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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为了那个犯罪的少年

 蜀地渔人 2017-12-23



 这个男生叫小阮。两年前因故意伤害被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小阮故意伤害案是我调到少年审判庭之后办理的第一个刑事案件。两年前,十六岁的小阮被同学召集去打群架,到了现场之后双方没打成,却发生了内讧,自己人跟自己人言语不合发生打斗,小阮持刀将被害人捅伤。在送医之后,被害人被诊断为脾脏破裂,并进行了脾脏摘除手术。经法医鉴定,被害人构成重伤,小阮被关进了看守所。

 

    开庭时,小阮被法警带进法庭,如同一只瘦弱的小鸡仔被夹在两个高大的法警中间,和我最初勾勒出的凶悍的小混混形象相去甚远。我恍然明白,以前在刑庭工作,见过的被告人都是成年人,自然想象不到这个我曾经认为的“恶棍”,其实还是个孩子,我也第一次对于少年刑事法官有了一个新的感悟。在这之前,我一直称自己是一名刑事法官。在那一瞬间才发现,刑事法官与少年法官,两字之差,分量和承载的意义却明显不同。

 

被害人没有到庭,他的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出庭。原告与被告,一个脾脏摘除,一个身陷囹圄,这样的两败俱伤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看到的,而对于这种情况的发生,其实家长和社会都有责任。

 

       被害人的父母大喊大闹,场面一度失控。我迅速休庭,让法警将小阮带走羁押,让小阮的父母回避,法庭里只剩法官、公诉人、律师和被害人父母。我没有制止被害人父母的哭闹,只是平静地等待他们情绪的宣泄。多年的审判经验告诉我,情绪宜疏不宜堵,只有让他们痛哭一场,把情绪都宣泄出去,才能理智地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我也清楚,被害人父母一方面是因为悲伤,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表明一种态度,希望争取民事赔偿中的主动性。当看到我并没有阻止他们哭闹时,他们反而愣住了,因为他们的印象中,法官此时应该是安慰,哄他们不要哭,我没有按照套路出牌,他们很诧异,没过多久就停止了哭闹,恢复了平静,庭审继续进行。

 

       本案的关键是民事赔偿,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酌定从轻情节。案件的事实其实很简单,但民事调解却进行得异常艰难。后来双方逐步缩小差距,最后的差距缩小到一万块钱,在这件事情上,被害人最后的赔偿是经过反复让步的,已经是底线了。对于脾摘除、构成重伤的人来说这点钱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小阮这个普通家庭来讲,也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小阮家愿意砸锅卖铁,但是最后这一万块钱,是已经无锅可砸了。小阮的父母苦着脸告诉我,的确借不到了,因为别人都觉得他们家根本没有还钱的能力了。

 

       案件因为最后的一万块钱进入僵局,实在让人不甘心。而此时小阮父母也陷入绝望了,脸上只剩下听天由命的无奈和平静。


 眼前的局面陷入两难。

于法官而言,其实判决结案很简单,但判决之后这两个孩子,将一个面临长时间的徒刑,一个受了重伤却拿不到任何赔偿。

到这一步,我知道我不能再做被害人的工作了。既然错在小阮,就需要他来承担过错,这最后的一万块钱,还是要从小阮身上下功夫。


某天,我把小阮从看守所提出来,让他在法庭里和父母见了个面,聊聊近况。

 

法庭里,有我、小阮的父母和带着手铐和脚镣的小阮、负责看押的两个法警。

 

本以为他们几个会有很多话要说,没想到几个人却相顾无言,法庭里充满着令人不适的安静,只有小阮母亲断断续续的抽泣声。


我开始引导他们交流,聊聊看守所里的生活、小阮父母筹款的进展,终于小阮的父亲开口了。

 

 父亲:“在里面吃的饱吗?”

 

 小阮:“吃得饱。”

 

 父亲:“吃的咋样?”

 

小阮:“挺好的。”

 

父亲:“有肉吗?”

 

小阮:“有时候有肉沫......”

