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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六零后说声乐往事 2013年11月中国交响乐团纪念李凌诞辰100周年音乐会，北京 罗天婵是中国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她演唱的《打起手鼓唱起歌》曾家喻户晓。她也是我的老师，让我感怀至今的老师。
“文革”开始时我才十二岁，十五岁那年我插队去了白洋淀。十七岁时，一位热心的杨阿姨把我带到罗老师面前，学习声乐。杨阿姨介绍了我的情况，罗老师听了听我的声音，就收下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女高音她是女中音，而且我要往话剧方面发展，声乐是副课。已经很有名气的罗老师之所以收我为徒，是因为当时我父亲有“历史问题”被打成叛徒受关押，我又是一个人离开家孤单地在白洋淀插队。罗老师同情我，收我为徒，是要拉我一把! 方子春与罗天婵夫妇，图片来源见水印 老师上课时从不废话，很严厉，下课时则是我的长辈，也是朋友。她家里没钢琴，我们每次都要到中央乐团的琴房去上课，一星期两次。每到上课的日子，我先去老师家吃饭，吃完后把碗一推就走，洗碗的任务全留给干爹。下课后，我们要走一站路回到老师家，干爹从四楼扛下28自行车驮着我到和平里的108路车站，看我坐上了车才回去。寒来暑往，从未间断过。 一日天降大雨，老师正怀着她的第二个孩子，肚子大，行动很不方便了。我看着窗外渐黑的天色和不停的风雨，心想老师今天不会给我上课了，于是就坐进被窝看起书来。回课时，罗老师并没批评我，只是淡淡地说：“上次你没来，我穿着雨靴打着伞到传达室等了你四十分钟，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否则你会来电话的。哦，我还给你带了一把伞和电筒也没用上。”老师不高的声音，字字烙在我的心上。我低下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时候我们家没电话，全院的人打电话都要去传达室，那天下雨我懒得趟水，就没去给老师打电话，让老师白等一场，心里愧疚极了。从此，这许多年来，我几乎从不爽约、从不迟到，老师的言传身教，比打骂都管用，让我记了一辈子。什么时候想起这件事，什么时候眼眶都湿湿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在跟着罗老师学习的两年问，她不光没收过我一分钱，还时常让我在她家吃饭，当然粮票是不给的。她是客家人．外婆每逢过年都要做些广东点心寄到北京来，我定被叫去大饱口福。记得有一次罗老师去天津演出，带回来一些螃蟹，我那时才交男朋友，于是我与现在的先生一起去吃蟹。当我们进门的时候才知道螃蟹不多，每人只能吃一只。罗老师忙前忙后地蒸上留给我们的螃蟹，看着我们吃下肚．笑着说自己吃过了。后来我吃过许许多多螃蟹，但那次的印象最深，它的鲜美至今不忘，不忘的还有老师坐在桌边时的笑容。 可谁能想到，那些年在老师笑容的背后，有着无比的心酸和巨大的政治压力。印象中我从未听老师提到过孩子的外公，只有外婆会时不时来京帮助带孩子。当时在文化部演出处的干爹被下放到电影院后，不懂事的我还挺高兴，因为可以不花钱看电影。我不知道大人心里的苦痛，只知道，要好好上课，考上文工团，靠本事离开插队的地方。后来，从人们的只字片语中渐渐地感到老师的身上似乎有什么秘密。直到最近，我才有机会听二老讲起那让人心痛的往事，而往事一旦刻骨，就无法如烟。 1934年，罗天婵老师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她是老大，下边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解放前，罗老师的父亲是湖南杨梅山煤矿的总工程师，她从小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练就了打死不服输的性格。为躲避日本人，她在家乡梅县读了小学和初中。抗战胜利后她又到过广州、达县、梅县、韶关，在长沙就读周南女中至初三。只要有矿山需要父亲，妈妈就带上他们一同跟随。她时常转学，那些年她见过朝天门的大爆炸，见过从长江上游时不时漂浮而来的尸体，见过难民没吃没喝露宿街头的惨状。这一切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使她更加独立，有着一般女孩没有的坚强。1951年，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读书，母亲带着姐弟三人回到广州，而父亲则留在湖南继续工作。可没想到，高二的某一天，父亲出事了。那天罗老师赶回湖南看父亲，在一个大操场上，父亲被解放军带到操场的一头，她站在操场的另一头，看着变了模样的父亲近在眼前又不得靠近，她哭了，不管解放军是不是正在看着她，她想哭就哭。她有太多的不理解：一个知识分子、总工程师，矿主逃走了，他不走；解放在即，他曾经配合地下党保卫矿山；建国后他公开支持政府，积极承担工作出任副矿长，并主动上交矿上的枪支，丢家舍业地忘我工作。这样的人怎么成反革命了，而且是死罪呢?!从此她学会了独立思考，本来话就不多的她更加不爱说话，不爱哭，不爱表露自己的情感。