风貌而言的。同此者，另有侯寘《眼儿媚》（花信风高雨又收）“效易安体”一词。为便于认识，我们不妨将侯词与辛词的全文引录如下： 花信风高雨又收。风雨互迟留。无端燕子，怯寒归晚，闲损帘钩。 弹棋打马心都懒，撺掇上春愁。推书就枕，凫烟淡淡，蝶梦悠悠。（侯寘《眼儿媚》） 千峰云起，骤雨一霎时价。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表旗卖酒，山那畔、加紧有人间。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这一夏。 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即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旧盟都在，新来莫是，别有说话。（辛弃疾《丑奴儿近》） 《增订注释全宋词》注侯寘《眼儿媚》“效易安体”之“易安体”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其词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号‘易安体’。”这种解释，虽较简略，但所言甚是。正是因为侯寘与辛弃疾的这两首词乃是仿效“易安体”而成，故其均具有近似于李清照婉约清新的词艺风格之特点，如果将这两首词放入《漱玉词》中而不作说明，后人是很难分辨其作者为谁的。“易安体”是如此，其他如辛弃疾《玉楼春》（少年才把笙歌盏）“效白乐天体”、《河渎神》（芳草绿萋萋）“效花间体”，以及后人尊美姜蘷词为“白石体”等，亦无不如此。如朱彝尊《黑蝶斋诗余序》乃云：“词莫善于姜蘷。宗之者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皆具蘷之一体。”[3] 所谓“皆具蘷之一体”，所指即认为史达祖等人，因仿效白石词而风格皆大致与其相近。 而“专指体”，则主要是就某一词人的某一具体作品之艺术性技巧以言，而且，仿效者在对某些作品进行仿效时，还往往对其予以交代或说明，如辛弃疾《稼轩长短句》中之《最高楼》（可惜今夕月）一词，即为其例。此词有小序云：“中秋饮酒将旦，客谓前人诗词有赋待月无送月者，因用《天问》体赋。”在这里，辛弃疾不仅明确称屈原的《天问》为一种“体”，而且还以之“赋”。辛弃疾在这首词中所提出的“天问体”，置之于唐宋词史“体”的家族而言，就是一种典型的“专指体”。除“天问体”外，《稼轩长短句》中属于“专指体”者，还有“赵昌父体”，其《蓦山溪》（饭蔬饮水）一词，即是仿效此体写成。此词的小序为：“赵昌父赋一丘一壑，格律高古，因效其体。”据此，知辛弃疾之所以依此词仿效“赵昌父体”者，主要是因其“格律高古”所致。然检《全宋词》、《增订注释全宋词》所收赵昌父词，其中并无“赋一丘一壑”者，而《稼轩长短句》中则有《兰陵王·赋一丘一壑》一词，揣度之，似此词即为辛弃疾所仿效之赵词，最初编辛集者或以“附录”编入，后人不察，乃将其误认为辛词。其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兹拈出之，以俟淹贯者明察。 蒋捷在《水龙吟》中所言之“稼轩体”，即与上举辛弃疾称“天问体”、“赵昌父体”的情况完全等同。即是说，为当代研究者们所大加称道的“稼轩体”，实际上指的是蒋捷仿效辛弃疾集中的一首具体词作的艺术性技巧。对此，蒋捷词小序之“效稼轩体招落梅之魂”九字，又可为之佐证。其词为： 醉兮琼瀣浮觞些，招兮遣巫阳些。君毋去此，飓风将起，天微黄些。野马尘埃，污君楚楚，白霓裳些。驾空兮云浪，茫茫东下，流君往、他方些。 月满兮西厢些。叫云兮、笛凄凉些。归来为我，重倚蛟背，寒鳞苍些。俯视春红，浩然一笑，吐山香些。翠禽兮弄晓，招君未至，我心伤些。 此词全篇以“兮”字构句，用“些”字做韵脚，与所仿效的辛弃疾《水龙吟·用些语再题瓢泉》词别无二致。辛词为： 听兮清佩琼瑶些，明兮镜秋毫些。君无此去，流昏涨腻，生蓬蒿些。虎豹甘人，渴而饮汝，宁猿猱些。大而流江海，覆舟如芥，君无助、狂涛些。 路险兮，山高些。愧余独处无聊些，冬糟春盎，归来为我，制松醪些。其外芬芳，团片龙凤，煮云膏些。古人兮既往，嗟余之乐，乐箪瓢些。 这两首词若借用张炎在《词源》中批评辛弃疾的话来说，就是典型的“以游戏笔墨为长短句之诗”[4]。而从词“体”的角度讲，蒋捷在其小序中所言之“稼轩体”，系指其专门“效”辛弃疾《水龙吟》“用些语”进行创作，乃是极为清楚的。