 

父亲终于哭出声来。

 

我知道,最后一根稻草到了。

 

我耐心地等着小阮的父亲哭完,然后要求执勤法警将小阮带走羁押,小阮吃力地拽着脚镣,努力地冲父亲笑笑,然后转身离开。

 

小阮的父亲咬咬牙:“张法官,我们赔这一万。”

 

事情解决了。

原谅我使用心计,虽然我深知这一万块钱对这个家庭有多么艰难,但小阮的父亲,必须要为平时对于儿子的教育缺失付出代价,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的过程里,赔款、签署谅解书,合议庭充分考虑小阮的情节,判处小阮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执行,小阮终于走出了看守所。


后面的故事,刚刚开始。

 

小阮被羁押时,刚上高一,在看守所关押了九个月之后,原来高一的同学们已经升到高二了,而且高中教育也不是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在是否接收小阮回校学习的事情上很犹豫。我们能理解学校,可能这个学校这么多年也没有遇到过在校学生被抓起来这样的事情,小阮的母亲在多次去学校未果的情况下,又回来找到我。

 

实话说,我心里也没底。

 

我和小阮的母亲一起来到学校,接待我们的是分管德育工作的张校长,一个温和、知性的女教师,我向学校讲述了小阮犯罪事实、过程、表现以及我们判处刑罚的依据,也讲明了刑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于缓刑未成年人的相关规定,希望张校长能够帮助解决小阮继续上学的问题,毕竟校园是最有利于他修正错误、继续成长的地方。

 

张校长让我回去等消息,毕竟事关重大,需要集体讨论。我也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作好了继续帮小阮联系其他中学的准备。我深知学校的压力,毕竟很多家长可能会因为自己孩子班级里有一个“蹲过大狱的少年犯”而迁怒于学校。

 

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学校同意继续接受小阮回校学习,还对于他回学校之后的学习进度作了一定的安排,安排老师帮助小阮补习功课。

 

之后的两年里,我一直和学校一起,继续跟踪小阮后期的学习生活,高二、高三期间我每个学期至少去一次学校,和校长、德育主任、老师见面,了解小阮在校期间的表现。我也一直在帮助学校做各种法治教育工作,寒暑假的,反校园欺凌的。让人欣慰的是,小阮的学习成绩还可以,在九个月没上学的情况下,数学还能考全班前几名。不过也有很多坏毛病,抽烟、迟到、早恋....一个个的听得我头大。我找小阮谈心,希望能以一个大朋友的身份走进他的生活。但是我每次都会把小阮叫到我们的法庭里来谈话,不为别的,是要小阮记住这个地方,和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东西。

 

两年的高中生活,我的耳边始终有小阮或好或坏的消息,但是打架斗殴的事,他再也没参与过。后来得知有一次小阮的一个朋友和同学打架,小阮站在旁边拳头攥得死死的,但没有上前参与,我很欣慰。缓刑考验,考验的就是一个人明辨是非的能力和自控力,此时的小阮已经具备了。

 

高考前报志愿,学校跟我联系,询问我普通高考招生报名条件中有一项限制报考条件:正在执行刑罚的罪犯。对于小阮是否符合这个条件,学校也不知道。后来通过查阅法条、咨询相关部门、和执行机关联系,最终找出了足够理由,说明小阮不属于正在服刑的罪犯,只是在考验期内而已。报名的事情才顺利解决。

 

高考前,我想去看看小阮,买点水果表示问候,叮嘱一些考试的注意事项,但遭到了同事们的反对,他们说快高考的孩子,不要打扰他,尤其是我这个身份容易让他产生心理上的波动。和同事争论了半天,没有结果,但是我选择听大家的话。我给小阮的母亲打了个电话,让她带去我的祝福。

 

漫长的等待,终于等到了小阮被录取的消息,虽然小阮考上的只是一所普通大学,但毕竟是走上了人生的正轨,难以想象如果这些年他要在监狱里度过的话,最终的人生又会走向何方。

 

小阮开学前,我与小阮和他母亲一起,相约到学校去,将锦旗送给学校,对学校两年来的培养表示感谢,小阮只是这个学校几百名毕业生的一个,也是中国几十万大一新生的一个,但是,他却是家里的全部,学校的包容,改变了这个孩子的命运,也改变了这个家庭。

 


在校门口分手的时候,我说,小阮,拥抱一下,像个男人一样。

 

小阮有些局促,把手在衣服上擦了又擦。

 

校门口人来人往,人流中,我与小阮母子挥手道别,他们一直向我招手,笑容一如当时的阳光,灿烂夺目。

愿他们的脸上,永远有着这样的笑容。

 

愿我们辛勤的园丁,桃李芬芳。

 

愿小阮的未来,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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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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