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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捐赠的时间点到了 《中国慈善家》：2005年你从美国回来，本来打算用一半时间做天使投资，一半时间做非营利事业？ 邓锋：对。我在美国创业时，曾受惠于美国的天使投资人，我觉得要有所回报，而且我认为这种模式很好，能帮助未来的企业家。但后来我发现国内天使投资的规模还不是很大，非营利事业也没有很好的平台，而VC（风险投资）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它不仅仅能够得到财务回报，还能帮助别人。VC不像PE（私募股权基金），PE就是财务型，VC是你要帮助这些企业家和企业做创新，对企业、对社会有非常正面的帮助，这是雪中送炭的事，不是锦上添花，我觉得很好。 一旦做起VC来，就发现必须百分之一百投入，不可能50%时间做公益，50%时间做投资。但也不是说就不做公益了，只是不用50%的时间做公益了。 《中国慈善家》：对于你要做的公益慈善，你的逻辑架构是什么？ 邓锋：主要是两大块，一是教育，一是中美关系。 教育包括精英培育和企业家精神，主要注重创新力和领导力的培养。我觉得这是培养学生最关键的，也是中国最需要的。美国为什么国力那么强？一个很大的原因，他们非常崇尚企业家精神，它代表着创新力、领导力，还包含不怕失败、家国情怀等。清华有一个战略发展委员会，我是委员，我说清华大学未来的100年，应该主要注重价值观层面的培养，就两件事，一个叫创新力，一个叫领导力。我还强调中国一定要把企业家精神放到国家战略里，不能轻商。 中美关系，我觉得未来的世界主要看中美，中美的和平就是全球和平，它不在于意识形态要一致，不要太多强调自己政策的正确性，要从可聚焦的、可以合作的点开始。我一直强调合作的角度，比如说癌症的防治、环境保护、经济合作，增强相互依存性，越依存越和平，尤其从民间的角度来说更是这样，要加强互相交流，促进两国之间互相依赖。 《中国慈善家》2017年11月刊封面 《中国慈善家》：具体到项目呢？ 邓锋：精英培育这块，我们做了清华大学信息学院人才引进及研究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基金，支持信息学院学生出国参加会议，每年100个学生，总共资助了1400多个学生；我和陈希（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发起思源学生骨干培养计划，把清华学生干部组织起来，利用暑假到中国西南、西北等相对贫困省份和港台等发达地区了解中国国情，以及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考察，了解西方的经济、法律和文化体系；后来又做了一个全国学联领导力培训项目，支持全国40个高校的学生会主席的培训。现在还包括我作为发起捐赠人的西湖大学和未来科学大奖这两个项目。 学生创新创业这块，我一直在做公益创业大赛。这个大赛最早在清华举办，现在是团中央三大赛事之一，冠名为北极光杯公益创业大赛。 除此以外，我在USC、沃顿商学院有捐款（注：邓锋曾在这两个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学位），斯坦福大学也有捐款，斯坦福大学跟中国有很多合作，包括跟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所以我捐款。哈佛大学我是顾问委员会成员，但我没有捐钱，他们之所以让我进顾问委员会是希望我捐款，但是我现在没有找到好项目，我就讲得清楚，我说要没有好项目我不会捐钱，我捐钱不是因为你是哈佛，是因为你有好项目。 中美关系方面，我资助了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做中美政策研究和中美教育合作。除此之外，每年赞助中美民间高端对话论坛。还有一些在培育中的项目。 《中国慈善家》：为什么把很多项目都放在清华大学？ 邓锋：首先毫无疑问清华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学校，跟我关系很深，我想回报清华，清华也认可我这些项目。其次，在清华做项目要有丰厚的资源，不光是捐款，这些资源别人不见得有，我有这个资源，所以我就说那我把清华这事做好，慢慢想到了做精英教育。 我第一次捐款是2003年，给清华捐了一千万人民币，那时候清华的捐款很少，没有校友捐大笔，校友都是小钱，可能几十块、几千块、一万块，没有这种（捐赠）文化。我那（笔捐赠）是清华校友第一次给清华大笔捐款，我捐款以后我的一个学生叫赵伟国，我以前是他辅导员，他知道以后就说邓锋捐了一千万那我捐三千万，所以当时这笔捐赠起到的一个最好的效果就是我的学生捐得比我多，现在他捐的总数也比我多，这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中国慈善家》：带动了一批校友捐款。 