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料历史】围屋围村 家世渊源

　　新田大夫第。王鉅科摄

　　文｜姜舜源

　　“围屋”、“围村”，是香港人熟悉的岭南古建筑的基本形式之一。森严的壁垒，是这种城堡式、围龙式建筑的突出特征。其使用者，以客家人为主，但不限于客家人。例如新界沙田“山厦围”（又称曾大屋）是客家围村，沙田“大围”是当地围村。

　　沙田曾大屋。网上图片

　　居住于乡村的客家人喜用这种建筑，但居住于城市或较大城镇的居民，就未必采用它。例如著名的“屏山文物径”，属于“广府建筑”，而不是围村、围屋，虽是乡村、宛如城里。香港历史上围村很多，但大多仅留下一些地名，保存至今的屈指可数。著名的围村如：新田乡“大夫第”、屏山乡“上璋围”、锦田乡“吉庆围”等；荃湾的“三栋屋”等处，则是有名的围屋。

　　锦田吉庆围。网上图片　

　　汉族地区民居建筑，由北方到南方，在地域上大体上呈现出从开放到封闭的分布趋势。具体说，由华北较开放的“院落”式，到华中较封闭的“天井”式，最后是岭南完全封闭式的围屋、围村。它们都是中国民居建筑大家族的成员。

　　从北到南看民居

　　华北地区的“四合院”，院内北房是主座，倒坐的南房为辅，东西厢房为两翼，四面合围，并有围起来的院墙，但庭院开阔，门、墙只是起到阻隔作用，民间所谓“防君子、不防小人”是也。华中“徽式建筑”以及湖南、湖北考究的民居，一般是一正两厢“三合式”。正房为厅堂，厅前面不设门窗，为开放式；东西稍间为居室，分上、下两层。两侧厢房东西相向，作子女们的居室。正房、两厢中间围成天井。这里的天井小于北方四合院的院子，但远远大于岭南围屋的天井。

　　“徽式建筑”山墙。作者供图

　　造成南北方民居布局不同的原因，首先是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差别。广东韶关正当北回归线上，香港等韶关以南的岭南地区，在夏至前后一段时间，太阳偏北，坐南朝北的房屋都可以照进阳光，其余时间也艳阳高照。所以在香港买房子，不太计较是北房还是南房。北京则大不相同，老北京话说“有钱不买东、南房”。四合院里的南房一年到头不见阳光，冬天住南房真是“雪上加霜”；酷夏的北京气温高过岭南，东厢房西晒，住东厢房好似“火上浇油”。

　　华中的徽式建筑、江南的苏州建筑，在功能上既要考虑夏天遮阳避暑，又要兼顾冬天尽量吸纳阳光聚暖。夏天太阳近乎直射的季节，它的两厢可以遮挡过多的暴晒；冬天太阳南下时，它那大于岭南围屋的天井，可以接纳较多光与热，阳光还可以照进它开放式的厅堂。徽式建筑房屋山墙“马头墙”，可以抵挡大风将屋瓦吹起。其次是历史上社会治安等生存条件。岭南客家人在两晋、宋元之际，由中原地区背井离乡南下，一方面兵荒马乱，一方面匪患成灾，围村高墙壁垒成为不得已之举。而徽式建筑高高的白粉墙，防卫性能介于围屋、围村的墙壁与北房四合院墙壁之间，既挡君子、也能挡小人，但挡不住匪患——这正是它与岭南围屋显著不同处。

　　“围屋”源自汉代

　　以上是从地域分布横断面，笼统分析中国汉族民居状况。而追溯历史渊源，建筑史界一般认为，客家围屋起源于唐宋时期。从东晋时期北方汉族为躲避战乱“衣冠南渡”，到宋、金、元时期北方汉人南下，辗转迁徙长江以南直至岭南南海之滨，同时将中原建筑设计思想、建筑科技带到南方。为应对战乱、匪患等生存威胁，特别是将中原地区城堡建筑的建设经验和模式，与岭南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相结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围屋、围村建筑和文化。比如把当时先进的“抬梁式”（由一根大梁上设三或五枝立柱承托檩木）与“穿斗式”（房屋山墙里数枝立柱直接支撑檩木）相结合，运用于岭南大屋，建造“一进、三厅、两厢、一围”的高墙建筑。岭南地区地质结构稳固，历史上很少地震，所以后来有些岭南大屋就偷工减料，山墙里就省去了“穿梁”，而把屋檩“硬搁”在山墙上。但岭南雨多，大屋檐柱的柱础就大大高于北方建筑。

