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燕靖：口述史的记载方式与求证探讨

shudongke 2017-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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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夏燕靖

（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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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口述历史培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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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艺术学院电影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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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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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提问、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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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口述史”

口述史，在传统史学界大多被列为史学研究的资料补充，因为素材采集的诸多原因，有许多口述史内容需要获得进一步求证，即通过实证或佐证之后方可有限度的被采信或采纳。所以，在过往以文字记载的史书中，见到的口述史内容并不普遍（特别标注为“口述史”专题项目除外）。

自从传播学兴盛以来，口述史的范围拓展到了许多新的领域,尤其是和传媒业的不断碰撞、融合之后，即形成一种类似史学探究的分支，称之为“口述史传播”，借助大众传媒迅速扩大影响，出现“口述史节目”或“口述史纪录片”，逐步占据了人们认识历史的主体地位。加之数码技术的进步和支撑，口述史与“情景再现”相结合，终于全面走向史学探究的前台，以至许多以书斋为著述己任的史学家也都纷纷走上媒体舞台“讲述历史”。可见，在传媒行业发展和变化的今天，从传播学视角来看待口述史，已经不是所谓研究的需要，而是一种呈现方式的需要，这就是“不一样的口述史”。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以书面记载为主的口述史，依然需要通过求证的繁琐程序方可获得承认。而媒体作为“说”史的组成部分，则会更加趋于“现场感”的呈现认同，“直接”、“直观”，甚至有“表演”成分的交互呈现，都成为媒体需要的一种“编导”主张。这其中存在着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没有史学背景的观众很容易被误导。

“口述史”的价值应当被承认

将口述史纳入史学体系，尤其是大众史学体系，这是近些年引起学界关注的事件，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其一，是史学知识的普及，人们对史的认识有了新的诉求，口述史是解决文字记载的缺失和无法反映的史述细节问题。

其二，自从传播学兴盛以来，口述史的范围拓展到了许多新媒体领域，产生了许多别样的史述成果，构成有别于传统文字再现的史述。口述史成为历史的“声音再现”，打通了现实生活与文本历史的诸多隔阂，特别是有别于传统史述间接的单向性“史述”，口述史成为一种直接的双向互动的“史述”（当代史记述的一种形式），从而开创了主动留史的新模式。

其三，近些年口述史通过不断实践，其性质与意义日益清晰起来，如果说传统史学是一种有组织、有选择、有立意的史学研究，代表着官方或是（有话语权）史家立场的“本位史学”的话。那么，口述史则显示出一种“人为本位”，参与者更多，更加自由的史学探究活动，它使史学成为真正具有大众性质的学问，为大众史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如此看来，“不一样的口述史”的确存在

原则、道理讲了许多，接下来举案说例，可以更加生动地展现“口述史”的别样风貌。在学校电影馆讲述“口述史”，自然先从电影案例说起：

这一周热映的冯小刚新片《芳华》，可以看作是准口述史影片。影片开始至结尾都是以“我”的叙述方式为引导，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口述史的讲解，并且也符合上述列举的三个方面的种种要素。

比如，网上有激情评述，90后的观众，很少能够理解冯小刚在《芳华》中为什么那么着迷于拍摄文工团穿着短裤练功的场景。如今，年轻人每天在自拍中都在秀着“大长腿”，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也会想办法把脚踝暴露出来。那些60岁左右有着文工团生活经历的观众，同样不理解冯小刚。她们指责《芳华》中的练功服过于夸张和性感，在那个年代，文工团哪有这样暴露的穿着？

特别是《芳华》的第二场冲突仍然是有关“性”的问题，出现在服装上。文工团在游泳的时候，影片展示了女性的身材，但是等大家上岸，却发现了一件用了海绵衬托起前胸的内衣。这个细节，当然表现了冯小刚的恶趣味，也是他讨好观众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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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剧照

又比如，网上称赞的评论说，冯小刚电影《芳华》故事是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发与充斥变数的人生命运。乐于助人、质朴善良的刘峰（黄轩饰），和从农村来，屡遭文工团女兵歧视与排斥的何小萍（苗苗饰），却“意外”离开了浪漫安逸的文工团，卷入了残酷的战争，在战场上继续绽放着血染的芳华。他们感受着集体生活的痛与暖、故人的分别与重逢，还有时代变革之下，每个人的渺小脆弱和无力招架。而昔日的文工团战友们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每个人的命运大相径庭，拥有着出人意料的人生归宿。

