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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北宋理学家)

 七彩阳光3109 2017-12-25

周敦颐在治学中,提出许多新问题,并作出新的论断,把儒学推进了一步。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理宗时,诏从祀孔子庙堂,其理学奠基者地位为官方所承认。

周敦颐是宋明道学的开创者。

周敦颐像
在当时儒、佛、道合流的形势下,从对于《老子》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资料进行熔铸改造,并为宋以后的道学家提供“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模式来说,周敦颐确有“发端之功”。二程的“扩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义说,都不过是在周敦颐原有的思想基础上使道学理论更加完善化、系统化而已。

周敦颐的哲学著作,现存者只有一幅从道教图录中改装过来的《太极图》、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

一实万分

世界的多样性及其统一性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复杂问题。周敦颐通过“一”与“万”的关系问题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把本体论的哲学争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说:

“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通书》)

“万”指事物的多样性,“一”指多样性的统一性。“是万为一”指事物的多样性具有统一性。“一实万分”指统一的本原的实体分化为千差万别的特殊物体。总起来看,他认为,“万物”是从水、火、木、金、土五种特殊实物变化而来的,五种特殊实物是从阴阳二气变化而来而来的,阴阳二气又是从“一”变化而来的。他所谓“一”,就是《老子》的“无极”和《易传》的“太极”。把“无极”和“太极”两个哲学范畴统一起来,重新对本原的实体进行哲学加工,显示周敦颐“合老庄于儒”、融合儒道哲学的新动向。

他运用两推法来说明“一”与“万”的统一关系。一方面,从一到万、从本体到现象:“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其公式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另方面,从万到一,从现象到本体:“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其公式为:万物→五行→阴阳→无极(太极)。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他的宇宙模式论虽然糅杂了物化论(“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阴阳五行学说(“二五之精”)的思想资料,但仍然归其本于无极(太极),贯彻的是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哲学路线。不过,他把无极和太极两者结合起来规定本原的实体的特征,显示了道学开创者的理论思维水平。一方面,“无极而太极”,说的是无极虽可名之为无,但无中涵有,其名为太极。因此,无极不是绝对的空;另方面,“太极本无极”,说的是太极虽可名之为有,但有本于无,其名为无极。因此,太极又不是具体的物。周敦颐把本原的实体规定为实有而非物、本无而不空的绝对体,是对以往哲学思辨的理论总结,表示他力图克服玄学、佛学空无本体论的理论局限,为宋明道学在本体论上开辟新的途径。

太极生阴阳

为了论证“一实万分”的本体论,

周敦颐
他还以“诚”、“神”、“几”等古老范畴进行哲学加工,进一步提出了太极生阴阳的动静观: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通书》)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通书》)

周敦颐用“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解释了“太极生两仪”的古老命题。他用太极的“一动一静”解释了阳气和阴气的产生。所谓“生阴生阳”、“分阴分阳”,都是说阴阳二气是从太极自我运动过程中产生、分化出来的。如果没有太极的“一动一静”,即如果没有“无极(=太极)之真”,那末,即使有“二(二气)五(五行)之精”,也不能“妙合而凝”,产生万物。因此,把“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这两句话与“物则不通,神妙万物”联系起来看,万物的生生不已不过是“变化无穷”、掌握动静主动权的太极在那里推动而已。这就在“万物”、“五行”、“二气”之上安上了第一推动者——无极(或太极)。

宋代道学家都用外因论解决理气关系问题。二程的追问“所以阴阳者”,朱熹的追问“所以变通者”,都是受了周敦颐外因论的启发,为“形而上之道”的精神本体提供理论依据。

主静立人极

《太极图说》的起点是“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

周敦颐楷书《无欲故静》
其终点则是“主静立人极”的封建伦理观。

首先,“无极而太极”自我运动的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的“人”( 《太极图说》);而“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通书》)。这个众人之秀的“一人”,由于掌握了所谓“仁义之道”,就可以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通书》)这个“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圣人”,就是代表“妙万物”的“太极”来统治社会的。因此,被周敦颐神圣化、绝对化了的无形无象而又最高最初的“太极”,归根到底是为宋代有权有势而又至尊至贵的封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

