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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丁哥 2015/07/01 现在人类历史观所说的“先进必然战胜落后”，“先进生产力必然战胜落后生产力”，以及“落后就要挨打”等等，都是建立在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内部争斗和观察的基础之上，其根本经不起中国几千年历史超长视野观察的检验。 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从来都是公认落后的北方草原游牧人类，将公认先进的中原农耕人类打得落花流水，细数起来，仅鲜卑、匈奴、五胡、辽金、蒙元、满清等，就已经占满了三千年的历史空间，其中，甚至连欧洲都曾不止一次的被彻底扫除过，这里面全部都是“落后战胜先进”的颠倒，除非有人能够反说游牧先进，而农耕落后。 历史其实原本就是清晰的，再加上现在仍不断有很多新发现的大力支持，人类历史观到了应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 （一）、华夏、鲜卑、匈奴、五胡、辽金、蒙元、满清等的历史原点都是呼伦贝尔： 我认为，第一个真正走近几千年的历史的现代人可能是中国的竺可桢先生，而不是摩尔根和他的《古代社会》，竺可桢先生是浙江大学的原校长，是中国最著名的气象科学先驱，竺可桢先生写了《中国古代五千年气候变化初探》等文章，他根据五千年的历史研究发现（大意）：“宋末气候变冷导致了蒙元南侵，明末气候变冷导致了满清南侵”…… 将“气候变冷”列为重大历史变故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发现了存在“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历史，发现了存在“不以生产力的高低转移”的历史，发现了存在“由大自然较大尺度的气候突变决定”的历史，这是在开始将历史与历史观与“人的意志”和“生产力高低”分道扬镳。 现在，历史新发现的第一大步，已经将竺可桢先生理解的、自然决定的历史，从距今一千年年多点的蒙元，带到了更远的大约三千年前，因为现在发现，鲜卑、匈奴、五胡、辽金、蒙元、满清等的历史原点，都在内蒙古与黑龙江省交界的呼伦贝尔及附近，比如鲜卑族的嘎仙洞（呼伦贝尔鄂伦春旗阿里河镇），以及蒙古族的室韦（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和斡难河（黑龙江的左岸支流在内蒙古境内）等等，而同样的历史原点，很可能意味着是类似的历史过程和原理，鲜卑族大致上是三千年前周灭商之后开始形成的。 以上所说的这个地域，实际上是大兴安岭的最北段，其东、北、西三个方向基本是被黑龙江上游所环绕，而南部是大兴安岭的一条东西向的山间通道，大致来讲这整个地域是从黑龙江省塔河县盘古河往西到漠河县，再往西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根河市（艮河，艮也是与盘古有关的）、海拉尔区和扎兰屯市这一带，这块地域有时整体都是归由黑龙江省管辖，有时是各自分管，号称现在中国版图的最北极和最冷极，而最北和最冷正好就是“气候变冷”动力的启动原点。 而且，现在历史发现的第二大步，还能将竺可桢先生理解的历史，再带到文明起始最远点的五千年前，真正最为顶级刺激的历史新发现，是发现五千年前的先夏（华夏），也是同出于现在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一带，具体讲，是在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海拉尔河（海泐儿水）和扎兰屯市一带，人类文明整个五千年的历史，其实完全都是如竺可桢先生描述的过程，是人类应对较大尺度气候变冷，从较高纬度拼死南下的结晶。 什么是先夏祖源名列呼伦贝尔之首的证据呢？ 除了所说的呼伦贝尔市（及东北）一带是最古老的玉器和人类遗址（可参见各种相关的介绍资料）的发现地之外，先夏祖源在呼伦贝尔这一带的逻辑性证据，主要是深藏在现在水族和水书里了。 