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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釉待访集”的第二篇，本文主要介绍一件唐代巩县窑白瓷奓斗，它的美学反映了唐代多样化的审美碰撞之后的走向。 唐巩县窑奓斗（私人收藏） 奓（zhà）斗是唐代茶道器物的一种，用来倾倒茶水和分离茶渣。后文会具体介绍相关考据，这里先从它的出处说起。巩县窑也称“巩义窑”，位于今河南巩县伊洛河的一条支流两岸，由不同区域组成：“白河”段主要烧制白瓷，“铁炉匠”段主要烧制黑釉及酱釉瓷，“黄冶”段主要烧制三彩及各类单彩釉，以及“唐青花”等，还有近年发现的“北官庄”段，可能是隋白瓷的主要产地。巩县窑开始于北朝，兴盛于隋唐，是至今发现的最早成功烧制白瓷的窑厂。至于白瓷究竟何时出现，则跟对“白瓷”的定义有关；学界有观点认为，在巩县窑址所发现的，北魏及北齐时期的青白过渡产品已经算是白瓷；但也有观点认为：真正在胎釉成份上跨越“白”之界限的，还是巩县窑的隋代产品。无论如何，瓷器所谓“南青北白”的根据就在于，从实物比较来看，青瓷在唐代是南方越窑为魁，而白瓷则是北方巩县窑无上。唐代并无确切“官窑”说法，而民国叶麟趾先生曾考据，在北朝出现过带有官窑性质的“洛京窑”；其窑址未被发现，据实物特征推测，也许就是巩县窑。无论“洛京窑”存在与否，根据现有的发现，在盛唐时期，巩县窑的白瓷，三彩，及各类单色彩釉，都处于当时陶瓷产品的顶峰，也是最重要的宫廷用瓷产地。 唐巩县窑三彩双龙尊 （图片来自网络） 在公元600年以后，随着唐帝国的强盛，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以及拜占庭帝国的繁荣，“中土”与“西域”的交流愈加深刻。瓷器作为当时最高级的人造器物，承载了先进的思想与审美；而风格不同的高档瓷器产品，正反映了不同的美学在唐王朝的碰撞。巩县窑是其中最为典型的现场。在胎釉形态方面，著名的三彩就来自波斯的琉璃砖；搅胎瓷来自对琉璃珠工艺的学习；据说还有极稀有的巩县琉璃胎，笔者只见过照片，若有，则必然受到中亚玻璃工艺的影响；唐代“青花”更是与后来的青花瓷一样，使用阿拉伯地区的钴料生成蓝彩。在造型风格上，西亚及希腊风格的纹饰从南北朝时期就影响了瓷器工艺，在唐代巩县的凤首壶，双龙尊，三彩盘等典型器物上显露无疑。 唐巩县窑里酱釉外绿釉搅胎钵残件（私人收藏） 然而，如果审视后来的宋代高档瓷器对类似极简之风格的追求，就不难看出，唐代这类华美的装饰与造型，在高档宋瓷中几乎销声匿迹。除了造型，在宋瓷的胎釉形态方面，三彩只在辽金地区的瓷器中出现；搅胎瓷变为黑白两色，只出现在当阳峪等少数民窑制品中；青花更是被淘汰，直到元寇占领时期才重新被蒙古人从西亚引入…… 唐巩县窑白釉蓝花塔式罐 白釉蓝花也就是所谓“唐青花”，已经在技术层面具备了青花瓷的基本特征 （图片来自网络） 这一选择的过程并不是首次发生。在中国先秦以来的美学脉络里，外部文化一直在持续发生作用。秦代兵马俑和西汉阳陵的裸体俑代表了一次确切的外来写实风潮。这股风潮并没有继续扩大，反而在对比中凸显了“节奏”之于“实体”，以及“神韵”之于“逼真”的特别。经历这一过程后，在魏晋的绘画和书法中，线条与结构化的造型才被固定为一种“中国化”的美学传统。这一过程，与古埃及新王朝对待写实技术的方式如出一辙。之后随着佛教的传播，犍陀罗艺术从造像的层面把希腊化的艺术再次引入中国，云岗石窟就体现了它与中国化的艺术之间的碰撞。 汉阳陵裸体陶俑面部特写 手臂为木质，原本穿有各类服饰，现只保留陶制身体部分。