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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魏晋金质官印
《印章集说》：“金印，汉王侯用之，私印亦有用者，其文和而光，虽贵重，难入赏鉴。古用金银为印，别品级耳。”由于金质较软，故秦汉以后，多掺以杂金属，便于制作及保存。
两汉·魏晋金质官印仅授予王侯、贵族和高官，存世量极少。特别是西汉和东汉政权稳定时期，官印的管理较为严格，尤其是金印的管理，回收融毁制度执行较严，因此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金印少之又少。目前存世的两汉·魏晋金质官印有说存世二十几方的，也有说约三十方。以下是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另外，大部分民间收藏及流入港台的金印不在此表之列。
汉魏晋南北朝金质官印一览表：
编号 名 称 断代 钮制 发 现 地 点 收 藏 情 况
1 文帝行玺 西汉 龙钮 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出土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2 右夫人玺 西汉 龟钮 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出土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3 泰子 西汉 龟钮 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出土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4 石洛侯印 西汉 龟钮 清嘉庆年山东日照北乡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
5 诸国侯印 西汉 龟钮 1979年山东即墨汉代皋虞县故地小桥汉墓 即墨市博物馆
6 宛朐侯执 西汉 龟钮 1994年江苏徐州簸箕山宛朐侯墓 徐州市汉兵马俑博物馆
7 关内侯印 西汉末 龟钮 1976年新泰县东石莱出土 山东省博物馆
8 新保塞乌桓□犁
邑率众侯印 新莽 龟钮 出土情况不详，早年流入日本 日本京都有邻馆9 偏将军印章 新莽 龟钮 1982年四川重庆刘家台河岸 重庆三峡博物馆10 广陵王玺 东汉 龟钮 1981年江苏刊江县甘泉 南京博物馆
11 朔宁王太后玺 东汉 龟钮 1954年陕西强宁县阳平关黄家坝 陕西省博物馆
12 富寿侯印 东汉 龟钮 1984年河南西华县城西前石羊村汉墓出土 河南西华县博物馆
13 滇王之印 东汉 蛇钮 1956年云南晋宁县石寨山6号墓出土 国家博物馆
14 汉归义賨邑侯 东汉 羊钮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前后四川奉节县
南岸甲高坝双河口 国家博物馆
15 汉倭奴国王 东汉 蛇钮 1784年日本福冈糟屋郡志贺町 日本福冈市美术馆
16 关内侯印 东汉 龟钮 1958年2月湖北云梦楚王城东郊赵许岗 湖北省博物馆
17 关内侯印 南北朝 龟钮 出土情况不明 私人收藏
18 平东将军章 三国魏 龟钮 1958年山东泽县陶庄出土 国家博物馆
19 濩澤侯印 汉末魏晋 龟钮 出土及藏者不明，嘉德2008秋季拍品 私人收藏
20 魏归义氐侯 三国魏 驼钮 1948年甘肃西和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
21 崇德候印 三国魏 龟钮 出土情况不明 日本京都有邻馆
22 关中侯印 三国魏 龟钮 1951年河南南阳出土 河南省博物馆
23 关中侯印 三国魏 龟钮 出土情况不明 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24 关中侯印 晋 龟钮 1985年南京中央门外瀆山猪头峰 南京市博物馆
25 关中侯印 晋 龟钮 1957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20号墓 湖南省博物馆
26 关中侯印 晋 龟钮 出土情况不详 日本京都有邻馆
27 关中侯印 魏晋 龟钮 1976年河北邯郸市南郊的三堤村北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收藏28 镇南将军章 西晋 龟钮 1991年湖南安乡县黄山头林场南禅湾 湖南省博物馆
西晋刘弘墓出土
29 宣成公章 西晋 龟钮 1991年湖南安乡县黄山头林场南禅湾
西晋刘弘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
30 晋归义羌王 晋 驼钮 1939年甘肃省靖远县大芦乡祖厉河 陕西省博物馆
岸边砂河中出土
31 晋归义氐王 晋 羊钮 1948年甘肃西和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
32 晋归义氐王 晋 驼钮 出土情况不详 上海博物馆。
