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成都，就没有“杜工部” 杜甫是公元712年生人，公元770年去世。他将近50岁的时候带着全家到了成都，这已是120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1200多年，繁华成灰，无数王侯将相在历史上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但岁月的尘沙永远掩埋不了杜甫的风华。 成都在古代先后被称为益州和蜀郡，但成都这个名称从未变过。在中国历史上，成都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进入蜀中避难，大量外来人口迁入，使得这座人文荟萃的城市成了唐代的“南京”，其地位相当于战时的陪都，很快被提升为一等州，直属中央管辖，称成都府。 杜甫居住时期是成都在唐代最鼎盛、最繁华的时候，成都的地方官——成都府尹相当于成都市长，府尹一般来说同时还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掌控包括成都在内的20多个州郡，100多个县。杜甫在成都5年多，中间短期去过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中，这两地在唐代都属成都府尹的管辖范围。 从公元759年算起，杜甫在成都前后生活了5年，多数时候都是在今天的草堂度过。这五年，可以说是杜甫一生中最安定、最温馨、生活最艺术化的五年。在这期间，杜甫的好友严武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在严武表荐下，杜甫被任命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官品为从六品上，这也是杜甫一生中得到的最高官阶，也是“杜工部”的由来。 在成都旅居的岁月中，杜甫在诗词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在这里写下了430首诗，几乎占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杜诗留存至今有1400多首，其中有1000首以上是杜甫人生的最后十年，即进入成都后写的。如果没有举家入蜀，或者他在战乱中去世的话，我们今天读到的杜诗可能就是满目疮痍的痛苦与惨烈。 入蜀后的杜甫，诗词内容上变得更加丰满，可以说，如果杜甫没来成都，如果没有成都平原温润气候、秀丽风光，特别是醇厚的风俗人情的滋养，今天我们就读不到那样充满人文情怀和人生情趣的杜诗。进一步说，没有成都就没有传唱千年的“诗圣”杜工部。 入蜀求活，心情越走越好 对杜甫弃官入蜀，学界有各种说法，最常见的大致两种：一是因为饥荒，没法养活家人；一说杜甫对朝廷失望，所以主动边缘化。 我个人则认为杜甫对朝廷的失望不是最关键的原因，而是因为关中大饥荒，不得不入蜀求活。因为战乱，这次饥荒影响范围非常大，也非常严重，其直接结果是关中米价飞涨。《旧唐书》记载，“自七月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一千文”，事实上公元759年，正是杜甫到处奔走的这一年，谷价高到了一斗米7000文。而在太宗贞观年间，一斗米才3文左右，安史之乱爆发前的玄宗开元年间，一斗米也才20文左右。大饥荒使得“饿死者相枕于道”。杜甫的知交好友苏源明，曾担任过秘书少监，是唐朝政府中级文官，也在饥荒中饿死在了长安。 杜甫的收入是多少呢？据后世考证，杜甫任华州司功参军时月俸大概在15000文上下，在长安米价最贵时，只够买两斗米，怎么养活一大家子呢？所以杜甫不得不另求活路。 最开始杜甫没想去成都，而是带着一大家子到了离长安不远的秦州（今甘肃天水）。这一家人有多少呢？最保守统计是七口，夫人杨氏加上二男二女以及一名仆人。结果到了秦州还是生计艰难，秋天时再向南走，到了甘肃成县。这里的境遇比秦州还差，他作了《乾元中寓居同谷作歌七首》，写得非常伤心。最后在这年12月，杜甫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去成都。 从甘肃到四川，杜甫的心情是越走越好。在广元，经过竹桥，全家过得战战兢兢，“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再往南，但见“蜀道多早花”。到了德阳，“及兹险阻尽，始喜原野阔”。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成都，“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我们把安史之乱以后的杜诗一气读下来，会发觉从这首《成都府》开始，风格变得轻松了，舒缓了。 在成都，三个故人 杜甫在成都，没有故人的帮助和接济自然是很难安定下来的。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三个故人。第一个是时任成都府尹、剑南西川节度使的裴冕。杜甫和裴冕可谓旧相识。杜甫曾被叛军俘虏，终于抓住机会逃了出来，投奔肃宗。肃宗破格提拔他为左拾遗。肃宗朝的宰相裴冕因为杜甫的忠诚对他有了很好的印象。到了成都后，杜甫在诗中含蓄地称对方为“故人”“厚祿故人”。 第二是高适。高适、杜甫、李白曾是关系密切的诗友，高适比杜甫大十几岁，和李白同一个年龄段，他的《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被后人传唱。