而我的评论是前些天看完电影后即兴发送的微信，一代人的芳华，通过严歌苓贯常的以边缘弱势女性为对象的描写，折射出凄凉的人性和复杂的现实，其精神向度与抗争意识被摆布的极为细巧；冯小刚要呈现的与严歌苓有相当距离，他要找回的是他自己熟悉的那个时代的宣泄符号，还好走样的不多，把握的艺术水准底线高过许多知名编导。只是严歌苓的敏感与＂召回＂青春的意愿，冯小刚的致青春芳华的情怀，在一切尘埃落定的四十年后未必能寻觅到足够的知音，历史的陈词太多一一模范标兵、家庭出身、被鄙视和被抛弃的人、自卫反击战、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这一锅抽离太多历史原汁的鸡汤，怕是难以满足如今芳华一代人的味蕾。当韩红演唱片尾曲《绒花》响起时，我环顾四周惺惺相惜的听众大多是五六十岁逝去芳华的一代人，大家静静的听，也有人抹着眼泪……

我将网络或微信推送列为“口述”，是说其表达的现场感和及时性，我们似乎能够体会“口述史”在今天传媒领域展现出与传统史学不一样的作用与效果。

试想，当影片《芳华》成为过去时，会留下许多不见诸于正式文字记载的评述或评论，这在传统史学记载档案里是不曾有过的。那么，这也是我们在电影馆里讲述影片观赏“口述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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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剧照

“口述史”抑或“现代口述史”的渊源相近

用“现代口述史”概念来指称，学界认为口述史的产生至少已有60多年。其初始期乃是国家史学为主导，为修补史料记载的缺失，参与者多为精英人物的口述史，就像央视过去“东方时空”的人物采访，以至周末特别奉献节目《高端访问》。之后，这类节目发生转向，越来越多地关注到普通人的口述史，而且越来越趋于社会性，比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社会问题口述调查等等，口述史的日常化表现，让大众知晓和熟悉。

需要纠正“口述史”外来说的观点

有一种观念，是在传播学领域说得比较普遍，推崇说“口述史”是从外国传入的，如今开始逐渐中国化，为大众所接受。并以此为据推说，作为历史学的新分支，对口述史的研究方法、路径，还有口述史的性质、意义等，西方史学研究已构筑起基点，为我们探究口述史开创了条件。

这是不能苟同的观点， “口述史”无论在西方，抑或是在中国，都有各自的缘起说。

在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就是通过无数先辈的口述，为我们保存了远古先辈生产、生活、劳作、军事、祭祀及治水等各种活动的记录。如盘古开天辟地、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羿射九日、大禹治水、黄帝蚩尤之战等。

先秦周朝还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员，其工作性质为“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周代是一个史官文化极其发达的时代，与此同时乐官文化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史、乐两官文化都与《诗经》（《诗经》的口头文学程式，古代诗歌记述的套语）有着重要的关联性。

周代史官工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周代史官对《诗经》后世传承方式影响至深，史官文化在多方面涉及《诗经》；

二是周代存在具有史、乐复合功能的独特史官，亦即“瞽史”，其与《诗经》保存至为密切。

清华简就对周代史官“类诗家”素质有所呈现，誉为上溯“古师儒”，是古代文人集大成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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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不仅通过“读万卷书”搜集文献史料，所选取的史料主要有《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等。还通过“行万里路”游历在民间搜集口述史料，他将五帝的传说正式载入《史记·五帝本纪》。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回答有人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说：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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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司马迁《史记》

中国“口述史”缘起于典籍

从神话到历史，可以理解为一种自远古流传而来的“口述”史。

我国古代留存的文献史料中，司马迁的《史记》有体系地综述了夏、商、周等上古王朝以及之前的阶段。

为了编纂《史记》，司马迁曾先后两次赴各地做实地调查，调查过程中，各地的老者们时常称颂黄帝及尧、舜的事迹，并以时代调查的新眼光来看，这样的调查大概相当于民间故事的搜集，但讲述者对五帝存在的事实一定是确信无疑的。

另外，记录古代王者言论的《尚书》记载有尧以后的历史。还有，《春秋》及国别史《国语》等史书中，有“五帝德”、“帝系姓”等记载，有许多是来源于“口述”，但司马迁认为这些口述记载值得信赖，并依次选取，加以编纂，写成了《五帝本纪》。

