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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牧之教授分析说，提高知识经济接触效应的最佳途径是促使具有各种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同一空间，实现便捷、高速的相互交流和知识创新。作为拥有巨大人口和与世界交往大平台的大城市群，正是实现接触的多样性、意外性和便捷性的理想空间。他认为，作为知识经济时代交流经济平台的大城市群，不但需要建设支撑知识经济、交易经济的物理性功能，还需要兼备能够容纳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人们的宽容性和多样性。 趋势之四有均衡发展理念的城市排名更加靠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城市发展的空间均衡理念和原则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一大趋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首席专家杨伟民认为，空间均衡就是在一定空间单元内，实现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均衡。确立空间均衡的理念和原则，对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推进绿色城镇化，对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综合发展排列前三位的是北京、上海、深圳。 位列榜首的北京市，经济排名为第2，社会排名第1，环境排名则屈居第23位。被环境拖了大后腿的北京仍能排在第1，除了得益于经济体量大、品质较优之外，更得益于其在社会大项指标表现远超其他城市。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历史名城，其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博物馆、美术馆、影剧院的数量非其它城市可比拟，导致其在生活品质、传承与交流两个中项排名中都位列全国之首。 上海虽为亚军，实与北京不相上下。其经济排名为全国第1位，社会排名第2位，环境排名第5位（环境大项中的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两个中项则排在全国城市的第64和第24位）。上海经济和环境大项的排名都超过北京而屈居次席，原因在于与北京相比，上海在传承与交流方面有相当的差距，在生活品质方面也排在北京之后。 深圳后来居上，超过广州而成为全国城市发展综合排名的季军，改“北上广”为“北上深”。其经济和社会大项分别居于第3位和第11位，而环境大项位列第1位，其中贡献最大的空间结构中项排名第3位，其次是环境质量中项排名位列第10位。 综合排名紧接深圳位居第4位的广州，经济、社会、环境大项排名分别为第4位、第5位、第11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排位靠前城市的“空间”固然是相对“均衡”的，但“空间失衡”问题在大部分城市中仍普通存在，有的还很严重。即使是排列靠前城市，也还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空间失衡问题。如北京的环境排名就比较靠后，而作为新兴城市的深圳，其社会大项中的“社会治理”指标，在295个城市中只排第113位。 杨伟民指出，部分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当地的人口规模以及为提高生活水平进行的经济开发超出了当地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空间失衡了。若一味强调就地实现小康、实现现代化，就挡不住这类区域根据“发展权”进行的经济开发，也就无法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的恶化。 可以说，实现“空间均衡”的发展，既是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一大潮流，又是中国城市未来发展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共同难题。 趋势之五重视绿色发展的城市更具魅力 发展追求与环境制约的矛盾已经困扰了中国几十年，至今未能有效破解。《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显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前提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为本的观念正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流。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绿色指标，这些指标构成了循环发展的基础，如环境努力、资源效率、经济结构、经济效率、城市设施等。周牧之教授说，与单纯鼓励“硬”的指标，如GDP、铁路、公路、楼宇建设的指标不同，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倡导的是发展品质。其追求的“绿色”不是狭义的环境因素，而是突出绿色发展的广义概念，背后包含着经济品质、空间结构、生活品质和人文社会等深层内容。 综合发展排名前20位的城市，基本也都是在这些方面表现比较好的城市，如深圳、上海、福州、广州、佛山、厦门、苏州7个城市同时进入了环境排名的前20位，其中深圳和上海进入了前10位，成为兼顾发展与环境的城市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综合排名居第1位的北京，环境排名则跌落出前20名。北京在水土禀赋条件并不好的情况下，在环境大项的49个小项中仍有一些是名列前茅的，如国家环境保护城市指数（第8位），单位GDP能耗（第3位），公共交通路网密度（第1位），轨道交通线路里程（第2位），公共汽车拥有量指数（第2位），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第3位），燃气普及率（第1位）等。但环保投入财政收入比（第260位）、人均水资源（208位）、空气质量指数（第269位），PM2.5指数（269位）等指标都排列靠后。这里既有自身环保投入不足的原因，也有周边环境污染严重的影响。