这就明确表明，所谓的“稼轩体”，其实就是一种专指，一种专以辛弃疾词中“兮”、“些”为主体的“楚辞体”。所以，蒋捷在《水龙吟》一词中所率先标举的“稼轩体”，并非为某些研究者所言，所表现的是辛词“外在形式美”与“内在深层的曲折蕴含之美”，以及其“内在蕴含有一种潜气内转、忧思盘旋的力”，和“一种雄莽刚劲而又悲愤郁勃的感情世界”[5]。持这种“稼轩体”认识的研究者，既不曾对唐宋词“体”的构成及其由此所产生的一些文学现象进行具体考察，又以偏概全地将“稼轩体”当成了辛词的代名词，因而使得辛弃疾其人其作的研究，被介入到无端的论争之中，此实属为辛词研究史上的一件憾事。 在南宋末期，标识“稼轩体”者，据岳珂《桯史》卷二记载，可知还有与辛弃疾交往甚密的词人刘过。该书载刘过于某次宴会上，“因效辛体《沁园春》”而作了一首《沁园春》（斗酒彘肩）词，以“寄稼轩承旨”[6]。其中的“辛体”，论者或以为即“稼轩体”的另一种说法，但即便如此，其也是属于唐宋词中的“专指体”而无法与“易安体”等“泛称体”并论的。更何况有论者认为，刘过的“这种官场酬应与作为审美趋崇的追宗现象实难等同”，即“倘若说，类此仿效‘辛体’即‘稼轩体’即稼轩词风，那么辛词自必易蒙粗率、粗莽之诮”[7] 。所言虽是从维护辛词的角度出发，但认为刘过之“辛体”与辛词之“审美趋崇”不可等同认识，则甚是。 2 弄清楚了蒋捷词中的“稼轩体”之所指，与之相关的“稼轩风”，又究竟当作何种理解和把握呢？在进行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一般而言，学术界对于“稼轩风”的理解，主要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稼轩风”乃是就辛弃疾全部词作的词风而言，举凡辛词的风格、风韵、风神、风调等，即皆与其关系密切。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稼轩风”是专就《稼轩长短句》中的豪放词而言，且因这股“豪放”之“风”的存在，而导致了南宋末期“叫嚣、粗野、拙直”等词现象的出现，并使得宋词由此逐渐走向萎缩与衰落。如此等等，使得“稼轩风”成为了辛弃疾接受史上的正反两极，委实有令人莫衷一是之慨。由此看来，可知对“稼轩风”进行一番重新审视，乃是十分必要的。按“稼轩风”之说，最早出自戴复古《望江南》一词： 壶山好，文字满胸中。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最会说穷通。 中年后，虽老未成翁。儿大相传书种在，客来不放酒樽空。相对醉颜红。 戴复古的《望江南》系组词，共七首，前四首为《望江南》（壶山好），后三首为《望江南》（石屏老）。前四首中的第一首有小序云：“壶山宋谦父寄新刊雅词，内有《壶山好》三十阙，自说平生。仆谓犹有说未尽处，为续四曲。”宋谦父即宋自逊，今浙江金华人，尝著《渔樵笛谱》一书，与《壶山好》三十首，皆已亡佚。《全宋词》收其词仅七首，其中《沁园春·送戴石屏》一词，纪与戴复古相交游。戴复古的这首《望江南》，由于将“长庆体”与“稼轩风”对举，因而便有论者认为是“概指稼轩词的风格”。 戴复古此词中的“稼轩风”，是否属于“概指稼轩词的风格”？要弄清楚这一问题，笔者以为，还得从对戴复古的这首《望江南》进行具体考察开始。按戴复古这组词的小序内容告诉我们，戴复古此词乃是因宋自逊《壶山好》三十阙“自说平生”“犹有说未尽处”，而“为续四曲”中之一者。如此，则戴复古这首《望江南》中的“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之所云，就可肯定是对宋自逊包括《壶山好》三十阙在内的“新刊雅词”的赞美之辞。即在戴复古看来，宋自逊的这些“新刊雅词”，在平仄声律方面可与唐代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诗歌媲美，而于艺术风格方面，则是与辛弃疾的词风颇为相近的。 作为词人，辛弃疾词的题材内容多种多样，其所呈现出的艺术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如其英雄词慷慨纵横、壮怀激烈；农村词闲适恬淡、清丽自然；登高词顿挫盘郁、悲半苍凉；咏物词物我合一、面目独具；艳情词细致婉转、缠绵悱恻，等等，即皆具“远近山峰各不同”的特点。