《五帝本纪》是《史记》的第一篇。这些虽为传说，但从历史发展规律和地下文物发掘佐证来看，有些记载亦属言之有征，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远古社会，提供了某些线索。

自然，上述史籍依据传说来撰写，依然存在着某些疑点。这便是需要基于可信材料，历史观点的有意图的选择，来得到更加有说服力的佐证。

口述史：解决文字记载的缺失和无法反映的

细节问题

话说回来，我们不少重要历史事件有文字记载，但不能反映历史的细节，更不能呈现历史中人物表现的真实面貌——而口述史的价值正在于此。

口述不是“讲”和“记”，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列为口述史的样本（对象）或采访者，主要还是需要专业学者来采访，历史长河中有价值的人和事，才是选择的标准。正如，历史学家保尔·汤普逊在其著作《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所说：

口述史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一项交回到他们手中。

的确，如汤普逊所言，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是有着严格区别的，这是面对鲜活对象进行的史述，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经历的故事，看到历史的一个侧面，而这个侧面过去是不被史家所认识，或是被忽视的。一旦重新被记录，我们会发现一个人所经历的故事，有着许许多多的精彩片段，能够引起我们的极大共鸣，因为他或她面对命运突变的时刻，反应出来的情感或是行为，其实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我们细心揣摩会发现这些情感和行为竟然跟我们的体会是一样的，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他或她的故事，见识那个时代的特征。

如今，历史学已不是书斋式学问家完全可以把持的纯专业性领域，对于大多数非专业的人士或爱好者来说，口述史是最便于操作，最容易参与的史述工作，且最能够深入人心。因为人性是古今贯穿的永恒记忆，不论是在古代，抑或是今天，人性都是共通的。从这层意义上说，通过口述来揭示历史中的人性是真实可信的，当然重要的还有事件的判断。所谓历史细节，不是说非要钻入故纸堆中去发现什么？或是强迫自己去挖掘所谓“新奇”。而是让曾经发生的故事更加全面和客观的呈现，这种呈现或许因历史的种种原因在当时无法实现。然而，我们每个人记住自己的内心，能够在适当的时候说出被掩盖的历史真相或是自己内心真情感受，就是对历史付出的一份责任。就像学校电影馆邀请崔永元所做的口述，采访的都是电影史见证人，是另样的电影史，如果对这样的电影史关注，肯定有许多无刻不在的历史细节值得记述，记录这些细节，就会使电影史鲜活起来，生动起来，给历史留下更加宝贵的东西。

手工艺“口述史”案例举证

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有过许多手工艺调研，且在调研中“口述史”占有重要部分。比如，在作《江苏近代手工业艺人从业状况研究》课题中，我与研究生共同完成的调研项目就有：

匠人生活方式及社会各个阶层关系、南京云锦、金陵刻经、晚清吴地乡土艺人行会组织、秦淮花灯、如皋风筝、南京胡家剪纸、南京绒花、手工印染等诸多问题的“口述史”调查。

在这些调查中，手工艺人的个人经验和工艺技术细节展现出极为丰富的史料价值，是以往工艺史技术中不曾涉及的内容。

比如，云锦口述记载，云锦是一门工序非常繁杂的工艺。真正制作云锦是从金线的制箔开始的。制作金箔，要经过数十道工序，这些工序中仅“打箔”一道就十分复杂。要将一小块金疙瘩捶打成“薄如蝉翼”、软似绸缎、轻如鸿毛”的金箔，至少要经过两万多下的手工捶打。

换算成数据来说，1克24k黄金捶打成金箔后，展开的面积有半个多平方米；捶打1克18k金箔，面积可以延展到1个多平方米。这样打制的金箔，娇嫩无比，若是放到掌心都会因人的体温而融化蜷缩。

如今的金箔打造虽被机器流水线代替，但有些工序却无法借助机器完成，比如“出具”，是把打好的，厚度只有0.1微米的金箔挑出来包装，是非手工不可。此时的金箔，可以说手一碰就碎，要把它从纸中拿出来，非得“功力深厚”的匠人用鹅毛轻轻地挑才行，否则会前功尽弃。而吹金箔进行包装的全是女工，要胜任这项工作，仅练成能吹出有力而不散的气，就要练习好几个月，要求做到轻轻吹起金箔不可皱缩，且平平底铺展在纸上。这仅仅是制作金箔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