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梗概 葛利高里·麦烈霍夫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哥萨克中农家庭。他爱上了邻居司捷潘的妻子婀克西妮亚。勃然大怒的父亲无法阻止两人的来往，只得亲自到村里首富米伦·柯尔叔诺夫家为葛利高里求亲。不久，葛利高里就与米伦的女儿娜塔莉娅结婚了。婚后，葛利高里依然频繁地与婀克西妮亚幽会，最后竟带着她私奔了。他来到地主李斯特尼次基家当雇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葛利高里应征入伍。在战场上，他获得了十字勋章。当他受伤回乡休养时却发现婀克西妮亚已委身于地主叶甫盖尼。身心俱伤的葛利高里把叶甫盖尼毒打一顿之后，回到家中与妻子娜塔莉娅重归于好。 国内战争开始了，葛利高里在顿河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得捷尔珂夫的影响下参加了红军，并担任了连长，屡建战功。波得捷尔珂夫等人枪杀白军俘虏的行为冷却了他那颗向往布尔什维克的心。不久，顿河流域爆发了第二次叛乱，葛利高里投身到反对革命的浊流中，在白军营垒中逐渐由叛军连长晋升为师长。但是白军军官的残忍无情、白军哥萨克的烧杀虏虐又常使葛利高里感到迷惑，时时受到良心的拷问。于是，他怀着“把过去的罪恶都赎过来”的心情又一次参加了红军。由于他曾经是白军的高级指挥官，因此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得到红军的信任。 战争彻底毁灭了葛利高里一家平静美满的家庭生活。父亲和哥哥被战争夺去了生命，嫂嫂妲丽娅因为放纵染病自杀身亡，妻子娜塔莉娅无法忍受丈夫对他的无情，在堕胎中失血过多而亡，母亲伊莉尼奇娜思子成疾而亡。唯一活下来的妹妹杜尼娅希珈嫁给了村革命委员会主席珂晒沃依。珂晒沃依强令葛利高里到肃反委员会登记自首。为了逃避惩罚，葛利高里加入了佛明的匪帮。佛明匪彻底垮台之后，婀克西妮亚在与葛利高里的潜逃途中中弹身亡。 顿河开始解冻了，葛利高里带着满身的疲惫与苦楚，孤伶伶地回到了鞑靼村。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他看到了他这一生仅剩的东西──儿子米特卡。抱着儿子，葛利高里感到在寒冷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的世界还是亲切的。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的代表作。1930年，鲁迅将这部作品的德文本交贺非翻译，193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静静的顿河》（第一部）。鲁迅为该译本写了“后记”，称这部作品“风物既殊，人情复异，写法又明朗简洁，绝无旧文人描头画脚、婉转抑扬的恶习，魏斯柯普夫说的‘充满着原动力的新文学’的大概，已灼然可以窥见。”这是中国最早评述这部作品的文字。此后，《静静的顿河》又有多种中译本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全译本是金人的译本（1941）和力冈的译本（1986）。20世纪40年代，戈宝权有多篇文章介绍《静静的顿河》，称其是“关于国内战争的碑石似的作品”，赞扬作者“特别善于运用丰富的哥萨克人的语气，来充实全书的色彩和内容”。 50—60年代，中国对《静静的顿河》的评价明显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如一篇题为《〈静静的顿河〉的教育意义》的文章中，作者归纳的五个方面的意义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要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国际帝国主义企图绞杀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完成，共产党员的英勇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保证。而这样的远远偏离作品内涵的文章竟出自小说译者之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悲的现象。作家刘绍棠对当时一些带有偏见的观点提出过质疑：“试问：葛里高利这个人物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呢？他的具体的教育意义是甚么呢？据说，葛里高利是代表小农私有者的个人主义的悲剧的。但是，为甚么在人物心目中矗立起来的，是一个崇高和勇敢的形象呢？”“文革”中，《静静的顿河》成了中国文坛的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 中国学界对《静静的顿河》的较为客观和深入的研究从70年代末才重新开始，其标志是钱善行和孙美玲的两篇相关评论文章的发表。从那时至今，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葛里高利形象 男主人公葛利高里是小说中最鲜明的形象。力冈在《美好的悲剧形象》一文中认为，以往有些评论一味从人物的悲剧中寻找他的性格缺陷，这是本末倒置。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了“人的魅力”。“格里高力具有深厚的人性和美好的男子汉性格。而且这些品格表现在他身上是那样鲜明，那样自然，那样生动。作者首先揭示格里高力的人性美，写他在爱情上的热烈、执着和勇于追求的精神。受到压抑后，他携情人离家出走，表现了他的反抗精神和勇于追求自由的精神。”