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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扬旧京的教材与通俗读本提供者--孔悦

 老北京的记忆 2017-12-21

东打磨厂东口的路牌,二酉堂的大概位置在现新世界商场西侧。
琉璃厂的中国书店,老二酉堂也曾在东琉璃厂。
西打磨厂铺面房,依稀还能看出当年的商业气息。
北平老二酉堂版“京调大观”。

  资料图片
北平老二酉堂印发的“绘图珠算大成”。资料图片
清道光年间,崇文门外打磨厂先后出现10多家刊印图书的店铺。图为店铺局部门面,隐约可见“二酉堂”字样。资料图片
明信片背面内容大致是请老二酉堂见信将“孝经读本”一千本发货等。


  溯源

  二酉堂,或称老二酉堂,始建于明末,有记载称最早的地址在东琉璃厂路南,但建立的具体时间和地址已无从考证。“琉璃厂早年规模较大之书店,首数老二酉。”(孙殿起《琉璃厂小志》)二酉堂规模较大,集刻书、售书于一体。

  二酉堂建立后,“百年之中,其书肆开闭几何,书估之姓名几何,皆无可考;惟二酉堂岿然独存,据其同贸人云,肆址犹前明故处,而主人则屡易姓矣”。(叶德辉《都门书肆之今昔》)

  至清代光绪年间,二酉堂由陈荫棠接办,地址位于东打磨厂路北四十八号四合院中,采取前店后厂的形式。这时的二酉堂以刻售普通百姓喜好的戏本、小零本为特色,生意红火。新中国成立后,二酉堂生意日渐冷清,最终于1958年公私合营时并入新华书店。

  76岁的张善培从小在花市长大,他仍然记得东打磨厂老二酉堂曾带给他一段儿时记忆:“我上小学六年级时,父亲在花市开着一家照相馆,照相馆后面就是一所小学校。没事的时候,我会从老二酉堂批发一些文具用品,然后摆个小摊卖给学校的学生。”

  张善培记忆中的老二酉堂在一个四合院中,临街有一间门脸,房间的柜台里摆着笔、纸还有摞起来的小唱本,在屋子里就能听见后面院子里制版印刷发出的机器声。

  东琉璃厂店

  旧式启蒙书本畅销

  其实,二酉堂最早的地址不在东打磨厂,而在东琉璃厂路南。清代的李文藻在《琉璃厂书肆记》中曾写道:“路南者,有二酉堂、文锦堂……,二酉堂自前明即有之,谓之老二酉。”这是记者寻找到的有关二酉堂的最早记载。

  二酉堂之名或由典故而来,取其藏书众多之意。《太平御览·荆州记》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有人不满其暴政,为保存古籍,就将书藏于湖南沅陵县西北的大酉、小酉二山洞中,秦灭后才将书取出,这些书就被称为二酉之书。传言清代学者张澍为书斋题名二酉堂,并辑有《二酉堂丛书》,但这与琉璃厂之二酉堂无关。

  李文藻之后,缪荃孙、孙殿起、雷梦水等人又陆续作琉璃厂书肆文章,其中有关二酉堂的详细介绍很少,但多次提及“二酉堂”“老二酉堂”“二酉斋”三个名称。对此,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马建农解释,“过去行业里对店铺名称的表述比较随意,往往顺口就说。究竟是"斋"还是"堂",也许存在记载的错误。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二酉堂和老二酉堂应是一回事。而二酉斋则可能是二酉堂的分号,也可能是另一家书肆,现已考证不清。”

  马建农回忆,曾有老人告诉他,二酉堂曾在东琉璃厂。“在琉璃厂的书肆中,二酉堂算是经营规模比较大的,它不仅卖书还刻书,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出版和发行一体化,这种现象在北京一直持续到解放前。现在的出版和发行分离是解放以后参照苏联模式形成的。”

  古代刻书需要大量资金,过去曾有人为刻一部书倾家荡产。二酉堂作为一个民间书坊既侧重于刻书,同时也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它出售的书主要是自己用木版印制的《论语》、《诗经》、《三字经》、《弟子规》等八旗官学和私塾学生用书,以及小说、唱本等通俗读物。张涵锐曾在《北京琉璃厂书肆逸乘》中记述道“打磨厂有老二酉堂、宝文堂等书店,专印小唱本、历书及供私塾用之旧式启蒙书本,自印自销,分销于华北各省市及乡村。”足见其销路之广。