水族是中国极古老的民族，其拥有的文字叫“泐睢”，因为其记载了五千年前盘古极私己的“连山易”，这应该是汉字的前身，而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河就叫“海泐儿水”，“泐”古通“勒”，其字源指向了西伯利亚的“勒那河”，这是“泐”的立字源地，“泐”字的本意是水蚀的岩石叫“水岩”，而“水岩”是水族很多用的地名，扎兰屯市柴河风景区有巨大和漂亮的“水岩泐石”，其应该是中国山水意境画的原型，而“泐”的字音，应该就是汉语里无所不在的“了”，另外，“泐”字可能还是“辽、僚”等字的字根…… 其实，辽宁西部大量存在的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遗址，也是先夏源于呼伦贝尔一带的证据，因为呼伦贝尔就在红山的正北方向，而红山的痕迹就是从北而来，绝对没有可能从南而来，只不过现在的历史界还想不通文明由北而来的道理，所以只能长久的、甚至好像是准备好了想要永久的停在原地打转转。 先夏只能是从东北南下，其出发的原点就在呼伦贝尔，只不过先夏可能没有办法通过山海关南下，因为可能当时辽西一带突遭史前大洪水，先夏的部族联盟只好被迫往东逃跑，最后以大渡海的方式渡过渤海（龙舟、木筏的方舟、七天一星期的航程），从山东烟台及附近的登州等地登陆进入中原，这是龙山文化的来由。 （二）、都是源于呼伦贝尔的历史学原理与地球气候变冷 要想正确认识人类历史，除了现在已知的历史知识之外，必须再加上认识地球是存在冰期的，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生物，只要冰期一来，生活空间就会从北向南的相应变小（甚至归零），这对应于地质纪年的几大冰期，也对应一些较小的冰期或有一定影响力的气候变冷。 实际上，由于存在所说的冰期，人类的历史和在各地的分布，从来就不是“一方水土养方人”，而是不同冰期之后，可能已经换了不同的人类，我们这一分期的人类历史起始点，大约是在一万年前的冰期之后，最初的时候，由于冰期刚过，随着地球开始升温，这时的人类主要是从较低纬度逐渐往北迁徙，这一段历史从逻辑上来讲是清晰的，虽然具体的遗迹不很丰富。 特别加注：——我们这一期的人类历史开始时有三个特别的问题，其一，由于欧亚大陆没有陆地连接到赤道，加上非洲北部被撒哈拉大沙漠完全封闭，如果上一期的冰期足够严重，可能会使欧亚大陆彻底没人，而到冰期过后，必须等非洲有新人偶然突围出来，欧亚大陆才会重新有人，这决定了开始只有很少人近亲繁衍，非洲之外的人类都有相同基因和人类三种肤色变异的原因可能都是源自于此；其二，开始时美洲大陆还没有人类；其三，澳洲可能有上一期的人类留存。 从英国气象学家给出的地球一万年来气温变化曲线来看，一万年的前两千年虽然也有升和降的起伏，但大致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连续升温过程，所以，这个阶段的人类大势是可以一直向北迁徙，一直到距今八千年的时候，地球进入了超温暖期，而且是连续了三千年的超温暖期，既一直持续到距今约五千年左右。 连续三千年的超温暖期绝对是有证据的，因为以前的中原可以遍种竹子，所以后来有竹简，而且还有大象和长颈鹿，很像现在热带的气候，连续超温暖期的人类分布境况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现在人类是比较均匀的分布在北纬50度以下，而超高温期时，人类主体是跑到了较高纬度生活（可能到了北纬60度甚至更高），而中、低纬度因为太热应该只有很少人（记住这一点），那时没有国籍之说，只有傻瓜才不往北走。 到了距今约五千年前，地球气候由连续三千年的超高温期开始大降温，这是人类五千年文明的开端，也是文明初始之时的人类原点处于较高纬度的根本原因。 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只能随冰期过后的气温升高而拥有往北迁徙的空间，到气温下降再往南逃命，这样一来，其实也可以从历史上人类的分布状况和动态，反推对应时期地球的气候和气温，每一次有大量人类从较高纬度南下之前，都一定对应有较长的温暖期，而且一般还会对应中原的盛世，而等到了有大量人类拼死南下，则说明地球气候已经进入降温期，这些也许可以称之为“竺可桢过程”，据说，现在有人还观察到这是一个大约八百年的周期，不过好像还未经证实。 “竺可桢过程”的南北向迁徙压力是极端不同的，气温上升时，人类迁徙去往的是还没有人的地域，这是相对比较轻松的过程，而遇到气温下降时，人类迁徙去往的是已经有人的地域，由于人类往南迁徙之前，已经被大自然夺走了基本的食物，所以，等到了有人的地域就得拼命抢食，这时的人类会因为生死攸关的搏斗而促成聚集，由单个部族生活，升级到以部族联盟甚至是超大部族联盟求生存，这是人类社会性的快速进化期，而因为超大部族联盟对文字有强烈需求，这导致了文明的产生。 