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家阿城9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世俗与中国文学”讲座精要。阿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生于北京。其作品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代表作《棋王》、《树王》、《孩子王》。现在主要关注于中国文化在当代创造性的转化。
现代性在于颠覆，世俗文化在于颠覆正统权威，阿城的小说在于在世俗中创造新状态。
阿城先生针对中国世俗与中国文学主题讲座的探讨在于三个层面，首先从现代性出发谈论仍未解决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其次，从孔子出发讲述中国小说中的文化深层次结构，谈世俗文化。最后，讲述中国文学的任务在于“改变状态”。
一、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
一九九八年阿城所著的《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反映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听众水平，因为此书主要解答的是当时台湾和美国听众对当代作家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尤为关注的就是势头正盛的先锋小说的发展问题。阿城先生认为先锋小说涉及到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是西方传来的概念，主要指对欧洲一直以来专制事物的颠覆，在政治上，这种颠覆主要是指统治者不再享有绝对的权威，例如英国很早就实行了君主立宪。
但在中国，现代性的颠覆作用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比如崇拜皇权的潜意识一直迟迟未退，阿城先生回忆他在改革开放后曾接到一位经营牛仔裤老板的名片，名片上面写着此人的职位是总裁，阿城先生一问才得知此“总裁”只管理一人，就是他自己。后来阿城先生又遇到许多这样把自己的职务写得很高而又名不副实的人，他认为这种行为就是皇帝思想的一种投射，这就证明皇权思想和思维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根深蒂固。
阿城先生认为现代性表现在艺术方面首先就是指不承认既成的和权威的，试图去颠覆一套主流话语，转变作品概念和艺术概念，例如在绘画上杜尚的“小便池”作为标志性事物颠覆了传统绘画的概念，这正是现代性的一个很好例证，但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认为在艺术的颠覆性方面我们基本仍属于前现代的。
中国先锋作家中大体只有王朔的作品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尤其是他的语言所具有的颠覆性可以使主流话语“变味”，从而生发出新话语和新感悟。王朔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讲道：他的“写作动机萌动于世俗生活的刺激”，这种世俗因素促成王朔达到颠覆性的写作效果，也是阿城一直在作品中保留和坚持的。但令阿城先生遗憾的是九十年代的先锋作家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本土的世俗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九十年代的其他作家并有像王朔一般带来巨大的颠覆性影响，这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尚未解决的一个原因所在。
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阿城先生的小说总是浸有中国文化的因素，将传统哲学观念和民族文化意识糅合于朴实无华的写作中。他一直以来就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着自觉的追求和深入的思考，他认为中国人的基本文明和文化状态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糟糕，当那么多人忧心忡忡地关注我们的文明时就证明我们的文明状态尚佳。“忧心忡忡”这一状态是我们的文脉，这一文脉是由传统儒家缔造的。
亚斯贝尔斯所宣称的“轴心时代”的东方文明代表就是孔子，孔子破除了原始巫教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使得个人意识得到觉醒，很有名的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当时有一批哲学家都形成了具有自我个性的思维。阿城先生分析这些现象的发生与中国很早产生“自耕农”这一传统个体小生产者有关，最为著名的就是周朝的井田制将农田分为公田和私田，从中产生了“我”的概念。
而阿城先生“三王”系列作品中，都有一个“我”作为观照的起点、方式和体现者，通过一个个“我”的体会和叙述，返回“我”的内心，完成一次次感悟过程，表达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悟。后来“我”的概念进一步发展为以宗族宗亲为主的宗祠文化，这一文化就使得世俗力量有效地抵抗了绝对的权威，这也正是阿城先生所追求的。
他认为中国一次较大的文化断裂是从汉代开始，刘邦作为平民一步一步成为国家统治者，而这种平民登基对小说也产生了影响，因为平民喜欢世俗生活，所以杂技等底层艺术的地位开始上升。底层的街谈巷议与真正的国家系统联系起来，世俗基础开始日渐雄厚，而世俗一直是中国小说最坚实的支持力量。
阿城先生在京城四合院中长大，他回忆那时没有什么娱乐设施，读《红楼梦》就成了阿姨们的时光消遣。院里的其中一位阿姨就专门念《红楼梦》，其他人就边听边缝衣、择菜，还连连点评。阿城记得阿姨们心目中红楼梦人物形象并不和红学研究专家所认为的相同，例如阿姨们都认为像黛玉这样使小性子的姑娘不可娶又太娇气等等，她们会在专家们不觉有趣的地方哈哈大笑，阿城认为这就是有趣的世俗文化，世俗文化可以有效地解决下层群众的道德趋合问题。
所以阿城一直通过闾巷故事、街景喧闹、市井人情叙述民风盛衰和国人宿命，其间饱蘸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性。他虽然没有对“世俗”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他的理解却颇为独到：“世俗里的‘世’，实在是大；世俗之大里的俗，又是花样百出”。阿城先生正是期待养成中国深层文化之气，以“笼天地于行内，挫万物与笔端”。他喜爱世俗的热闹，因为铺张而又有元气。
三、中国文学的任务——改变状态
在九十年代，人们的生活并没有现在丰富，所以文学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如新闻、评论等，直到九十年代末期与本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媒体的革新也日新月异，文学就不再承担此前的众多任务而回到本来的位置。人们的关注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再如之前关注文学。
说到中国文学在新时代的任务，阿城先生认为在于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改变状态，在于改变后用新的状态去做事情，去颠覆掉原来不自觉的状态。阿城的作品浸润着中国诗和中国画的氛围和意境。因为他认为中国文学最高者乃是诗，而不是文章。原因一在于“诗言志”，诗标志着志向和驱使着志向的完成，这也是诗不同于歌的所在，因为歌更多的是表达喜怒哀乐而不言志。原因二在于诗创造意象，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四小句并不具有因果关系，但是意象开阔，可以唤起新状态。
相应的，阿城的小说也正是如此，故意将因果为序、情节紧密的结构处理得非常松动，用“闲笔”触纸成趣，通过世俗性把束缚在体制中的灵魂解放出来，通过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让小说返归世俗，还原本真，在自在自为的世俗世界中保持清新持久的诗意，唤起新的状态。这也就是阿城先生认为的中国文学所要肩负的时代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