其次,太极的“一动一静”掌握了“化生万物”的枢几,使“二气”、“五行”、“四时”这一系列自然秩序在它的推动下“妙合而凝”、“变化无穷”。与这种“妙合”相应,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也是“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 (《通书》)这种“合理性”, 周敦颐叫做“万一各正,小大有定” (《通书》)。在自然界,万物(“万”)与太极(“一”)各有其应处(“正”)的地位;在社会上,统治者(“大”)与被统治者(“小”)也有其不移(“定”)的等级。周敦颐所欲论证的封建等级就是被以后道学家哲学化的所谓“不和乃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理”。

最后,正因为人是“得其秀而最灵”,所以也总是有强烈的感情和欲望。如果“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通书》)因此,他提出了三字诀。一曰“定”,就是“定之以中正仁义”,建立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 (《通书》)。这就是所谓“存天理”。一曰“主”,就是“主静”,因为“欲动情胜”是不可收拾的,只有“主静”、“慎动” (《通书》),才能深入考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几”(苗头)。这就是所谓“灭人欲”。一曰“立”,就是“立诚”,因为“诚”既是“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也是所谓“纯粹至善”的先天本性(《通书》)。只要掌握了“诚”,就掌握了“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通书》)。这样“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通书》)人们都照着封建道德的标准去规范行动,诚心一立,人极也就立起来了。

太极无极

周敦颐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融合道学,间杂佛学,提出'太极而无极'的宇宙生成论。他认为,无极(无)生太极(有)。太极能动能静,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动之极则走向静,静之极又回复为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阳生两仪(天地)。再阴变阳合: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之气流动,推动春、夏、秋、冬四季运转。故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原于无极,无极是宇宙生成的根本。阴阳二气与五行之'精'巧妙凝合,又形成男女。变化无穷的万物中,人得天地之'秀'而为万物之灵。五行之性触感外物而动,则呈现恶与善,形成错综复杂的万物。

至诚主静

周敦颐在宇宙生成学说基础上,又提出'至诚'和'主静'的道德论。他认为,人性有五品,即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和中;适中是最完善的人性,其余诸品皆有缺陷。只有达到'至诚'境界,人性才能完善。因为'诚'源于宇宙的本原,体现太极的道德本质。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根本,是行为的渊源,是圣人立身之德。达到'诚',则进入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成为圣人。为达到'至诚',提出'主静'的修养方法。让人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从寡欲达到无欲。无私无欲,便成为至圣。这样的圣人,便可与天地之德、日月的光明、四时运行之序、鬼神作凶吉等最高法则相符合。

他还从道德论的角度,阐述礼乐。认为礼就是理(条理),阴阳有理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皆得其理而后和。乐就是和,阴阳理而后和,万物也有其理而后和。故要先讲礼、而后读乐。在圣五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之后,乃可作乐。乐的作用是平天下之情,故乐声应'谈而和'。使人不起欲念,心如死水。乐声淡、乐辞善、可移风易俗。妖声艳辞,则败坏风尚。古圣人作乐,以宣畅和心,使天地和、万物顺,感动神祗、鸟兽。

文以载道

周敦颐提倡'文以载道'。强调文辞是艺,道德为实。笃其实而书之,美则爱、爱则传,贤者得而学之,是为教化。不务实,虽业师保勉,人也不学。不知务道德,而专以文辞为能,是'虚车',实为弊端。

明慎用刑

周敦颐政治主张的中心是'顺化'。指出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圣人修仁义之德,万民才能接受教化,化而为善。同时,也强调刑罚,认为天以春生万物,以秋成万物。故圣人法天,以政养万民,以刑治世。但要'明慎用刑'。主刑者,掌握人的性命,不可不慎,要中正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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