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想哭的时候，想诉说的时候，她就唱，用歌声抒发内心的感情，表达她的爱恨情仇。 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成立了我国的专业性乐团——中央乐团。1953年中央乐团到广州招生，罗老师就读的越秀师范学校沸腾了，人人去考试，学校一片歌声。凭借着一副好嗓子、一个能用歌声抒发情感的清纯之音，罗老师脱颖而出。这一年，她十九岁。从此她离开广州，一路北上，开始了她的声乐之路。 一个广东姑娘，背着“家庭出身有问题”的黑锅，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那时一切百废待兴，虽然吃不惯面条、窝头，受不了冬季里的寒风刺骨，但是她心里很单纯，很阳光。她和人们一样热爱新中国，一样想看看天安门，一样不放弃任何的学习机会。罗老师永远也忘不了上课的第一天，领导把学员们带到合唱队的排练室，让他们坐下来，人手一张歌篇和老同志们一起排练。大家打开歌篇就傻了，根本不识五线谱，听老同志唱合声，也不知怎么张嘴。休息的时候，大家炸开了锅，你一言我一语不知如何是好。于是领导决定，合唱队成立三个学习小组，以老带新大家唱起来。在学员班的两年，罗老师是最快乐、最充实、最忙碌的，她像海绵吸水一样吸取着艺术养分。按照国际惯例，女高音要学习五年，女中音要学习七年，而建国之初急需人才，这个声乐班只有两年时间。学习女高音一年后，林大夫[注]发现她是女中音，于是让她改唱女中音。只学了一年女中音的罗老师就参加演出了。她每日用冲刺的速度行走在路上，从宿舍到食堂，带着饭盆占琴房。艺术是触类旁通的，除了在专业上用功学习，只要有观摩的机会，不论戏的种类如何，舞蹈的风格怎样，无论是西洋或民乐演出，能看的全看，能听的全听。为了学习普通话，她从此不用广东话交流。为了把歌词唱清楚，练好吐字归音，她一个学美声的主动去听大鼓和单弦。至今，几十年过去了，罗老师还会学青年艺术剧院吴雪先生那川味的道白：“罗拉呀——，罗拉。”学完之后，我们一同大笑，笑声中我仿佛看到年轻的罗老师与同伴满京城奔跑着、说笑着、充满朝气地奔向各个艺术殿堂，干渴的禾苗遇甘露般地吸取着营养。 【注】“林大夫”应该是指林俊卿博士，是一名有医学背景的歌唱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的学习结束后，有三分之一的人离开了，其余的人分到合唱队。罗老师因表现突出开始唱小合唱、领唱，得到很大锻炼。1956年的音乐周上，罗老师的机会终于来了。在瞿希贤的作品《红军根据地大合唱》中有一首《送郎当红军》，领导启用当时只有二十出头的罗老师来领唱。首演时，台下坐满了业内人士。干过这行的都知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台下这些观众眼里可不揉沙子，理智得很难入境。可当罗老师一开口：“哎呀咧，嘞——”全场瞬时被这甜美的新声音震住了。再听，她咬字清楚，行腔委婉，用情自然。从此行内渐渐知道了中央乐团有个二妞(学员班有三个妞，她排行第二，平日大家叫她二妞)，有个用情唱歌的“哎呀咧”。一日总理来听音乐会，当时的老团长李凌同志作陪。当罗老师开始唱“哎呀咧”时，李凌团长小声告诉总理，这是我们团自己培养的新人，但家庭出身有些问题，有人有意见。总理说：“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设我们的文艺事业。”有了总理的这句话，李凌有了启用罗老师的依据。 罗天婵（1963年）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刚刚在事业上看到光明的罗老师，开始了暗无天日的生活。政治上的迫害与歧视让她透不过气来，头发几乎掉光。人们常说，喜无双至，祸不单行。她被打成“右派”的弟弟，在“文革”中实在受不了再次的迫害，从广州向香港游去，途中被当场击毙。弟弟死了，姐姐还活着。不管是父亲的“反革命罪行”，还是弟弟的“畏罪于人民，畏罪于党”，这一切，都像大山一样压在她的头上。 有一次，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过生日。中央乐团接到去人民大会堂演出的任务。作曲家田丰写了一首为亲王祝寿的歌，他是按罗天婵的音域和演唱特点写的。歌曲旋律优美，非常好听，罗老师试唱后，大家一致称赞，都说此歌非二妞莫属。可此时罗老师是公安部内控人员，不允许她参加重大演出，更不能进人民大会堂、怀仁堂之类的场所。也就是说，她根本不能参加这次人民大会堂的演出。怎么办?乐团指挥李德伦先生对她说：“二妞，别担心，我们去公安部，以中央乐团领导、全体乐队、合唱队的名义，集体为你担保!你一定不能放弃准备。”听了这话，她心里特踏实。但是，公安部没有批准!她不能参加的演出、不能去的地方、不能见的人太多了。她不是“黑五类”，也没有叛国投敌，但她要替父受罪，代弟受罚。有时她误上了去剧场的汽车又被当众叫下来，她看着载着同事们高高兴兴去演出的车从身边开过，只能一个人怀揣着那颗被碾碎的心，不露声色地、孤独地慢慢走回家。中央乐团是她的家，怎么样她也不会离开! 左图罗天婵在云南，1960年代；右图罗天婵与女高音陈瑜到工厂演出，1970年代 李凌团长的大胆培养，李德伦等领导的信任，乐团每一位同仁对她家人般的呵护，都使她感动，这些让她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少吃了许多苦，少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罪，甚至保护了她的人身安全。