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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学的发生过程中，伴随着一场孟子升格运动。从中唐的韩愈开始孟子越来越受到重视，“孟子”一书也逐渐从子书上升为经。孟子本人获封邹国公堂而皇之地进入孔庙与孔子一起吃冷猪肉。但是就在此同时，也形成了一场疑孟思潮。（学术在斗争。争鸣中成熟）
最早几乎在韩愈提倡尊孟的同时也就有人开始疑孟了。林慎思就对“孟子”十分不满，认为这绝对不是孟子本人的著作。于是这个林慎思竟然亲自动手写了本“续孟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这本书是类似于”庄子“和”列子“一样的寓言。而且同样是韩愈，他一方面称孟子是”醇乎醇“，但是另一方面他对王充也大加赞赏。而王充则在“论衡”中专门写了“刺孟”。这本身就有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在两宋时代孟子的升格运动的发生过程中始终都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在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一到卷十三中共列举了十家批评孟子的言论，除荀子外全为宋人。他们是：
1，司马光的“疑孟”;2，苏东坡的“论语说”;3，李觏的“常语”;4，陈次公的“述常语”;5，傅野的“述常语”;6，刘敞的“明舜”;7，张俞的“谕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8，刘道原的“资治通鉴外纪”;9，晁说之的“奏审皇太子读孟子”。 此外，我们还考证出具有疑孟倾向的有：
1，北宋何涉的“删孟”;（“邵氏闻见录”卷十一曰：“近代何涉有”删孟“”。）
2，北宋冯休的“删孟”十七篇（“郡斋读书志”卷三）
3，元丰年间朝廷议孟子赔享孔庙时提出反对意见的诸人;（见“宋史·礼乐八”）
4，南宋初年李善的“楚泽丛语”;（“直斋书录题解”卷十）
5，南宋初年郑厚的“艺圃折衷”;（余允文“尊孟辩”的一个辩论对象）
6，叶适的“习学纪言序目”;
7，黄次汲的“评孟”十九篇;（赵与时“宾退录”卷二）
8，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中对孟子也颇有微词。
以上这些疑孟的言论中比较有影响的则主要是集中在北宋神宗皇帝前后。而北宋神宗皇帝时疑孟最激烈影响最大的则要属司马光了。他在所著的“疑孟”中对孟子提出了诸多的批评和疑问。比如他对孟子所说的“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君子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遁世无闷，非不恭也。“再比如”孟子·公孙丑下“中记录了孟子将要见齐王听说齐王派人召见自己就以自己有病为借口拒绝王的召见。司马光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说象孔子这样的圣人对鲁哀公这样的庸君态度是那样的恭敬，周公以叔父之尊对成王也是象对文，武王一样。孟子怎么能够以自己的德和年来抗拒君王呢！他特别强调：“夫君臣之义，人之大伦也”。（司马光反动到足以毁灭人类，简直是是非不分，愚顽不划，是“汉奸”“奴才”理论）
当然司马光的疑孟也是有所为而发的，其目的就是反对王安石。司马光用他所强调的“贵贵”与王安石所推崇的孟子的“尊德乐道”相对抗。所以朱师维铮说：“司马光疑孟也有具体的对象，那就是他的政敌王安石”（贵是天生的吗，一成不变的吗？那历史进步，改朝换代，你阻挡变吗？）。
王安石推崇“孟子”，在他早年所作的“易解”中也多有表露。其中他对“权”，“时”，“才”，“心”等的有关论述直接继承孟子思想而有所发展。王安石这种思想又与他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相一致，是他后来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
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利，而是反对“利吾身”，“利吾国”。这集中表现在对“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与梁惠王关于义利的一段对话的理解。
“孟子·粱惠王上”曰：“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对这段话王安石认为，孟子所谓何必曰利，乃指国君之利，指一国财赋之利，即所谓“利吾国”。推而广之，还有利吾身，利吾家，乃至利万民。正如孟子并不反对人的一切欲望，而只是反对“不可欲之欲”，以“可欲之谓善的态度对待人的合理欲求一样，王安石认为孟子所说的不必讲求的“利”，只是私利，只是聚敛，并非一切之利。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指出：“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入，利吾身耳...。
...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奸人者因名实之近，而欲乱之，眩惑上下，其如民心之原何？始以为不请，而请者不可遏;终以为不纳，而纳者不可却。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王安石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孟子被王安石改造成了他变法的依据。因此孟子也成为他的政敌攻击的对象。这就是司马光疑孟的根本原因。
司马光不仅直接批评孟子而且还抬出杨雄和孟子对抗。他说：“扬子云真大儒也！孔子既没，知圣人之道者，非子云而谁？孟与荀殆不足拟，况其余乎！“俨然以扬雄接孔子之道统，而自己则接扬雄之道统。司马光花费了三十多年的时光撰著了”太玄集注“和”发言集注“。对颇为人们诟病的”剧秦美新赋“也给予了辩解。他更撰有”潜虚“一书专门模仿”太玄“。司马光在人性论方面也赞同扬雄的”性善恶混“反对孟子的性善说。所以徐洪兴先生认为”思想渊源的不同或说学术选择的不同，也应是司马光之所以要'疑孟'的原因之一。“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司马光的努力在当时是有一定效果的，王安石就抱怨说：“今学者是孟子则非扬子，是扬子则非孟子”。但是司马光的努力却抵不上朱熹的一句“莽大夫扬雄死”，而且就因为他的疑孟，他本人也被后世的理学家们排除在道统之外。（朱熹本人并没有绝对地将司马光排除在道统之外，他甚至将司马光与北宋五子并称为“北宋六子”。）（但历史并未按司马光的构想发展，杨雄知名度低得多）
进入南宋以后，王安石的新学派的影响逐渐降低。司马光的疑孟也就逐渐失去了现实意义。理学家们关注的重点转向道统的确立。在南宋后期理学成为官学之后，孟子的道统地位也就得到了确认。后来孟子终于取代颜回成为亚圣。当然孟子成了亚圣并不意味着疑孟成为绝响。不仅元人讽刺他“其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而且在明朝初年他还被请出了孔庙，其书也被删节成了“孟子节文”。但这已经不能对孟子的地位构成根本的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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