邓锋：不能说带动一大批，但这个风气开始了。现在可以说中国（高校捐赠）的时间点到了，我只能说我可能把这事稍微提前了点。 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人来找我（捐款），就给我一些启发。我公司上市没几个星期就收到USC（注：南加州大学，邓锋获其计算机工程专业工学硕士学位）的一封信，校长写的，恭喜我公司上市，校长其实根本不认识我。过几天工程学院院长来访，说能不能约吃个饭，就跟我介绍学校的发展。过几天又给我送球票，再过几个月说我们有个好项目，你能不能捐点款。USC的校长说，要在当校长期间让校友捐赠达到60亿美元，结果任期没满就已经完成了，他又把目标改成80亿美元。 我觉得像USC他们这方面做得很好，（捐赠）是有系统的，但清华没有。我是清华大学基金会理事，跟邱勇校长（注：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前两天还谈这件事，怎么来发挥基金会的功能，让它触及到校友。中国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点了，我有很多朋友很有钱，不知道往哪儿花，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可以去做这件事。 2013年4月，在清华x-lab启动仪式上，邓锋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中）、战略合作伙伴清华科技园董事长梅萌（左）签约合影。 公益要把钱花得有效率 《中国慈善家》：你捐款很看重项目。 邓锋：是。我没有直接给谁奖学金，比如说贫困山区学生的扶贫，因为我觉得扶贫很多人都可以做，我做的项目都是有思考在里面的。 做精英培育没有资源是做不了的，我比一些本土企业家有海内外资源，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把重点放在精英培育这块。希望小学谁不能捐？有钱就能捐。你说你搞领导力培训，这个不是说谁想干就能干的，还要看学校跟不跟你合作，学校信不信任你。中美关系这一块我也有些优势，我跟美国主流社会有很多联系，我在美国大学有职务，我在中国跟包括各个层次的人都有联系，这个作用并不是很多人能有的。 我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就是说并不是谁出钱谁就是做公益，不是看谁捐了多少钱，这个太简单了。做公益是你能够把钱用到最好的地方，有最好的效率，能够充分利用你的资源。另外要看你的项目是不是设计得好，让人愿意出钱做这事。 《中国慈善家》：你很注重花钱的效率。 邓锋：是。我跟学校说，第一，我捐的钱不盖楼，到现在为止我捐的钱没盖过一个楼，我捐的钱全部要花在人身上；第二，所有的项目我参与，不能说这钱捐了你们想怎么花怎么花，从它的设计到管理我都要参与。 设计一个好的项目，大家看到项目好，也能更好地动员捐款。像学生出国参加国际会议，一年也就花十万美元吧。思源学生骨干培养计划，一年大概七十个人，大概花七十万人民币。所以其实真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种方式，怎么设计好项目，让慈善更有效率，让人因为项目愿意捐钱。 再就是管理。首先必须得有人负责这事，然后每个项目设计都是按十年期来的。我设计十年，但是我先给一年的钱，做不好第二年不给钱，做好了我再给两年的钱，三年做好了我再给七年的钱，然后到第十年我能够退出，有一个机制把别人带进来一起做。 《中国慈善家》：有没有一些项目，因为已经做成熟了，交给别人做了？ 邓锋：有。我做的第一个项目，支持信息学院学生出国参加会议，第五年开始信息学院研究生院出一半的钱，我出一半的钱，第十年开始我出三分之一研究生院出三分之一，从外面找了另外一个人出三分之一。所以这样下去就很好，那我的钱又可以用来做别的项目。 《中国慈善家》：这些理念跟传统慈善不太一样。 邓锋：对，我觉得做公益不是有钱就能做的，你得有理念、有办法，才能做得好。我绝对不是说把钱拿出来就行了，我一定要把钱用好。中国慈善界已经到了我们怎么把项目做好的时候，要把钱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过去就是一个传统慈善的概念，帮扶贫困的人，但是现在要能够站在一个更高层面包括国家利益层面来做（公益），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 《中国慈善家》：有媒体报道说你是用风投创投的理念来做公益。 邓锋：某种程度上，在做公益的时候你会拉进一些商业的思维，做法上一定要商业的，企业运营的做法，你得有目标，有效率。