超大部族联盟没有文字没法运行，其要有三： 其一，部族联盟最高纪录是夏朝会稽会盟有近万部族参加，如果各部族都没有名、没有字，是根本就没法运作的，从字形看，“字”就是“子”的名，不仅要有名，而且还要能用“部首”和“偏旁”清晰的分层管理，连山易的八卦就是八个最初的部族，八卦是先夏最初造的八个汉字（象形字多数是学来的），这与水族的水书“泐睢”相吻合的，先夏自造的汉字至少过万； 其二，部族联盟成功后必须分封领地，而分封领地必须明晰纪录，否则必然乱抢，盘古的血缘部族联盟初进中原之后，可能就是文字还不够发达，不够严谨描述之用，所以联盟最终涣散掉了； 其三，文明实际上是“文字的明确规定”，凡不以血缘为盟，而以“文字的明确规定”为盟，这就是“文明”，这是由黄帝开的头，不肯遵守文明的，即使血缘相关也必须离开中原，结果血缘部族联盟升级成了全地域人类的联盟，而这就是国家。 因为人类是最高等级的生物，社会性实际上是人类最具决定性的进化，如果由低到高进行等级分层，大致应该是：各种生物——单个的人——血缘组合的人（家庭）——大血缘组合的人（部族）——社会组合的人（单位）——大社会组合的人（阶级）——全社会组合的人（国家），国家形态是这个进化的顶点，在生死大搏斗时，谁能尽快进化好，谁的生存机会就大，所以现在发现，全国多数民族都是源于先夏，只不过跟黄帝的文明联盟（国家形态）的留在了中原，跟盘古的血缘联盟（准国家形态）的走到了边缘，甚至走到了国外，现在人类原始分布都是因五千年前气候变冷和盘古、黄帝而形成的，由于盘古和黄帝的部族联盟强势是无人匹敌的，所以，现在所有人及大历史的起点几乎都是在呼伦贝尔。 与五千年前最初的过程不同的是，先夏历史之后，由于中原已经有了国家形态，一方面，各北方草原部族的南向冲击难度大大的增加，其每一次的成功，除了仍然需要其自身的超级强势之外，往往还需要中原的国家形态被非正常软化的配合，比如满清的成功得益于明朝政权的覆灭，另一方面，各北方草原部族的南向冲击，不再具有根本性的启蒙文明作用，而多是融入现成的文明，利用好现成的文明。 （三）、都是源于呼伦贝尔的历史概貌与人类社会性进化 可能有人会想到，既然是全球大降温，应该是全球高纬度的人都一起往南走，或者具体在谈论这一段历史时，应该是全欧亚大陆高纬度的人都一起往南走，为什么偏偏几乎只与呼伦贝尔有关？难得呼伦贝尔这块地方和这里的人类有什么神灵。 其实，这也是竺可桢先生关注过的问题，只不过他那时还没有直指呼伦贝尔，他感觉到的是每次降温形成冲击时，好像多是从欧亚大陆的东部开始，而且，他还试想过可能是因为南北向的白令海峡导入北极冷量更强和更早。 现在，这个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解答，之所以呼伦贝尔成了北往南冲击的原点，首先主要可能跟地理有关，而不是每一期的人类都一直在这里等待往南进发，也就是说，呼伦贝尔可能不一定是每一期出发南下的人类的原始出发点，这要看对应时期高温的程度，如果高温太高，其原始出发点可能是在更北的西伯利亚，甚至可能一直到北冰洋岸边，这是有人类遗址证明的，只不过降温时，可能由西伯利亚三大河流和山脉等导向，由最高端南下的人类，比较容易走到宽阔和水草丰满的呼伦贝尔，然后如果降温持续或遇到进一步的降温，再以呼伦贝尔为出发点，并记住了这个点。 如果真是这样，竺可桢先生广义的东部超强表现，就有了适当解释的可能，因为这等于南下的人类有时可能在西伯利亚的北冰洋岸边，已经开始了最早一轮的拼命搏斗和加速社会性进化，而等所有的人开始到了呼伦贝尔，肯定又是一轮恶战，我记得满清八旗在东北统一时，就有很多在呼伦贝尔恶战的描述。 而如果再到呼伦贝尔以南，由于东北是上大下小的超级大漏斗“Ｖ”地形，其最北的宽度可能有上千公里，而往南的方向，由于左右有长白山和大兴安岭相夹，越是南下越是急剧变窄（到山海关可能只有几米），这一段路程绝对可称为“超级部族联盟孵化器”，这里的拥挤和剧烈缠斗是可以想象的，所以，从这里出来的超级部族联盟都是几经生死搏斗的人类，其必然是难以匹敌的，特别是先夏出来时中原还完全没有对手，即使是后来草原其他人类出来时，由于对手还没有进行同样条件的进化过程，所以仍是较容易得手。 以上所说这最高至少三级（西伯利亚、呼伦贝尔、中原以北比如东北）的生死搏斗，不仅是欧亚大陆东部最为强势的根本理由，也是西部难有最强势的根本理由，具体说来：其一，欧亚大陆西部没有无比宽阔的西伯利亚，温暖时期能生成大量人口的能力较低；其二，欧亚大陆西部的中纬度比较宽敞，其北方人类南下到达后可以自然散开，所受的综合锤炼与东部不能相比。 从根本上讲，生物和人类进化的程度，都是跟承受的自然压力成正比的，所以，其承受的外部压力越强，进化的程度越强，在至关重要的社会性进化方面也是一样，而社会性进化的最高层次就是国家形态。 