  二酉堂的印书种类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可得到印证。如清末吴沃尧创作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十二回就写到主人公九死一生慕名前往京师琉璃厂,“走到一家老二酉书店,也是最著名的,便顺着脚走了进去”。其间,有人带着一封信和八十两银子来取礼部堂官李大人买的一小箱书,哪知“箱子里共是三部:一部《品花宝鉴》,一部《肉蒲团》,一部《金瓶梅》”。而当代作家刘绍棠在《蒲柳人家》里则写道京郊农民、何满子的爷爷何大学问“腰里常常揣着个北京老二酉堂出版的唱本,投宿住店,歇脚打尖,他就把唱本掏出来,咿咿哦哦地嘟念”。可见二酉堂印制的通俗读物在京城有一定的市场。

  马建农介绍说,二酉堂刊刻的图书,书前封面往往题刻“京都老二酉堂”,或在书尾刻“老二酉堂梓行”。它较为著名的刊印本为光绪十五年刊刻的《聊斋志异》朱墨套印,镌刻精美,是《聊斋志异》诸版本中比较出色的。

  然而在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委员会副秘书长秦杰看来,二酉堂刊印的书在收藏界位置不高,并没有太高的收藏价值。古籍收藏家韦力也表示二酉堂刊印的书“不属于善本范畴”。

  东打磨厂店

  质量与销路两手抓

  光绪年间,二酉堂迁址东打磨厂,对此马建农推测可能是由于琉璃厂的租金贵,但也不排除它在琉璃厂还留有店面的可能。东打磨厂也是一条文化街,有很多的书店及扇画店,今年87岁的北京史研究专家王永斌老人过去念私塾时就常去那边闲逛,还在老二酉堂买过书。

  王永斌记得老二酉堂的门开在左侧,一进门南房靠西有柜台,除卖书外,还卖文房四宝,习字的红模子、仿影和书法字帖。东、西、北房都是作坊,屋里存放着印书用的木版,其中北房还有账房。解放以后,王永斌为了搜集资料,还采访过老二酉堂的掌柜陈荫棠,所以对老二酉堂的情况比较了解。

  “在陈荫棠接手老二酉堂之前,由于这里木版字刻得不好,印出的书字迹不清,买书的人越来越少,生意很冷清。”王永斌说,“陈荫棠当掌柜后,首先抓书籍的印制质量:他重金聘请来刻制木版和木版印刷的能手,使用上等的松烟墨汁,这种墨汁印出的书字迹经多少年都乌黑可辨,永不褪色;印刷用纸也选择较贵的毛太纸或毛边纸。这使书籍质量得到很大改善。”

  随后,陈荫棠又想方设法扩大销路。王永斌说那时老二酉堂销售对象主要是城乡各地私塾的学生以及部分八旗官学的学生,老二酉堂就通过“串学房”的小贩将各种书籍送至学房中卖。他们对待这些小贩,留的利润比别家书铺优厚,并且是先卖后归书款,因此,很多“串学房”的小贩都愿意卖老二酉堂的书。戊戌变法之后,废旧学,兴新学,四书五经等旧式课本读物销售不畅,二酉堂为打开销路,就印制《针灸集成》和《针灸大全》等医学书籍,同时还承印皇历和日历,都很畅销。

  马建农补充说,当时的书肆为扩大销售可谓绞尽脑汁。与老二酉堂同在东打磨厂的宝文堂还曾雇人到周边农村去说书,但都是只说小说的头一回,以吸引人,要想听第二回就得到书店买书。

  在张善培的印象中,老二酉堂的唱本是很有名的,很多爱唱京戏的老百姓都喜欢到他们这来买唱本,还有一些小商贩也来买,有来自京郊农村的,还有来自河北省的,到解放前都很畅销。

  日本人长泽规矩也在《三十年代北京旧书业及其它》中认为打磨厂的书店“随着时代的推移,营业全不行了。比如唱本,以前它们印行的都是满篇俗体字和简体字的木刻本,现在被中华印刷局的铅印本压倒了”。