很多企业家捐钱是把钱给你就完了，我是要参与，从项目设计、管理、执行、改进，把项目自始至终每一个环节给它做好，包括成本怎么降低，效率怎么提高，效果怎么最好，这些都是商业性的思维。 《中国慈善家》：好的项目是你发起的还是校方？ 邓锋：说实话，很多好项目是我自己发起的，也有清华大学提的，比如我参与的抢救校史项目，请清华老教授口述历史，这是校方提的，学生干部培训这是陈希提的，这些都是好的项目。 但甭管谁提的，没有关系的，我现在要推动的是学校把好的项目产生出来，设计出一些人家看着就想捐的项目，然后再找人去捐钱。不能说你先把钱捐了，我们肯定合理花，这不行。所以学校你别找校友就只说捐钱，你应该先给一个项目清单，告诉校友这些钱可以干嘛使，当你有这些好的项目，捐钱干嘛你都给人说清楚了，筹款就容易了。 现在邱勇校长认识到这一点，他专门提出来，基金会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你把好项目做出来就不怕没有人捐钱。 《中国慈善家》：这种项目导向的理念，在中国高校的公益事业中算弱的吗？ 邓锋：我也不清楚别人是怎么做的，我感觉挺弱，大家好像还是停留在说谁谁谁捐了多少钱、捐了多少楼的阶段，但我也没法说，各个地方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 《中国慈善家》：你现在大概每个月花多少时间在公益项目上？ 邓锋：其实也没那么多，5%到10%之间。 《中国慈善家》：有团队和你一起做吗？ 邓锋：没有，就我一个人。 《中国慈善家》：有没有想过成立一个基金会，由专业团队来跟进这些事？ 邓锋：目前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也考虑过，最重要的是这些项目能不能做好。到一定程度，项目管理出现困难我可能要做基金会，现在还好，很多项目都在清华大学，是借助他们的力量来管理，学生处、财务处可以帮着做一些工作，从我来说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刀刃上。 《中国慈善家》：接下来在项目方面有什么规划吗？ 邓锋：首先把手上这些项目做得可持续，这是最关键的。可持续不一定都是我捐钱，得带动别人一起捐，这样我就可以把钱拿出来做别的项目。我希望做那些从0到1的事，也得保证从1到100有人一起来做。比如我投资中科创达CEO赵鸿飞，他有公益心，他公司上市之后我就让他拿出100万跟着我一起做公益，做全国学联主席团领导力培训的项目，他很乐意。 再者，希望能够开辟一些新的方式，找一些好的创意来做，就像我把兆易创新的股票收入1100万美金捐给清华，它的意义不在于说1100万美金是多少钱，而是这个创意让大家觉得有意思，觉得他们也可以这么干。 邓锋在2015年x-lab举办的第二届清华大学校长杯创新挑战赛决赛现场代表评委发言。 风险投资是在践行企业家精神 《中国慈善家》：你在投资的时候，看重创业者的一些品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高于财务回报的理想。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一点？ 邓锋：我希望首先他要看重财务回报，因为他的投资人、员工，背后一家老小，都需要财务回报，这点我觉得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他只盯住财务回报，以此作为做企业的唯一目的，很多地方会出现问题，他很可能碰到困难会投机取巧，或者把自己的底线越降越低，做一些不地道的事。所以要有超越财务回报的这种理想。 《中国慈善家》：你怎么看待个人财富？ 邓锋：财务上获得自由独立是很好的事，但过了一条线之后，你的生活意义就不再是继续追求更多钱了。这条线每个人设定的不一样，有人说一千万，有人说几千万、几亿，无论是多少，过了这条线后，你再有多少钱，已经没有那么大意义。 还有一点，财富不是靠钱来衡量的，这很关键。我很反对现在的很多财富排行榜，我觉得那是宣传落后的价值观。首先财富不只是钱，比如一个人的精神财富算不算财富，他的社会财富算不算财富，很多朋友说你好话算不算财富？所以不要以钱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 然后，财富到了一定数量，怎么花钱就比怎么挣钱更重要了。把过多财富留给下一代，对下一代并不是好的方式，可以留给他一部分。如果说留给下面好几代人，这就没有意义，还不如在活着的时候把财富用好，用在有意义的地方。 《中国慈善家》：你讲过，投资人大多数时候是在选人而不是在培养人，有些特质是在做企业之前必须有的，如果做企业之后再去培养的话已经晚了。但你也说，投资人除了识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能把一个不错的人培养激励成一个好的创业家。