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朝文原論——以《文章緣起》為中心 楊賽 【提要】任昉《文章緣起》是南朝重要的文體溯源著作，其觀點為：南朝通行的大部分文體主要起源於漢代，衹有極少部分起源於周、秦、魏、晉。《文章緣起》這種觀點與南朝大量出現的、依文體編次的別集、總集、選集有關。《文章緣起》的著錄體例與《詩品》、《隋書·經籍志》基本相同，保留了大量珍貴的南朝別集著錄史料。《文章緣起》既是一部文原論的著作，也可看作一部按文體編排的大型總集的提綱。《文章緣起》集中反映了文原論在南朝發展的新趨勢，在經部、子部之外，推重集部。
自東漢以來，寫作文章的風氣越來越盛行，別集、總集和選集大量產生，文學逐漸從學術中獨立出來。討論文章、品評文人的風氣也隨之發展起來，彌漫整個南朝。《文心雕龍·序志》曰：“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這句話概述了南朝文體學的範圍包括：文體溯源、文體釋名、文體選集和文體評論。任昉的《文章緣起》是南朝文學和文論高度發展的產物。鄧國光說：“任昉為六朝文原論的大宗”，《文章緣起》的文體溯源到清代還有影響。
《文章緣起》著錄了84種文體，始於漢的有65種：四言詩、五言詩、六言詩、七言詩、策文、表、讓表、書、對賢良策、奏記、箋、謝恩、令、奏、駁、論、議、反騷、教、封事、白事、移書、箴、封禪書、贊、頌、序、志錄、記、碑、誥、誓、露布、檄、明文、傳、上章、解嘲、訓、辭、喻難、吊文、傳贊、祝文、行狀、哀策、哀頌、誄、悲文、哀、辭、七發、離合詩、連珠、篇、歌詩、圖、勢、約、薦、旨、誡、謁文、祈文、祭文,約占77.4%；始於周的有6種：賦、歌、離騷、樂府、對問、引，約占7.1%；始於秦的有3種：詔、上書、銘，約占3.6%；始於魏的有4種：九言詩、勸進、告、挽詞，約占4.8%；始於晉的有6種：三言詩、啟、彈文、碣、墓誌、遺命，約占7.1%。根據以上統計，任昉的文體溯源可以表述為:南朝通行的大部分文體起源於漢代，只有極少數起源於周、秦、魏、晉。 
文原於集的觀點，在南朝十分盛行。南朝的文論家往往越出“文源於經”的藩籬，把一些文體的起源追溯到漢代。劉勰將對問、七、連珠、移等4種文體原於漢時作品。與任昉有神交的王儉（452-489）在討論詩體時說：“志，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志》。”王儉認為志文體源於顏延之。《文章緣起》：“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任昉認為墓誌源於殷仲文（？-407）。鐘嶸在討論五言詩體的起源時，就已經拋棄了摯虞的觀點，他說：“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任昉的《文章緣起》對各體詩進行原始。
南朝文論家為什麼要將文體溯源的重點由經部向集部轉移呢？其一，南朝文學家多以漢以來作品作為摹擬寫作的對象。南朝以來的文學家寫詩寫文，很少有人向先秦的經書和子書學習，大多數人把仿效的對象轉向漢以來的作品，甚至同時代人的作品。其二，南朝別集大量產生。為了便於向更多的漢以來的詩人學習，有必要把漢以來的詩都編輯到一起。曹旭說，隨著五言詩的興盛與發展，必然導致各種詩集和詩歌總集的編纂，一批詩歌總集紛紛出現，甚至還出現了五言詩的選集，鐘嶸的《詩品》正是建立在這些總集的基礎上。其三、南朝總集相當繁富，總集按文體歸類，同一類文體作品依作家時代排列。據《隋書·經籍志》的著錄，賦、頌、詩、歌辭（樂府）、銘、箴、誡、贊、七、碑、祭文、行狀、設論（難）、論、連珠、詔、表（奏）、露布、彈文、檄文、啟、書、策文、誹諧等24種文體均有總集，可惜這些總集大多數今天都不存在了，我們可以從《文選》中看到當時文原論的大體狀況。在南朝文章總集中，同一種文體的作品，只能按照作家的年代排序。文原論的成熟，必須建立在文章別集與總集大量出現的基礎上，必須以目錄學為依據我們認為，建立在分文體編排的大型文章總集目錄基礎上的文原論，才能堅持比較統一的標準，得出比較確切的結論。
南朝人重編漢人別集，都要為別集命名，其基本格式為：《某朝某官某人集》，包含以下三個要素：朝代、官銜、姓名。別集根據文體分類編排。任昉要對84種文體進行溯源，就必然要將當時存在的所有別集都集中起來，按文體編成總集，每種文體依作者生活年代排序，將寫作年代最靠前作者及其文章名著錄到《文章緣起》中。因此，《文章緣起》的著錄必然要涉及到文體、別集名、文章名這三個基本要素。  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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