人类社会性进化根本性的决定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分布，大致而言，现在社会性最强的人是住在宜居的宽阔地域，不强的住在不很宜居和相对狭窄的地域，但这不是全部和最终结果，因为人类的社会性是会退化的，相对而言，住在宜居地域的人类会比较容易退化，甚至不止是社会性的退化，而且很少有重新进化的足够压力，而住在不太宜居的地域的人类相对不容易退化（比如阿拉伯和黑非洲的酷热），而且，一旦遇到自然较大灾难的超级压力等机会时，还可能获得特别的社会性加速进化，结果甚至可能与严重退化而还不自觉的人类根本换位，历史应该就是这样。 另外，人类社会性进化除了跟承受压力的规模和强度等有关之外，还跟承受压力的频率有关，大自然实际上是人类性社会性进化的超级驯兽师，一切都跟在马戏团驯兽一样，你想要一个动物学会某一个动作，除了用力够大等之外，还需要围绕接受这一个动作进行一定密度的训练，而相比之下，历史上中国人承受的进化压力虽大，但其超巨历史过程的周期性偏长，这对人类社会性驯化是不利的，所以，中国人最早有国家形态，但并不是社会性进化最强的人类，往往每次都是因忘光历史丢掉国家而挨打，结果几千年只记得了“落后挨打”四个字，真是悲哀。 相比之下，欧洲人在因亚洲草原人类的冲击而获得国家形态之后，由于地理的细碎，其历史过程主要是一个中等国家的高频争斗过程，比如英法百年战争，所以，欧洲人的国家观念甚至不低于中国人，这其实是之后其能够通过大航海全球殖民的最重要依托，而不是拿来欺骗的“先进战胜落后”，据说，欧洲人进入中国的初期，生产力等并不高于中国。 理解人类社会性进化，还要理解好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阶级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但阶级实际上是社会性还未进化成熟的产物和重要标志，为什么社会性群居的蜜蜂就只有分工而没有阶级的分化？显然，蜜蜂是社会性进化成熟的良好生物，而人类社会的阶级则是一种负面的存在，其实，与大自然降温时全球一致动作的超级压力相比，阶级斗争只是一种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的较次压力，其不应该是人类社会科学需要面对的一切或最大头，抗日战争时阶级斗争要稍微让位就是这个道理，阶级斗争是互相依存的内部斗争，统一战线就是一致对外，外部斗争经常是拼死搏斗的生死淘汰赛。 懂得了人类社会性就要珍惜国家形态，国家形态不是因阶级而生，国家形态是应生死逼迫而生，所以，只要遇到逼迫放松之时，社会性就会退化，进化程度越差退化越快，而历史上最强的外部逼迫应该还会到来，进化不到位或退化都非常危险，这是全地域人类的共同危险，不论你是谁谁。 现在，人类正处于被称为双重顺境（气候温暖+生产力大发展）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中国，而这正是人类社会性的大退化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社会、政党、社区、家族、家庭等等都处于走向涣散的大势之中。 （四）、结束语： 总之，人类现在和以前的历史学认识和历史观，基本还是较短视野的政治学、朝代学的内容，政治学才会有“人的意识”和“生产力高低”的作用，对于整体的人类历史来说，“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只有使狮子更快提升吃光草原上羊群的能力的作用，其结果只能是自己更快的饿死绝种。 人类五千年的大历史，是人类之外的大自然决定的历史。 人类五千年的大历史观，只能是完全的“自然决定论”，历史学和历史观不需要“辩证”，“辩证”非常有用，但就性质而言，其也是政治学的内容。 人类及人类社会的所有进化都是在适应自然的结果。 ——由《丁丁哥的家》原创：http://blog.sina.com.cn/gzd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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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动力实体能 > 《丁维兵/丁丁哥的家（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