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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到今，人类的知识只有三类：关于物性的知识（古希腊人所谓“物理学”），关于人性的知识（古希腊人所谓“心理学”）以及哈贝马斯所谓“解放的知识”，或由“批判性思考”而有的知识。此处的第三类知识，与灵魂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的脑科学家埃克尔斯在他最后一部著作《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的结尾部分已经意识到了。只不过，在那里，他的思路转向上帝存在之确信。在古代，信仰对信仰者而言，确实意味着灵魂的解救。惟其如此，信仰及宗教性的知识，可称为“解放的知识”。 批判性思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只要有了反思能力，就可能有批判性思考。反思，以回顾为前提，必须基于记忆能力。记忆所及的，是古希腊人所谓的“历史学”。对古代希腊人而言，人类知识只有“物理的”、“心理的”和“历史的”这样三类。 回忆发生了的事件，如果意在反思，就不仅仅是为着记录这一事件，而是为着未来。这就是“历史感”——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感觉。根据脑科学家的观察，历史感仅见于人类和某些“会唱歌的鸟类”。与它密切相关的脑神经网络基础，称为“场景记忆”，也称为“温暖的记忆”（暖记忆），与“冷记忆”相对而言。 很可能是偶然地（不是由于“物竞天择”这样的普适原理），自然演化，在极少数的生命个体当中产生了时间感——它远比普遍见于哺乳动物当中的“情感”来得珍贵。我们不妨推测，一条狗，由于没有场景记忆，故不能有历史感，它的情感——对主人的以及对其他生命的——可以来得特别真挚。但从这样的情感里，却不能产生“自我意识”——生命个体将它经历过的前后相续的事件整合为一体的能力。故而，在这条狗的意识里，不必有“自我”这一代表着它的历史的记忆之流。基于类似的原理，假如一个人的脑部遭遇事变而恰好损毁了他的场景记忆，我们不难推测，他将失去关于“自我”的历史感，于是立即面对“我是谁”这样一个身份问题。 在诸如埃克尔斯这样杰出的脑科学家看来，基于自我意识，便可以有“灵魂”（soul）——人或动物的精神部分，它被认为是不朽的。“精神”（spirit），又译作“灵”。甲骨文无“灵”（靈）字，有“巫”字。估计前者是从后者演变而来——巫通神明的能力，人皆有之，不发达而已。巫，形如“< xmlnamespace prefix ='st1'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十”，又于四端各有短横，这表明它起源极早，或与殷商祖先著名且难解的亚字形住房结构有关。 根据中医经典，天生五气，地产五谷，化育为“人体”。又根据中国古代民间的看法，人死之时，魄向下沉降，魂向上升华。不过，魄与魂，均不见于甲骨文字。当初将“soul”译作灵与魂的联合，而不译作灵与魄的联合，译家自有一番道理。今天，无神论盛行，灵魂的含义与古代有了很大的不同。细品这一语词的含义，我认为，它对现代人而言，意味着某种情感——它使个体的有限生命与更高级的存在建立联系，从而获得超越个体生命的意义。这里“更高级的存在”可以是个体所属的群体（家庭、族群、人类），也可以是“佛”“天道”“上帝”。 批判性的知识，以“自我意识将知识呈现于意识之内并予以反思”的能力为前提。有自我意识的个体，若不经思维方面的训练，虽可以有却不必有反思能力。 最简单的反思，就是为一项知识划定它的适用范围（康德）。知识，僭越它的适用范围，很容易转为荒谬。这样的反思，最初只需要基于“常识”——社群共享的感觉，例如洒扫进退接人待物的“分寸”，例如政治妥协的“艺术”，例如权衡利弊的“实践”。偏离常识太远，将使我们产生荒谬感，这是知识批判的开端（许茨）。那些能够承受最深刻批判的知识，最接近真理。对波普来说，这就是演化的知识论，也就是批判的知识论。今天，在西方，如2000年前一样，知识被定义为“有充分根据的真信念”。十分不同的是，这里的“充分根据”，是批判的从而是演化的。演化路径的复杂性，决定了知识的丰富性和真理的多元性（尼采）。 阿伦特在一份政治哲学讲义里试图将“常识”回归到它的拉丁文意义——“社群的通感”（sensus commune）。这一看法，很容易与中国思想传统里的“静以通天下所感”建立联系。耐人寻味的是，阿伦特这份讲义的最初形式是《精神生活》“意志篇”的附录。这部名著的另一篇，即“思想篇”。在讨论“思想”时，阿伦特强调了“静”这一性质。 更复杂的反思基于与天下相通的感觉。由此，反思者有能力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尼采），从而获得精神的解放（或堕入虚无主义）。当我们将批判能力运用于开篇所述三类知识时，不难体会到，对物性之理的批判，远比对心性之理的批判容易。而后者，又远比对批判性知识的批判更容易。所谓“修炼”，最终是关于这一批判系列的感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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