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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因为贫穷而辍学很久了。在他的心里形成了一种理论，即人分为两种——为所欲为的强者和任人宰割的可怜虫。这时他收到母亲的来信，得知他的妹妹杜尼雅因不堪地主老爷的纠缠已辞掉了家庭教师工作，并打算嫁给她并不喜欢的律师卢仁，以帮助她亲爱的哥哥继续大学学业。“人必须有一条路可走！”拉斯柯尔尼科夫决心实践自己的理论，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不料在杀人之后，他突然病倒了，不断被梦魇折磨着，整日神思恍惚。更使他痛苦的是，自己与整个世界隔绝起来，再也没有朋友和亲人。母亲和妹妹的到来，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快乐，反而使他极为痛苦，他感到她们跟他隔着一道幕布，相距非常遥远。拉斯柯尔尼科夫真切地感到：我杀死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拉斯柯尔尼科夫极力挣扎，一方面跟警察周旋，逃避惩罚；另一方面极力帮助贫困的酒鬼马尔美拉陀夫一家，企图证明自己仍然生活在人们中间。他结识了马尔美拉陀夫的女儿索尼雅——一个被迫出卖肉体以养活年幼弟妹的姑娘。索尼雅虽然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尽种种屈辱，但她的灵魂是纯洁的。她坚信人应该相信上帝，决不能因自己贫穷而杀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一起读《福音书》。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在她面前跪了下来，说：“我不是向你膜拜，而是向苦难膜拜。”在索尼雅的感化和督促下，拉斯柯尔尼科夫终于来到了警察局自首：“是我用斧头砍死了放高利贷老太婆和她的妹妹丽扎韦塔”。 他被判处二级苦役八年，索尼雅也跟随他前往西伯利亚。在宽阔、荒凉的鄂毕河边，拉斯柯尔尼科夫望着滚滚河水，心潮起伏。他屈服了，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只承认自己是失败者，承认自己不是强者，而是一只虫豸。可现在，他想：为什么苦役犯们都憎恨我却热爱索尼雅，把这个年轻瘦弱的姑娘当作母亲一样尊敬呢？他的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念头：“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 1930年，《罪与罚》首次由韦丛芜译为中文出版，自此以来中国已出现了几十种中译本。中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在1920年前后开始。近80年来，中国对《罪与罚》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40年代，研究停留在一般的评介阶段，突出陀氏对“被侮辱与损害者”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批判，但几乎都认为陀氏小说的艺术性有缺陷，如结构拖沓冗长，主人公语言与作者语言相似等。50—70年代，研究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而趋于停滞。1957年，叶尔米洛夫的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论》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不少研究割裂陀氏及其作品，把他描绘为伟大艺术家和反动思想家的奇怪混合物。80年代，巴赫金的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被介绍到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共时”、“复调”、“狂欢化”之类的术语便成为研究陀氏时不可缺少的话语。近20年来，中国学者对陀氏的研究日益广泛和深入，研究领域不仅涉及单篇作品，还对陀氏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陀氏的宗教哲学、心理描写艺术、人物结构和叙事模式等作了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独特的心理描写 陀氏的心理描写历来受到评论界的重视。早在1936年，鲁迅在《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中说：“医学者往往用病态来解释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这伦勃罗梭式的说明，在现今的大多数的国度里，恐怕实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们的赞许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热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 当代学者多给予陀氏的心理描写以极高的评价。周成堰在《论<罪与罚>中深刻的心理描写》一文中认为：“在《罪与罚》中，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心灵活动史。艺术家独树一帜地描绘了主人公的内心分裂和二重人格。……艺术家通过瞬间心理变化和无意识行为来揭示人物内心的隐秘”。而主人公梦回作案现场则“重现了主人公杀人犯罪时的心理体验，也充分反映出罪犯的恐惧心理和精神失常。”刘义斌的《试论<罪与罚>中梦的艺术含蕴》在提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梦回作案现场一事时认为：“这个梦是隐藏在无意识中的自我的本能反映。他害怕自己的行为被别人发现，担心暴露自己的罪证，他希望完全掩盖自己，很难想象在寒热病和受压制的情况下他的潜意识不暴露出来。梦就在于是不自主的、自发的，其性质没有被任何有意识的目的所歪曲，它包含着希望进入意识的幻想。