北极光是伴随着企业成长的创投公司，在投资之后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对企业家精神方面的引导？ 邓锋：对，我们面对的都是成年人，很多东西基本都定型了，很难说我来投资然后把你改变，这个不现实，所以基本上要选择有领袖潜质的人。但有领袖潜质的人在成为领袖的过程中确实需要一些环境，我们作为VC，就是在从他有领袖潜质到成为领袖的过程中，我不能讲说引导，应该说是作为合作伙伴来帮助他。比如我们看过的东西比较宽，他在行业里扎得比较深，我们给他提供外面行业里的信息，来作为他看得深但没有看得那么宽的补充。比如他可能对于运营很清楚，他未必对资本市场很了解，我们给他提供资源。再或者他艰难的时候，我们在后面拍拍他肩膀，他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在后面提醒他别头脑发热。 我不想强调什么说企业家是给VC打工，VC多有能耐，对一个企业家做改造和指导，其实你只不过是在旁边指引，最根本的还是企业家本身，我们只是从侧面提供资源和帮助。 《中国慈善家》：你在教育方面注重培养企业家精神，但其实做风投也是在培养企业家精神。 邓锋：我认为做风投是在践行企业家精神。从大处帮助社会来推动企业家精神，不是我一个人，我觉得整个VC行业，也被政府和社会认可。他们最开始认为你投资人都是赚钱的，慢慢认可投资人对行业和社会有很多帮助。 11月4日晚，邓锋参加由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主办的2017“真爱无界，赋能未来” — “分享·爱”慈善义拍晚宴。 《中国慈善家》：你曾作为“中国好天使”的导师，为中国培养优秀天使投资人。“把一个不错的人培养激励成一个好的创业家”这一思想如何贯穿在导师的指导中？ 邓锋：我做很多事还是顺势而为。在中国的投资环境下，投资人也有些不讲商业道德、很恶劣的东西，但我能够改变多少？说心里话，改变不了太多，只能说我尽点力。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要把这个投资人和投资环境改成什么样，那我会难受死，每天会痛苦死，因为你的理想达不到，不现实。 我干脆就是目标低点。我也有自己的理想，我自己要活得很开心，在这个前提下能够做一些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事就可以了。有意义在于正能量，有正面收益，但我不乞求这种正能量收益，一定要改变整个社会。我只希望它是能够在相对小的环境下，起到一点正能量，那就够了。 《中国慈善家》：你在投的企业当中，也会在意对企业文化的培养吧？ 邓锋：那当然了。 《中国慈善家》：有一些方式方法吗？ 邓锋：这个就没有。这是一个软的东西，你要跟企业家慢慢交流，让他们理解企业文化很重要。开始时大家都说销售额是多少，然后产品怎么样。那都是硬的指标，对吧？但是企业文化，这是一个潜移默化很慢的过程，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中国慈善家》：北极光是怎么做的？ 邓锋：第一是很专业化，第二是不会做没底线的事，比如偷偷把数据改一下，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也不会过多地争论，觉得挺掉价的。 《中国慈善家》：精英培育其实有很多人才资源的储备，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回报？ 邓锋：肯定会有回报，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比如我经常收到陌生人的感谢，在电梯里碰到，说邓老师你好，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接受过你的资助。飞机上也有，碰到一对老年夫妇，说我们的学生拿过你的资助。这太经常了。 《中国慈善家》：这是很开心的经历。 邓锋：心灵上很开心，这是最关键的。我为什么要参与项目呢？清华大学每年都搞总结会，去国外参加会议的学生，思源骨干计划的学生，每年都有代表发言，每个人上去基本上都说同样的话“感谢邓锋，给我们开眼界的机会”。基本上都是这些，我就没有听烦过。为什么？虽然话都一样，但每个人都是发自内心的，你就觉得很开心，而且你看这些学生慢慢成长起来，在各个领域都做得很好。至于他们回来帮我做什么事情，我还没有从这得到开心，我觉得也不需要，我的开心来自于看到学生们高兴，看到他们的变化和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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