不能进重要场馆演出，就参加团里的小型演出队，上工矿，下农村。一个广州姑娘在北京向北京人学京腔京韵，去陕北学陕北调，到西安学碗碗腔，来到四川就学四川民歌，进了玉林就唱玉林民谣。我后来问过罗老师：“你那么倒霉，那么无望，为什么还那么刻苦用功?”她说，“人不能消沉，不让演正好有时间学习。咱底子薄，要学习才能进步。”她是个有使命感的人。那时经常跟小队上山下矿演出，她知道演出水平高就能为乐团多创收，在计划经济时期团里资金紧张，以小队养大队。只要小队能演出，团里就有钱发工资。她要用高水平的演出回报乐团对她多年的爱护和培养。她想一直唱下去，永远不停。“文革”十年，罗老师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她不反党，没说过反党言论，只是走遍基层，不停地歌唱祖国、歌颂人民。人们也越来越喜欢她的歌声，《打起手鼓唱起歌》、《克拉玛依之歌》、《渔光曲》、《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经典曲目被传唱至今。她的歌声真挚、纯朴，音色清甜，咬字清楚，行腔委婉，语法讲究自然，声到情到，音停情未了。多年以来，政治上的压力没有把她压垮，她反倒成为了真正的艺术家。
1979年中央乐团访港演出节目单
“文革”结束后，家人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罗老师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参加各种重要演出了，但最好的青春已经回不来了。次次的政治运动，一个“反右”，一个“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多少人，有多少爱祖国有才华的人就这么坎坷而平淡地带着未实现的理想遗憾地走完一生。罗老师是一个生活上十分俭朴但事业上格外认真的人。她要把前半辈子被迫浪费的时间，用加倍的工作热忱抢回来。就拿1980年去澳门演出来说吧，那个年代出国或去港澳台是新鲜事儿，空闲时大家都出去玩了，只有罗老师一个人在宾馆里死啃葡萄牙文歌曲，她要在晚上的演出中精准地唱出来。
1983年7月号的《歌曲》杂志封面
她曾先后随中国艺术团远赴北美、南美、东南亚，还曾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演出，随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采风艺术团以及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同一首歌”大型节目演出团远赴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及周边地区为广大观众演出。所到之处，得到热烈的掌声与赞誉。
罗老师只有两个儿子，我当然就成了她女性饰物的继承人，她那时候出国时带回各种“稀罕物”——像发卷、丝袜什么的——她总说自己手糙啊，用不上，统统送给我。我总是忘不了老师看我用上这些稀罕物时那喜悦的眼神，她从心里感到高兴。 罗老师一辈子不记仇，我与她交往几十年，从没听她口中说过谁一个“不”字。不管命运多么坎坷，社会对她多么不公，罗老师对生活对工作始终充满热情。如果问我在老师身上看到、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人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在任何艰难困苦下也不要失去信念。人要勤奋，永远不要忘记学习，不要忘记做一个有用的好人。 作者 方子春，女，安徽人。出生在艺术之家，父母都是话剧从业者。方子春是在史家胡同56号人艺宿舍大院儿长大的。在农村插队期间考入保定文工团，后进入空政文工团从事话剧表演。1990年代专业到中国儿艺。
编 后 非常爱惜罗天婵的中央乐团老团长李凌先生曾在1962年这样评价她： 罗天婵的声音，属于纤秾、甜美一型。她咬字清楚，行腔委婉，语法讲究、自然。她能自由自主地吐字发音，而不影响音型和共鸣。她最大的特点，却是喜欢想歌，会用情。 虽然熟悉罗天婵老师的声音，也尽可能多地收藏着她的录音，但她的身世我过去全然不知。感谢方子春女士的记录。
我最喜欢的两部罗天婵专辑 罗天婵这代人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残酷的管制时期。1980年代我开始熟悉与她及其同代的歌者时，正是他们事业的爆发期。这一代已过四十的人干事儿那股拼命劲儿，内动力是极其“不寻常”的（我的父母也正是这代人）。现在想， “人到中年” 这个词来描述彼时的他们，总有悲壮和惨烈 挥之不去。
三位年过八旬的老歌唱家于淑珍、罗天婵 、李光羲 用一首《绒花》结尾——后来王酩为李谷一又写的那版大家都熟。罗天婵的版本是最早的那个歌谱，后来被换掉了。
绒花 刘国富、田农词 王酩曲
祝罗天婵老师青春芳华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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