　　陶庄园豪华“围屋”

　　因为中国古建筑是木结构为主、砖石结构为辅，不像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石结构建筑那样抗腐蚀，所以基本看不到秦汉时代留存至今的木结构建筑；如今可以见到的完整木结构建筑，最早是唐代，宋代就较多些。这可能是研究者把围屋、围村历史上溯到唐宋时代的原因。笔者根据近年来考古出土文物，发现岭南围屋、围村这种建筑形式，在汉代的华中地区、华南地区都已经存在了，而且与香港现存几处古迹几乎一致。岭南围屋、围村建筑历史渊源可以直溯汉代。

　　河南省淮阳县于庄汉墓出土的汉代陶庄园。作者供图

　　一九八一年在河南省淮阳县于庄汉墓出土的汉代（公元前二〇二至公元二二〇年）陶庄园，是一座颇似岭南围屋式建筑的模型。此文物现藏河南博物院。根据模型中建筑体量、人物身高推算，与实物比例大致在一比十以上。它南北长一百三十厘米；东西宽一百一十四厘米，其中主体院落面阔九十厘米，西侧“跨院”二十四厘米。

　　主院三进建筑。一进建筑的南墙，就是主院的南外墙；三进建筑的后墙，就是主院的北外墙；主院东西两厢廊房的后墙，就是主院的东西围墙。主院是一座高墙、廊房围起来的封闭性建筑，只有一处大门作为唯一出入口。这与后来岭南以墙壁、屋墙相互连接封闭起来的围屋、围村，基本是相同的。

　　跨院是十八厘米高的低矮围墙，里面有田垄，考古发掘报告认为这是田园。若从建筑史角度看，其实是“辅院”，里面种菜、存放生产生活用具，笔者少年时见到的北方老式民居宅院依然如此；而现存北京故宫，居住区宫院毗邻的都有辅院，相当于宾馆的服务区，宫殿建筑术语叫“跨院”。

　　陶庄园正面大门为防卫性能较好的硬山式建筑，楹柱包在砖墙里，利于防火和抵御火攻。大门墙高四十二厘米，门洞高十九厘米、宽二十一厘米，在满足出入通行同时，特别注意安全防卫。推开厚重的门扇，门里东部是长方形石槽，那应该是放置门栓的地方，明清皇宫门洞里也有这一设置。大门里边是二门，为二层楼的门楼。门楼两端是四层高的角楼。三者之间以廊房相连，在二楼层面上相互间来往通行，这是汉代流行的“复道”式建筑，相当于现代的立体交通。

　　陶庄园后部。作者供图

　　两座角楼向北，与中庭主楼的东西两厢廊房相连，最后与后院第三进建筑衔接。二门、两厢的外墙都是防火的“硬山式”墙体。东西两厢廊房为两层高，由南往北呈两次递减的“叠落廊”，这种建筑格局一直到清代皇宫里都有。这处门廊相连、勾檐斗角、布局紧凑的整个建筑群，建筑紧密程度高于徽式建筑，而与围屋更为接近。

　　这处汉代陶庄园中心的主体建筑——屋顶为“重檐”、“四面坡”的“庑殿顶”的两层楼阁，建筑科学设计达到很高成就，其科学原理在后代建筑、包括岭南围屋上面都可以见到。比如楼阁之下的台基为十厘米，折合实际建筑台基有一米多。高出周围建筑的台基，让台面楼层在冬天可以避免南、东、西三面建筑遮挡，接纳更多阳光；而夏天太阳近乎直射，厅堂里并不会受到暴晒。根据模型比例，楼阁从地面到屋脊，实际建筑的通高大约有十米。楼阁的上层基本处于两厢之上，其底线与角楼最高层的底线持平，而高出角楼及二门门楼。北京故宫三大殿、后三宫建筑群在高度处理上，基本与此类似。