  “解放后,北京许多私家书店经营惨淡。有些书店扛不住了,就要求参加公私合营,接受政府国营书店的领导,所谓"戴红帽子"。”马建农介绍,“我曾翻阅过公私合营的材料,到1958年,所有的古旧书店都合并到了中国书店,唯独二酉堂并入了新华书店,但具体原因没有说明,我怀疑二酉堂之前可能有新书业务。”

  张善培回忆,“打磨厂的宝文斋在解放前就搬走了,而老二酉堂则坚持到了解放后。公私合营之后,老二酉堂的店面还存在了几年,但已经不叫老二酉堂,好像成了一个印刷所。据说后来东打磨厂一带拆迁时,临街那间屋的门板上还能看到"老二酉堂"的漆字。”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孔悦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李飞

  藏家

  从香港购得二酉堂明信片

  ●牛风雷,收藏爱好者

  我一直对琉璃厂的书肆很感兴趣,也比较留意相关信息。2007年,我在美国从ebay store上看到有人在卖一张与老二酉堂有关的明信片,当时标价60美元,我私下给卖主发邮件,询问是否能便宜点,卖主说最低45美元,我当时还是觉得很贵,就没有买,但一直在关注着。

  2008年5月28日,我在ebay的拍卖区又看到了这张明信片,我想应该是卖主没能卖出去把它放到拍卖区竞拍了。当时竞拍底价是99美分,由于没有人与我竞拍,我就以99美分把它买了下来。这张明信片的卖主在香港,后来从香港寄给我的邮费倒花了3美元。

  往事

  二酉堂为清宫印玉牒

  ●王永斌,87岁,北京史研究专家

  据我了解,陈荫棠曾在清政府当过一任小官,因此也结交了不少官员。他认识一个专管“玉牒”(皇族家谱)的官员,通过这个官员,二酉堂应承下了为清宫印制玉牒的业务。印制玉牒由清宫造办处领御版宣专用纸,这种御版宣纸由清宫监造,纸纤维长,韧性强,色泽洁白,存放多久也不会褪色变质。

  二酉堂为清宫印制玉牒,不仅得到一大笔可观的加工费,还赚下了大量的御版宣纸。这种纸在市场上见不到,清末一张长8尺宽6尺的御版宣纸可值4块银元。老二酉堂利用这些御版宣纸印制了一批《论语》、《诗经》、《史记》、《资治通鉴》、《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等古籍。由于这批古籍纸张好,印制精美,定价虽高出市价几倍,可不久就被抢购一空。

  研究

  坊刻书质量相对较差

  ●王余光,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古代的刻书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坊刻,即书坊刻书,如二酉堂等,它们一般以市场为导向,刊刻的书以小说、弹词等休闲类的居多,并且很多是原创性的。除此之外,它们也刻印四书五经等科举类书籍;第二类是家刻,即自家刻印的书,它不以市场为导向,不以销售为目的,所以家刻本一般都精益求精,书的质量比较高;第三类是官府刻书,这类书质量也是比较高的。坊刻书质量在这三类之中是较差的。

  明清时期,中国刻书业的中心在南方的江浙一带,北京的刻书业与之相比则有一定的差距。当时北京的很多书都是在南方刻印的,北京的坊刻总体质量也比较差。但北京文人汇聚,读书人集中,是一个书籍的销售中心。

  二酉堂促进琉璃厂繁荣

  ●马建农,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

  二酉堂由于历史悠久,人们很自然地把它作为琉璃厂的一个标志,它确实也对琉璃厂的繁盛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有人说琉璃厂是因二酉堂带动起来的,有些夸大其辞了。

  我认为琉璃厂的兴起与北京整个文化有关。某条街的形成是和消费群体有直接关系的,而居民结构决定了消费群体的变动。清朝实行满汉分城居住的制度,琉璃厂一带居住着很多官员,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而周围兴建的会馆又住有很多进京赶考的举子或候补官员,如李文藻就是作候补官员时写的《琉璃厂书肆记》,他们需要购求书籍,也成了琉璃厂最大的消费群体,于是琉璃厂卖笔墨纸砚和书籍的商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繁荣的文化街。二酉堂之所以能长期生存,也与琉璃厂的繁荣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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