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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人单个拎出来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怕就怕不能同舟共济，他们五个人的悲剧都集中在是战是守的问题上。 杨嗣昌与卢象升、孙传庭之间的纠葛无疑影响了国运。杨嗣昌“四正六隅”的剿贼大策是明末最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上层设计，总体实施效果很好。孙传庭却以为这个国策会对国家有大害，他主张以陕西为主剿灭农民军，两个人的政见分歧渐渐演变成了势不两立。孙传庭一直想面见崇祯，当面讨论杨嗣昌方略的问题，即所谓 “年来疆事决裂，由计画差谬。事竣，当面请决大计。” 当杨嗣昌认为孙传庭更多的是为了针对他个人，想把自己搞死，因此不许孙传庭进京。孙传庭怒而引疾乞休，嗣昌接着就弹劾传庭假借生病不为国用事，崇祯大怒将传庭下狱，这一关就关了三年。 卢象升与杨嗣昌的政见分歧在与清的战和上，杨嗣昌主和，卢象升主战。崇祯九年，清军大举入犯，卢象升率军入卫，两人在军营中大起争执。 会嗣昌至军，象升责数之曰：“文弱，子不闻城下盟《春秋》耻之，而日为媾。长安口舌如锋，袁崇焕之祸其能免乎？”嗣昌颊赤，曰：“公直以尚方剑加我矣。”象升曰：“既不奔丧，又不能战，齿剑者我也，安能加人？”嗣昌辞遁。象升即言：“元忠讲款，往来非一日，事始于蓟门督监，受成于本兵，通国闻之，谁可讳也？”嗣昌语塞而去。 直至卢象升战死，高起潜和杨嗣昌都说卢象升不可能死（他们已经派了几支人马查勘过卢象升的死状），可怜卢象升一心报国却死后八十日才入殓。 杨嗣昌亲自督战也是一样，虽然前期打了机场胜仗，但张献忠跑到四川以后，自己手下的军队也不听杨阁老使唤。 嗣昌至顺庆，诸将不会师。 洪承畴我们也是很清楚了的，在西北主持督剿农民军打得风生水起。松山一战，败因其实不在洪承畴身上，明军将领如果能够听从指挥按令而退，辽东的局势依然有挽回的余地。（开个玩笑）按照常理来说一个文官竟然没有跑过武官，这也是很少见的了，这些所谓的总兵们弃主帅而去，别说洪承畴要气死，搁谁都想打人。我们从洪承畴降清后献的计策来看，此人真的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人才，他南进的大策简直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有一拼，可惜这种人才在大明竟然落得被俘的下场。 至于孙承宗，有才是有才，但他的大策都着眼于防守，并非说他的策略不好，而是大厦倾倒之际已等不及。孙承宗很稳健，就像明初的耿炳文一样。只不过孙承宗与太监和大臣们的关系都不好，不管他干什么都有人黑他，他也性子急，动不动就跟皇上说我要辞职，以至于孙承宗每当辞官回乡，他之前所做的努力建立起来的成果又渐渐丧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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