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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无相楼的故事（连载第11节） 我还在石佛寺读小学时，姐姐和她的男友童少鹤同时复员了。他俩戴着大盖帽系着武装带回到了智和巷的家中，居委会组织了晚会，欢迎刚从异国归来的“最可爱的人”。他俩全身戎装还佩着勋章，在热烈的掌声中上台唱了好几首歌，有一首是用朝鲜语唱的，歌词中反复出现能听懂的三个字：金、日、成，是在歌颂那位英明伟大战无不胜的朝鲜领袖。就象我们的《东方红》。两位年青的前志愿军军官不光唱得好，在台上举手投足就象演员一样，掌声便更加热烈。
第二天，同院子的大哥哥大姐姐扭着他俩上公园去玩，听他俩讲在朝鲜炒面合雪咽，躲空袭急行军，在大炮射击的间隙冲过封锁线的故事，才知道姐姐和姐夫在部队不是当教员就是作干事，跟本没同美国鬼子真刀实弹地厮杀过。在少男少女们眼中，他俩头上的光辉就减少了许多。 童少鹤出身于重庆一个颇为著名的资产阶级家庭，很英俊潇洒的一个青年。他俩在家里休息了两个月后，便回到童的老家重庆。两人都进了同一个兵工厂工作。他俩婚后不久便有了小孩，便将姐姐的生母我那嫡母接上重庆去带外孙。我当时正念二年级，就只得转学到一马路小学，回到了柑子园的母亲身边。
姐夫一家（二排左4嫡母；后排左2姐夫，左4姐姐）
从此，我不光是出生以来便被骄生惯养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在生的身边，我还彻底失去了母爱。 万州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城，较大的建筑都是依山而建逐级上升。一马路小学是一座较石佛寺大得多的寺庙改建的，逐级向上共有4层庭院，廊柱门窗到处都是旧时的痕迹。当时班上同学年龄相差很大，好几个女同学都有17、8岁，也有个别嫁了人的，下课时还有人抱婴儿来吃奶，全校师生都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想来她们是解放前家庭困难或是重男轻女误了学业，迎来新社会才有机会走进学校。 我念五年级时，同桌是一位姓张的女生，当时可能已14、5岁了，比我高半个脑袋。她身材窈窕一张瓜子脸，两根漆黑油亮的长辫子直拖到腰下。同桌的父亲是个搬运工人，她的衣服上还常见补丁，但任何时候浑身上下却显得很干净整洁。在那没有时装和化装品的年代，整洁就是女性最好的妆饰。我当时真认为她是天下最漂亮的姑娘，心里就朦朦胧胧地升起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那时男女界限很严，上学放学男女生不能走在一起，平时也不敢说话，课桌中间都划着三八线。但写字时她的手肘偶尔无意越界过来与我相触，我却不象以前对别的女生一样，鲁莽地将其用手拐子撞回去。我爱偷看她，有时还装作无意碰一碰她的辫梢。我也幻想下学期还是与她一个班坐一张桌子。最高企求便止于此， 可见我当时想象力之贫乏。 我俩只同过一学期桌。进六年级时，根据家庭住址从新编班，我便同她分开了。不过几周，我们班又调到新成立的法院街小学，连见面的机会都没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很自然地将她忘却。直到20多年后，我俩偶然在一次会议上相遇，我才发现她其实身材瘦小长相一般，就想到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个词。便对她说：“同桌时我怎么觉得你那么高？”她笑呤呤地答：“你那时才多大？一个小猴儿。” 我家在柑子园所住的院子是父亲的“掉把”兄长李汉才的产业。李伯伯是永裕昌的董事长。这宅院修得中西合壁，有门楼天井太平池和楹扇雕花的大堂屋及厢房，后面却是三楼一底带晒楼的西式楼房。这宅院的大门楼上有两个斗大的浮雕字“远村”，院里的堂柱上还有很多匾额对联。多年后我才从书法杂志的文章里得知，那些文字均是解放初作过四川省第一任文史馆长的著名书法家刘孟伉之手迹。李汉才和刘孟伉都是云阳县人，解放前，中共党员刘孟伉从事地下活动时，曾得到过李汉才的大力资助，还在这院子里住过一段时间。可惜这些墨宝都毁于文化大革命之中。我家搬去时院里还住了4家人，除了李伯伯家外，其余几家都是在建新榨油厂供职的亲友。每家都有几个小孩，院里平时便很热闹，一到放学后，天井里踢键子跳房子打弹子的少男少女笑闹喧天。 我还住在智和巷时，小弟声远已在柑子园出世了。和二弟一样，他生下来便肥肥壮壮的，不似我和妹妹，出生时瘦得象猴。我过来后，天天同两弟一妹在一起，很快便由生疏而亲热。而我此时才改口喊“妈”的生母，在感情上却一直同我保持着距离，虽然在吃穿上没有区别，但我很明显地感觉得出来，她待我总不如对弟妹们慈爱。 到柑子园不几天，我便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笋子炒肉”的滋味。在此以前我从未挨过打，不管撞了多大的祸，父亲和嫡母从未打过我，记忆中连骂也未挨过。到生母身边后，只要我一犯错，必定有楠竹片落到身上。特别是我无意中若流露出对嫡母的思念，更犯了母亲的忌。我是她亲生的儿子，但直到近9岁时，才不呼她“奶子”而改口叫妈。虽然这责任并不全在我，但她不能去打父亲和嫡母，父债子还也情有可原。那两长二指宽的楠竹片只是我一人专用，从来未见她打过弟妹们。邻居家的婶婶们私下说，我成了她的“出抿筒”。小时候，在嫡母身边时，我一直沉浸于温暖的母爱之中。与亲生母亲生活到一起后，我却一直觉得自己就像“后妈生的”一样。若非我自幼已经养成了读书的爱好，从读书中学会了分善恶辨是非。当时的环境对我来说真是一个险境，很多人就是从那时染上恶习坠入了深渊。 我经常被评为“没记性”，打骂一结束我便全忘了，依然兴高采烈地照自己的一套办，既不改正也不记恨。我儿子谢努大概也继承了这脾气，他念初中时，因逃学被我揍了一顿，然后又罚他跪一个钟头。时间到了我气还未消，大声叫他滚起来去吃晚饭，不料他从地上站起身来，一边揉着膝盖却一边从口袋里往外掏东西：“爸，你昨天说想找个指南针测我家的方位，我替你买了个回来。”正忙着给他舀饭的妻忍不住骂：“真是没记性的家伙。”我接过那还带着儿子体温的指南针，就想到了自己的小时候，一股温情从心里升起，拍了拍他的脸蛋叫他快去吃饭。进入老年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不记恨，是对人对已都非常好的禀性。 我经常挨打，直到念六年级，那时候我已长得与母亲一样高了。由于游泳挑水常在沙滩上同野孩子厮混，我就有了些体力和野性。那天在堂屋外，不知为了点什么小事，母亲一边骂一边又抄起笤帚朝我头上打来，我本来已习惯性地双手护头背过身去，却看见正在天井里玩的少男少女们都停上了游戏众目暌睽看着我。我便恼羞成怒，一把夺过笤帚顺手扔上了隔壁院子的房顶，然后咬牙切齿对她怒目而视。母亲当即愣住了，她一言不发转身便进了房间。因了这次反抗，我在家里挨打的日子便永远结束了。由此我便知道了反抗的意义。
选自作者《所谓草民》第一章 （愿意每篇都收到的朋友，请点击“关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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