“揭示格里高力性格的另一条主线，是他在战争中，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表现。”“一次次悲剧性遭遇，一次次打击，格里高力依然是格里高力，他的精神既未崩溃，又未堕落，一直保持着纯朴、真诚、善良、追求真理的本色。他的思想没有走下坡路，而是向上、向前发展。悲剧越来越悲，他可走的道路越来越窄，然而他的思想越来越深化，他的性格越来越强化，越来越鲜明。” 倪蕊琴在《肖洛霍夫的创作源泉和创作个性》等文章中也认为，在葛利高里身上体现了作者美学理想中的男性的力的美和哥萨克的野性的美。他是哥萨克妇女的偶像：勇敢的骑士、勤劳的农民。与情人阿克西妮亚的爱情纠葛及反革命行径都无损于他的形象：“葛利高里身上体现着人性的美。在生活中他热烈执着的追求爱情；在战争中表现出善良正直纯朴刚毅的性格，不巴结上级，不贪图富贵，虽遭受种种打击，却依然保持着勇于追求真理的本色。” 对于怎样理解葛里高利的悲剧，评论界也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倪蕊琴认为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既是他的性格发展的逻辑所致：一个桀骜不驯的、从不服输的强有力的个人，认不清道路，找不到真理，只有碰得头破血流；也是历史的强制所造成的：它迫使大草原的居民，在一夜之间改变近乎中世纪的生活方式去接受十月革命的道路，它不容许他们有思考比较选择的余地，就猛烈冲击了几百年习惯的传统。朱鸿召在文章《关于格里高力的悲剧——立足于哥萨克文化的重新考察》中指出，“格里高力·麦列霍夫的悲剧是顿河哥萨克文化在现代社会战争生活中悲剧命运的典型代表，它所揭示的本质内涵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规律。”“格里高力作为哥萨克的优秀代表，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尤其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文化自身的矛盾。”刘佳林《试图走出历史的悲剧》一文则认为，葛里高利的悲剧在于他试图“走出历史”，但这种“走出”不是求得精神上的解放，而只是求得个人的安宁。因此，“人如何在历史给定的位置上现实地追求理想，如何适应历史的步伐而前进，这是格里高力的悲剧命运所唤起的我们的思考。” 二、关于作品的价值取向 关于《静静的顿河》及其作者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学界颇为关注的，如戴屏吉的《对革命和战争的历史反思——试论〈静静的顿河〉的思想倾向》、车成安的《肖洛霍夫是无产阶级作家——评〈静静的顿河〉的创作倾向》等。刘亚丁在《〈静静的顿河〉：成人的童话的消解》中提出，作家在这部作品中使用了A（关于真理）、B（关于人的魅力）两种话语，“由于接受中心话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就取得了进入主流文学的资格……。又由于B话语的‘人的魅力’观念对整部作品的叙事控制，对叙述者的情感选择的左右，使这部作品产生了其他中心文学作品所缺乏的特殊的艺术魅力，在苏联及苏联之外的读者中得到广泛的阅读和认同。”何云波在论及这部作品时，不同意有些评论对《静静的顿河》中的情欲描写的指责，认为这部作品“将人的情欲、人的生命激情提高到生命本体的高度”。“在《静静的顿河》中，‘情欲’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成了作家所向往的东西，成了向‘孩子一般天真的灵魂’、向原始生命的回归。” 三、关于小说的艺术成就 《静静的顿河》的艺术成就得到评论界的一致赞扬。孙美玲、李树森、徐家荣、谢南斗、孙宏治等人文章中认为，这部作品显示了肖洛霍夫心理分析的巨大才能，对哥萨克农民的个体心理和阶层心理的细腻挖掘加深了作品的每一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和典型性；在心理描写技巧上，作者成功地采用了由外向内的“透视法”、捕捉瞬间的心理活动及挖掘人物的潜意识等方法；小说气势雄浑，格调悲壮，笔调清新，富于乡土气息；作者擅长运用牛、马、鸟及与顿河两岸农民有密切联系的事物作比喻，在比喻中融入农谚和传说，并通过哥萨克质朴简洁、鲜明生动的语言来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善于以景物来构成人物活动的背景与烘托环境气氛，同时以景物作为人物内心活动及情感起伏的客观对应物；作者把多种审美感受溶于一炉，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小说艺术。 此外，《静静的顿河》中的女性形象、著作权等问题也为评论界所关注。 1、孙美玲编选：《肖洛霍夫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 2、 朱鸿召：《关于格里高力的悲剧——立足于哥萨克文化的重新考察》，《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 3、孙美玲：《肖洛霍夫的艺术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4、徐家荣：《史诗巨著<静静的顿河>的艺术特征》，《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2期。 5、刘亚丁：《〈静静的顿河〉：成人的童话的消解》，载《苏联文学沉思录》，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缪春萍：《至悲至美的境界――析<静静的顿河>女性之死》，《名作欣赏》，2000年第2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