33 晋归义胡王 晋 驼钮 1940年代孟津商人从甘肃购得，
可能出自甘肃凉州匈奴居住地 洛阳博物馆
34 晋归义羌侯 晋 羊钮 1948年甘肃西和出土 甘肃省博物馆
35 晋乌丸归义侯 晋 马钮 1956年内蒙古凉城小坝子滩虎子沟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36 晋鲜卑归义侯 晋 马钮 1956年内蒙古凉城小坝子滩虎子沟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37 晋蛮夷归义侯 晋 蛇钮 1958年3月恩施市三岔区莲花乡马尾坝 湖北省博物馆。
38 蛮夷侯印 晋 蛇钮 1990年8月湖南省平江县梅仙镇钟家村 湖南省平江县文管所
39 晋匈奴归义王 晋 驼钮 出土情况不详 北京首都博物馆
40 范阳公章 北燕 龟钮 1965年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 辽宁省博物馆
41 太原公章 北齐 龟钮 出土情况不详 故宫博物院。
42 天元皇太后玺 北周 獬豸钮 1993年8月咸阳渭城区底张镇马 陕西省考古研究中心
村东南北周武帝孝陵
一、西汉 “文帝行玺”金印
 
方形龙钮金印，通高1.8厘米，边长3.1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98％，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四角上，似腾飞疾走。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是迄今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
赵眛是我国岭南地区南越国的第二代国王，于公元前137年自称“文帝”。此印文为庄重静穆的阴刻篆书，印钮为象征皇权至尊的盘龙。龙首上昂，隆腰卷尾，尤其是弓起的龙脊，既利于手持，又强调出龙身S型腾翻的动势，集实用功能和装饰效果于一身，构思设计十分巧妙。
二、西汉 “右夫人玺”金印
“右夫人玺”金印，边长：2.15厘米，宽：2.15厘米，通钮高：1.5厘米，重：65克；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出土的3枚金印中尺寸最小的一枚，但为四个夫人中唯一黄金印玺。金印以龟为钮。按照汉代礼制，夫人是皇帝和诸侯王妃妾的称号，可以推断，右夫人等四位夫人的身份是南越国后宫的妃妾。右夫人的随葬品数量多、品质精。汉代以右为尊，说明她应是诸妃之首。
三、西汉 “太子”金印
“太子”金印，西汉，方形、龟钮，印台长 2.6 厘米、宽 2.4 厘米，通钮高 1.5 厘米，含金量 98％强，重 74.7 克。印面阴刻小篆“泰子”二字，有边框和竖界。印系铸制，又经局部凿刻而成。印面光平如镜，铸制工艺比 “文帝行玺”印更为精致。在传世玺印中没有印文作“泰子”的印章，此次出土系首次发现。据研究，泰子即是太子。墓主赵眛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之孙，不应封称太子，所以推测这枚“泰子”印应是赵佗之子，赵眛之父的遗物。这位当年的太子竟活不过他的父亲，未及嗣位就死了，将“泰子”印留给了他的儿子赵眛。眛死，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将它们（另有一枚玉质“泰子”印）一起放入墓中。 1983年10月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山西汉南越王赵昧墓出土，广东省广州市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四、西汉 “石洛侯”金印
西汉 “石洛侯”金印，龟纽，高1.8厘米，边长2.4厘米，白文篆书“石洛侯印”四字。《汉官旧仪》卷上：“丞相、列侯、将军金印，紫煱绶，中二千石、二千石银印青煱绶，皆龟纽。”此印当是实用之物。
清代嘉庆年间，山东日照县北乡出土一方汉代“石洛侯”金印，此印有确切的年代可考。据《史记》、及《汉书》所载，石洛侯为城阳顷王之子刘敬，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获封，至征和三年（前90）因罪被诛，在位二十四年。因而此印也就成为不可多得的断代标准品。然而，经过一百多年辗转流传，存世的“石洛侯印”由一而二，成了二方。两印文字毫厘不差，令人莫辨雌雄。毫无疑问，两方“石洛侯印”中必有一方是出于仿制。
古玺印的鉴定，主要依据印文内容、书体的铸刻风格、印章的形制和实物表面状况，予以综合辨析。就特定历史时期的某一作品而言，印文书法及铸刻风格与印章形制、表面状况的特征必然是一致的。如果是官印，则印文中的官名与同时的官制、确定的质地、钮式也应相统一。