　　台基之上为开放式厅堂，前面不设门窗、墙壁。厅堂里东部有一组伎乐俑，一男五女共六人，弹琴鼓笙，似在为来宾演出。从人物长袍服饰看，表现的应是冬天的情形。这正可以展示这处建筑设计的科学性。

　　陶坞堡东汉“围屋”

　　淮阳现在是河南周口市的一个县，但洛阳是西汉东都、东汉首都，淮阳在汉代可谓京畿之地，此地的墓葬很多属于当时豪强、官僚，这件陶庄园“重楼”、“庑殿顶”、“歇山式”、高台等建筑形制，都是京城才有的，在后代都属于宫殿等官式建筑的高规格。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东汉“陶坞堡”。作者供图

　　如果说位于中原汉代京畿淮阳的汉代陶庄园，比较岭南围屋过于豪华，那么一九五六年出土于广州东郊麻鹰岗的东汉（公元二五至二二〇年）“陶坞堡”，就似曾相识了。这座坞堡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平面近乎方形，四周以高墙围绕，只开前后两门。围墙长四十一点二厘米、宽四十厘米、高二十九点六厘米，为砖石砌成，只在顶端开“箭窗”，防御性能良好。门上有门楼，四隅筑“敌楼”，以眺望远近敌情。城堡之内有两座房屋，一作曲尺形，一作长方形。屋顶的高度都低于四周围墙。这与香港老围村原状十分相似。

　　中国历史研究一般认为，秦汉时期是国家体制由先秦“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时期，作为先秦贵族势力遗留物的世族豪强，仍然保存了强大实力。他们修筑坞堡，聚族而居，吸引农民为其耕作，招募壮丁组织私家武装力量，称为“部曲”，保卫自己的利益。这种城堡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而与围屋、围村产生的历史条件相似。

　　汉末天下大乱，三国时期群雄割据，民不聊生。豪强大户，就高筑墙以求自保；普通百姓建不起城堡，就筑起“土围子”，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岭南地区还存在不少“土围子”。战乱、匪患，生活环境不靖，是围屋、围村产生的根源。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三国东吴“陶院落”。作者供图

　　一九六七年在湖北鄂州出土的“陶院落”，就是汉末战乱的历史佐证。此地在三国时代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件陶院落四周也是高大的围墙，只开前后两门，前门门楼刻写着“孙将军门楼也”六字铭文。围墙长五十四厘米，宽四十八厘米，四角各有一座“敌楼”。门楼、敌楼都是用于了望和储兵的防卫设施。高墙之内前有厅堂，后有正房，两侧是厢房。

　　鄂州是三国吴（公元二二二至二八〇年）武昌城旧址，吴主孙权先是在此建都，后来才迁往建业即南京城，但这里一直是陪都。研究者根据铭文推测这座墓，是东吴武昌都督兼平荆州事孙述的墓地，这件陶院落也就或许是孙述生前居住的庭院的写照。

　　共建美好“桃花源”

　　如果说先秦奠定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坚实基础，那么汉代就是塑造了汉文化的成型。汉代对于我们汉族与整个中华民族太重要了！中国人的物质生产在汉代达到高峰，文化创造在汉代奠定了基本规模和格局。历史学家宁可经过考察历史文献指出：“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两千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四百八十六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六百四十斤。这些数据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准上徘徊！”（宁可《汉代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知名经济学家雷鼎鸣曾数次对笔者谈到，经济学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劳动生产率，从汉代到晚清两千年来发展很小，经济规模的发展主要是人口（劳动力）增加带来的。据美国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a估计，从汉朝到一九五〇年，中国的人均实质GDP总共只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左右。

　　宋元之后留存至今的围屋、围村逐渐多了起来，如今东莞等珠三角地区的古村落，建村历史有的可以上溯至宋代，一般的都可以明确为明清时期。这些古村落、古民居成为我国民居建筑中的瑰宝。而分布于新界各处的围村、围屋，以活生生的实物历史告诉人们，香港历史上并非有些人形容的“不毛之地”，它们在历史上，好比中原士大夫和劳动人民，逃避战乱、共建美好家园的“桃花源”。

　　（作者为中国历史文化学者、北京市档案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