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综合发展前20位的排名，显示有两个“塌陷”的地区：一个是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人口众多的中原地区，一个是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 中原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质量呈“双低”状态。以河南省为例，虽然人口众多，但大多仍分布在广大农村地区。郑州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城市，其综合发展排名位列第26，其中表现最好的是社会大项排名，居第13位。经济大项排名第23，在省会城市中也还算比较好的，但其环境大项的排名为第246，其中的环境质量在295个城市中排列第280名。与此相关，郑州历史文化遗存丰富，排在第15位，但国际游客数却只排在第48位。包括商务环境、开放度和创新创业三个小指标的发展活力中项指标，只排在第40位。 东北地区只有沿海城市大连名列综合排名第19位，东北的省会城市则无一进入前20位。与郑州相似，东北各省会城市的社会功能、经济基础也都还是比较好的，例如沈阳的社会和经济大项分别排名第14和第16。“塌陷”首先表现在环境指标上，特别是其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的表现不佳，分别排名第185位和第190位。 值得一提的是，呼伦贝尔市在全国城市环境排名中位居第3位，是整个北方地区唯一进入环境排名前20位的城市。 以资源富饶而著称的东北，经过几十年资源开发，大部分地区已沦为自然生态和环境质量的“塌陷”地区，资源开发型的东北城市发展模式亟待转型升级。 杨伟民指出，中国的城市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的理念，推进城市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要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发强度，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的能力。《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提出了许多可操作的绿色指标，每一个城市都应该对照检查一下在哪些指标方面有差距，找到城市发展的努力方面。 趋势之六以文化充实城市内涵渐成新趋势 如果说，在以往20多年提速急行的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周牧之教授所形容的“单纯鼓励‘硬’的指标，如GDP、铁路、公路、楼宇建设的指标”，建城、造城、扩城成风的话，在今天的大转折时期，则出现了以文化建设充实城市发展内涵、带动城市发展的新趋势。 在这方面，三大城市群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积累依然走在了前面：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三大城市群合计占全国城市的40.7%，其中珠三角为9%，长三角为20.9%，京津冀为10.8%。 博物馆、美术馆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29.5%，其中珠三角为4.3%，长三角为16.9%；京津冀为8.5%。 影剧院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33.3%，其中珠三角为6.4%，长三角为17.7%，京津冀为9.5%。 体育场馆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71.6%，珠三角为8%；长三角为占16.3%；京津冀为47.1%。 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26.3%，珠三角为6.1%，长三角为13.5%，京津冀为6.7%。 世界遗产数：三大城市群合计占26.6%，珠三角为1.3%，长三角为11.4%，京津冀为13.9%。 文化建设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影响无可估量，仅以旅游业为例，三大城市群入境国外游客数合计占全国城市比重为53.22%，国内游客数合计占全国城市比重为27.28%。 《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采用辐射力概念界定城市某一功能为外部所利用的程度。 在文化体育辐射力排名前8位的城市中，有6个属于三大城市群，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分列前3位。 高等教育辐射力排名的前2位是北京、上海，而在科技辐射力排名的前30位城市中，三大城市群占了18席，前5位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苏州，均为三大城市群城市。 不重视文化建设、不重视文化传承、不善于处理文化遗存保护和利用关系的城市，只是一具没有灵魂、徒有其表的空壳，是不可能有发展后劲和未来的。这正成为中国诸多城市的共识。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凭借《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可以对中国城镇化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分析和评价，对中国城市发展提供更明确的努力方向。中国城镇化需要一套标杆和参照系在宏观上可以作为城镇化政策的工具，在微观上可以作为城市规划的抓手，同时还可以作为对政策和规划进行评价的尺度。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认为，《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为中国城镇化下一轮的转型提供了科学的指标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也对形成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挥棒”提供的坚实的学术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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