汉阳陵博物馆藏 （图片来自网络） 汉阳陵陶俑 这类陶俑的面部刻画趋于程式化，放弃了写实功能，强调整体线条与气质，在汉代更为普遍。汉阳陵博物馆藏 （图片来自网络） 瓷器审美由唐至宋的转变，正如秦汉写实风潮的演变一样，不能简单地视为“融合”，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自我塑造。虽然任何美学的源头都难以推测，但选择的过程却体现出汉人对自身美学气质的自觉认知，并折射出背后的思想体系。从汉以前的远古开始，中国艺术就一直在开放的姿态下，在不断的选择中塑造了自己。 女史箴图局部 传东晋顾恺之绘，现认为是唐代摹本，可见东晋绘画基本特点。大英博物馆藏。（图片来自网络） 在隋至盛唐时的巩县窑，当这种选择继续进行时，除了上述代表外来影响的器物，另一种选择就是以成熟白瓷为代表的“中国化”审美。其中一些白瓷器物的造型依然受到阿拉伯世界或佛教的影响，而这件奓斗作为茶具，则在釉质和形制上都显示出汉魏以来的线脉。它抛弃了所有纹饰，只以洁白的釉色和简洁的造型示人，这在审美取向上与高档宋瓷是一致的。唐代巩县窑的各类器物中，也只有白瓷在中晚唐被邢窑继承，并在北宋由定窑作为高档产品发扬光大。 唐越窑秘色瓷八棱净水瓶 法门寺博物馆藏 －－ 南方的越窑与之相似，虽然在唐代多以华美的纹饰和浮雕著称，但在法门寺地宫保存的顶级越窑秘色瓷器物，却几乎都是素面，唯釉色与形制而已。（图片来自网络） 唐代的巩县白瓷可以按化妆土的有无分为两类：一类是胎体偏黄，上釉前需要先在胎表面涂一层白色化妆土，以保证釉色的白度；一类是胎体洁白，无需化妆土，半透明的白釉与胎体的白色相结合，显出雪一般的粉白质感。此件奓斗就是第二类。在放弃纹饰之后，胎与釉必须有内外一致的美感，才能在毫厘间显出气质的稳定与可信。对“白”的追求无论原因如何，都可以看作是对繁复纹饰和彩釉的回应。而在唐宋的所有白瓷产品中，巩县白瓷积雪一般的质感，和那种刚刚成熟的工艺所显露的生涩，使它在当时雍容的贵族气氛里独具一格，并预示着下一个文人时代的到来。 唐巩县窑奓斗（私人收藏） “奓斗”一名来自叶英挺先生的考证，这里简述如下：首先，“奓”字有三种读音，其中shē音古同“奢”； chǐ音古通“侈”；第三个音为zhà，意为“打开”，或有“下部大”之意。根据器型特点，这里取读音zhà。根据形制，以及出土器物上的茶叶残渣判断，是唐代出现的茶具，用于倾倒剩余茶水，并分离茶渣。与之相似的有“唾盂”和“渣斗”。唾盂在汉代漆器中就有出现，于六朝盛行，形制为颈口大，口沿上折（或盘口），有盖，方便遮掩，属于唾壶一类卫生用具。西汉汝阴侯墓的唾盂上就有铭文“女阴侯唾器”，所以它的命名和用途都是可信的。 同类唐巩县窑奓斗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片来自网络） 另一种“渣斗”出现比较晚，于宋代盛行；它的开口大，颈口短而粗，高度缩短，腹部缩小，已经从茶器变为酒器，用于盛放食渣或残酒，有当时的器物和南宋“梦粱录”为证（另有考证认为，“渣斗”在宋代是用于吐漱口水的，与此处观点略不同，但都区别于唐代奓斗）。 从奓斗到渣斗的演变，主要因为唐代煎茶道被宋代点茶道取代，奓斗失去了它本来的用途。另外，“渣斗”一词的出现，极可能是“奓斗”的读音在宋代被误传导致的。以上大致就是叶先生的结论［注1］，在此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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