这个梦的意义不难猜测，杀不死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及周围的笑声、低语象征着拉斯柯尔尼科夫‘用刀斧为人们造福’理念的失败和落空，他的救世行为无济于事，就像梦中的一只苍蝇猛地撞到了玻璃上。现实中有更多的压迫者、损害者，如他梦醒见到的斯维德里盖洛夫。梦和现实相互映衬，梦不可思议却又如此真实，当他一梦醒来，真的见到了一只在屋子里飞的大苍蝇和斯维德里盖洛夫的大笑。” 二、关于宗教哲学 当代中国学者越来越认识到陀氏宗教思想的重要性。于鑫的文章《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指出：“《罪与罚》的两个主人公是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和把拉斯柯尔尼科夫引向重生的卖淫女索尼雅。作家想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经历告诉我们，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不是依靠理性和反抗，一切理性都是一种谬误，一切反抗都只会带来更多的罪行，能够给人以慰藉和出路的只有宗教，走向宗教就是走向人民，就是走向人的精神复生。”但“拉斯柯尔尼科夫跪在索尼雅面前吻她的脚”表明“在宗教的影响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种对苦难的夸大式的崇拜。” 孙利军《<红字>与<罪与罚>：关于“赎罪”原型的两种阐释》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形象是陀氏“将宗教悲剧纳入市井小说的情节之中” 的艺术成果。“在他的创作烈焰里，日常现实的原始的零星片断引起了轰动的市井故事，《圣经》里充满上帝感召精神的篇章，都要消熔于一炉，化作新的成分，并将获得他本人的风格情调的深刻印迹。”“《罪与罚》在形象塑造、情感表现方面所进行的一种对传统的偏离与反叛，实际上是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原型模式——赎罪原型的一种远距离超越。在这部作品里，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犯之罪不是人类无可选择地身负的原罪，而是资本主义竞争时代，小资产阶级两极分化而必然要产生的一种思想意识驱使之下所犯的非人道的罪孽，是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法则的一种反映。” 三、关于叙事艺术 陀氏的叙事艺术曾经被许多同时代人诟病，但20世纪的作家、学者见解则相反。法国新小说作家萨罗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一直是文学研究和新的技巧的活的源泉，至今仍然前途无量。”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揭示了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的共时性戏剧化结构：“这是他艺术地感知世界的特点：他只善于从同时共处这一角度来观察和描绘世界……。在他的思维中，看不到渊源因果方面的范畴。” 这种观点为大多数中国学者认同。龚觅的《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认为：《罪与罚》“不仅基本取消了背景描写（极度压缩），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那种历史模式。我们看不到那种连贯的情节流，而发现一种以对话和独白为中心，融戏剧和后来被称作‘意识流’的结构为一体的特殊模式，线性的因果关联基本上退出了小说。作者作这样的处理，就是为了利用人物对白和内心独白在共时层面上对人物复杂、多变、分裂的意识结构作纵向的把握。”“由于因果-历史叙述模式的全面退场和新的结构的建立，《罪与罚》的心理描写获得了自由广阔的内在空间，而这种‘内在空间’在与小说的封闭、枯燥的‘室内剧’式的外部空间的对照中产生出奇妙的艺术张力。” 王志耕在《基督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时性”诗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陀氏的创作固然存在共时性结构，但也有明显的历时性特征，因为他的创作勾画了人类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原始的直接明确性，堕落，复活”，就跟但丁的《神曲》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作中运用这种结构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同一个艺术形象中历时地展现精神的辩证发展历程，一种就是以不同的艺术形象代表不同的发展阶段，共时地展现历时内容。”“以《罪与罚》为例，索尼雅所扮演的就是引导者的角色。……索尼雅自称有罪，但她身在泥淖，心灵却始终与上帝同在，她在无形之中映衬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卑微，也在无言之中将拉斯柯尔尼科夫引向复活。引导者作为一种正面的价值尺度，代表了作者的眼光和理想的统一精神，它使得各种对话具有了有益性语境，使得人物的精神发展有了一种可见的标的。” 1、周成堰《论<罪与罚>中深刻的心理描写》，《国外文学》2001年第3期。 2、刘义斌《试论<罪与罚>中梦的艺术含蕴》，《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于鑫《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4、孙利军《<红字>与<罪与罚>：关于“赎罪”原型的两种阐释》，《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5、龚觅《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国外文学》1997年第3期。 6、王志耕《基督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时性”诗学》，《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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