以此勘之宋自逊现存的七首词，以及其“《壶山好》三十阙，自说平生”之载，可知其“新刊雅词”的“渐有稼轩风”，应主要是指“渐有”辛弃疾作于带湖时期的那些闲适之作的词风而言。对此，戴复古的七首《望江南》又可为之佐证。此七首中的四首《望江南》（壶山好），如上引其小序所言，主要是戴复古因嫌宋自逊《壶山好》三十阙“自说平生”“犹有说未尽处”，故乃为之续作者。由是而观，则戴复古此四首《望江南》在内容上，与宋自逊“《壶山好》三十阙”大抵相同或相近，乃殆无疑义。三首《望江南》（石屏老）中的第一首，亦附有小序：“仆既为宋壶山说其说未尽处，壶山必有答语，仆自嘲三解。”此则表明，这三首《望江南》的内容，也是与宋自逊“《壶山好》三十阙”基本一致的。如此，即可获知，宋自逊“新刊雅词”的题材内容和艺术风貌，乃是与戴复古七首《望江南》相去非远的。为便于认识，下面再举戴复古《望江南》两首以为例说： 壶山好，博古又通今。结屋三间藏万卷，挥毫一字直千金。四海有知音。 门外路，咫尺是湖阴。万柳堤边行处乐，百花洲上醉时吟，不负一生心。（前四首其一） 石屏老，家住海东云。本是录常田舍子，如何呼唤作诗人。无益费精神。 千首富，不救一生贫。贾岛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语不妨村。谁解学西昆。（后三首其一） 这两首词，是戴复古皆为之附小序者。从这两首词中不难看出，宋自逊乃是一位“隐逸者流”的人物，且又雅好诗词，喜藏书，其于“《壶山好》三十阙”中“自说平生”者，应主要是就其隐逸生活的闲适、逍遥等方面而言。而宋自逊的这种“平生”、这种生活，不仅与“终身布衣，好游历，以诗词鸣江湖间”的戴复古如出一辙，而且和当时闲居带湖的辛弃疾也极为相似。这是因为，辛弃疾前后在上饶的带湖、瓢泉居住长达二十余年之久，其生活与词作对四周士人产生明显之影响，乃是势所必然。而宋自逊的故里今浙江金华距上饶带湖又非远，则其受辛弃疾其人其词的影响，而使“《壶山好》三十阙”等作，“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也就自在情理之中。所以，戴复古这两句词中的“长庆体”与“稼轩风”，均是其针对宋自逊的“《壶山好》三十阙”等作而言的。 3 总体而言，戴复古在其《望江南》词中因称道友人“新刊雅词”而提出的“稼轩风”，如同蒋捷在《水龙吟》中所标识的“稼轩体”一样，其均系词人们就辛弃疾某一具体词作的特点或某一时期的词风而言，即其皆为专指而非泛称，因此，其之不能代表辛弃疾词的风格也就甚为清楚。由此可见，那些持“稼轩体”与“稼轩风”“都是用来指称稼轩词的风格”之说的论者，以及认为“稼轩风”是辛词艺术风格、审美趣味等内容的综合，或者认为“稼轩风”给南宋末期词坛带来一片“叫嚚、粗野、拙直”等不良现象的说法，等等，都属于没有对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弄清楚所致。 在唐宋词史上，许多概念的内涵是既丰富而又复杂的，假如我们不对其生成的语境等因素进行具体考察，而是一味立足于宏观的角度对其作理性审视，则结果必将会适得其反。以上对“稼轩体”与“稼轩风”所作的“个案性”辨识，即雄辩证地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1]许总《唐诗体派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2]朱德才《增订注释全宋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3]朱彝尊《黑蝶斋诗余序》，《曝书亭集》卷四十，《四库全书》本。 [4]张炎《词源》，《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5]张廷杰《稼轩体浅论》，《辛弃疾研究论文集》，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版。 [6]岳珂《桯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7]严迪昌《“稼轩体”与“稼轩风”》， 《李清照辛弃疾研究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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