高适在肃宗朝被重用，先做淮南节度使，再做西川节度使。他做淮南节度使时镇压过永王李璘的叛乱，而李白在永王麾下任幕僚，高、李因此敌对。杜甫到成都后和高适的交情有一些说不清的淡漠。其实高适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但杜甫对他很有礼貌，很尊敬，却谈不上亲密。有一个故事可见一斑。高适曾作诗《人日寄杜二拾遗》赠杜甫，按杜甫以往的习惯，朋友的诗文他都会迅速唱和，但这次他却没有立刻唱和，一直到高适去世五六年后，杜甫也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才写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回了高适这首诗。 第三个故人是严武，交情最深的一位。严武比杜甫小14岁，但不到40岁就死了。公元761年，即杜甫来成都的第二年，严武被任命为成都府尹、剑南节度使。他经常主动拜访草堂，只带着很少的随从，携着美酒与杜甫诗酒唱和。公元762年，玄宗肃宗相继去世，代宗即位，召严武回长安。杜甫一直从成都送他到绵阳。之后杜甫就一直在成都周边来来去去。后来严武再次取代高适任成都府尹、剑南节度使，并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达到了人生中仕途的顶点。公元765年4月，严武病逝，5月，杜甫离开成都，之后辗转于重庆、湖北、湖南，生活日渐潦倒。 赞助杜甫建草堂的人 杜甫刚到成都时，暂住成都西郊一座寺庙，这个寺庙今天已找不到了。杜甫曾作诗说：“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诗中透出了阵阵的温馨，环境不太好，但生活不算太糟糕，因为有老朋友送来粮食、日用品和钱财。但一家人住在庙里并非长久之计，杜甫考察后决定在浣花溪边建一座住宅。 资助杜甫第一笔资金的是他的表弟，“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他乡唯表弟，还往莫辞遥。” 很有意思的是，建草堂的钱都是杜甫四处筹集的。据记载，一个叫王录的官员朋友来看他说，“你从北方来，不知道我们成都多雨，你这个草堂建得不错，但明年春雨一多，就要花钱来修。这个修草堂的资金我来出。”结果王先生可能忘了自己说的话，杜甫就写了一首诗去催，“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资。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王录看到后，马上就把钱送了过来。 赞助过杜甫的人很多，杜甫一一记录下来，有些是主动送来的，有一些是他主动要的。他向一位叫萧实的县令要100棵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应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他还向绵竹县令韦续要竹子：“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此外还有松树苗、果树苗、瓷碗等，都是向当地官员拉的赞助。赞助的以县级官员为主。一个诗人初来乍到，能得到这样的帮助，没有像裴冕这样的地方大员关照，恐怕是办不到的。 成都居，杜诗进一步升华 杜甫在风土宜人的浣花溪边过上了他一生中最安定、最闲适的日子，他写了400多首诗，和以前的诗词相比有了许多新特点。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这首《登楼》写在安史之乱平定，吐蕃又入侵的时代背景下，极具情感张力，但与以往的悲天悯人不同的是，杜甫在这首诗里对国家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看到成都的繁华，即使是后主刘禅都能勉强维持很长时间，何况唐王朝有这样的大后方呢。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杜诗在保持了忧国忧民情感的同时，对事物的看法多了一些信心，这是他风格的一个改变或者说升华。 “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这个写法很奇特，杜甫以前没有诗人写得这么直截了当，生活化后面又有着非常浓厚的情感——对青城山的喜爱，甚至不忍心吐一口唾沫。诸如此类喜爱成都的诗篇比比皆是，如《江畔独步寻花》，将浣花溪边一个小酒馆的场景写得非常精彩。对成都的音乐，杜甫也醉在其中，“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总之，杜甫沉浸在成都的醇厚人情之中。 “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杜甫在秦州时写了这首《病马》，将大量生活细节入诗。到成都后他将更多的日常生活诗化，比如《进艇》，“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不仅寄托了北望中原的家国情怀，同时将一个西南大都会安静郊外的美好诠释得入木三分。 清代诗人袁枚评价杜甫是一个极为深情、缠绵的人，他对天地间一切，上至宇宙天地，下至夫妻儿女，邻里亲朋甚至一花一草一条小鱼，都投射了深情，酿造出浓浓的人生诗意，而这一切，又和我们所在的这块地域、和成都是密不可分的。(记者 吴亦铮 文/图)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