两方“石洛侯印”，其中的伪品必是属于仿摹而作，并且摹刻印文准确，无疑出于治印高手。因而两方金印，从文字书法的比较上没有明确的鉴别标志。但是，如果把鉴别的着眼点放在印钮上来，就可以发现它们的风格有着一定的差别。龟钮形式自秦代出现，两汉至南北朝时期较为盛行。其间七八百年中风格又是不断演变着的。石洛侯既为西汉武帝时期所封，就应当把此印放在这一时代形制风格范围内加以审察。西汉早期至中期的龟钮，龟首稍短，龟身俯伏而形体显狭长状，龟背则中部稍隆起拱形。两方“石洛侯印”中，其中一方的龟钮形态与这一鉴别点相契合，另一方龟身近方形，龟背呈平板状，形象呆滞，此种钮式是汉晋印章中所没有的。此外，后者印体及龟钮周身修磨浑圆，而汉晋时代金印都为凿刻而成，且并不刻意加以通体修磨。龟足的棱角、刀痕多自然显露。据此，后者系仿造的伪品无疑。
作伪和辨伪从来就是相生相克的。旧时的古董商，往往缺乏对战国秦汉南北朝时期玺印形制风格递交的完整概念，多注重印文的摹仿和表面做锈，这方面的实例在鉴定中经常可以看到，从而为我们辨伪存真提供了线索。可见，娴熟地掌握古代各个时期印章文字书法、铸刻和形制等方面的具体风格特征，熟知历代官制、印制的沿革，是鉴别玺印真伪和时代的关键。
伪造的石洛侯金印的时间当在清末。作伪者是下了大功夫的，伪造时不仅印文准确，而且也注意到了真品钮式的某些明显之处，如龟背纹的形状、龟首的样式以及四足的形体轮廓，都接近真品。甚至有可能作伪者是见到过真品甚至是以真品为蓝本的。
五、西汉 “诸国侯印”金印
 
“诸国侯印”，印呈扁正方体，龟形纽，边长2．5、通高2．1厘米，重96克。印面凿刻白文篆书，为“诸国侯印”四字(图三)。印文布局严谨，似为急就之作。龟纽背部隆起，龟首向前探出，四肢外伸呈站立状，龟尾内收。龟甲饰六角纹，甲缘饰一周圆圈纹。四肢均饰鱼子纹。1977年秋出土于山东省即墨市王村镇小桥村，现收藏于即墨市博物馆。
这方汉印1977年秋出土于汉代皋虞县故地（今王村镇）的小桥村附近。按说，被分封的诸侯都有这样的金印，是一方诸侯权力的象征，而一般诸侯封地都会见诸于史书，因为分封诸侯这种严肃的事情一定会有详细的记载，但是这枚金印却让众多的文物专家百思不得其解，即墨的地方史料及《山东古国考》中，都没有此次分封的明确记载，仅在《山东古国考》中记载，商周时期有拟姓“诸国”，但此印到底是拟姓“诸国”的侯国印玺还是别的诸侯的侯印却一直没有考证出来，给历史研究者留下了一道谜题。
六、西汉 “宛朐侯执”金印
“宛朐侯执”金印，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边长2.3、高2.1厘米，重127克。纯金质，铸造成型，再雕刻加工。龟形纽，龟首较小，稍外伸上昂，背部拱起，背上刻饰有由外向内相套含的六边形、五边形、四边形以象征龟甲，四足挺立，爪形分明。印台为方形，四边略有外弧，纽与印台间有一圆形横穿孔。印面刻白文“宛朐侯执”四篆字，结体方正，笔划刻痕明显。1994年江苏省徐州市簸箕山宛朐侯墓出土，江苏省徐州博物馆藏。
七、西汉 “关内侯印”金印
“关内侯印”（汉），龟钮，金质，2.4×2.4×2.1cm，1976年新泰市东石莱出土。印面正方，阴文铸刻，布局严谨，字体笔画圆润遒劲，用笔寓方于圆，落笔收笔顿挫有力，总体呈现出庄严大度，精美浑穆之感。
关内侯，爵位名。秦汉时置,为二十等级之第十九级，位于彻(列)侯之次。有其号，无国邑。一般系对立有军功之将的奖励，封有食邑多少户，有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之权，可世袭。南北朝时沿用，仅成为爵位的一种品级。汉代大将卫青、李息等都曾被封为关内侯。由于材质的原因，多数古玺金印保存良好，很少出现剥蚀现象，而制作形式也基本为铸印，印面用字标准规范，风格多严整规矩，不敢稍懈。
八、汉（新莽）“新保塞乌桓□犁邑率众侯印”
“新保塞乌桓西梨邑率众侯印”，金质龟钮，印面2.3×2.3厘米，传世品，早年流入日本。 新莽官印中，首字刻“新”者，是颁布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印。汉书:“五威将奉符令印绶，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印文“西梨邑”是乌桓部落之名,“率众侯”是新莽封乌桓之官号。《后汉书.乌桓传》:“雁门乌桓率众王无何”。此印是新莽授给内附之乌恒部落首领的官印。
汉魏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有羌、鲜卑、氐、乌桓等。乌桓本为东胡一支。汉初匈奴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山为号。其族善骑射，性剽悍。逐水草而牧，居无常处。西汉设乌桓校尉。东汉南匈奴归附，乌桓也向东汉臣服。公元49年，辽西乌桓各部首领922人携奴婢、牛马、虎豹貂皮和弓箭入洛阳朝贡。其中81酋长自动内留，光武帝刘秀封他们为侯王君长，使率众戍守北方10个边境郡县。在存世乌桓官印中多有“保塞”、“率众”字样，如“汉保塞乌桓率众长” 、“汉乌桓率众长”等驼钮官印。再往后，由于乌桓长期与汉人混居，其封建化过程日趋完成，渐渐与汉族完全融合了。
汉颁少数民族官印大致有如下特点：①首字多有“汉”字，以标明封建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②官印中多有族名。③赐给为朝廷征战有功的少数民族首领印多用“率众”、“率善”、“破虏”等字样，对归附投降的少数民族首领多赐带有“归义”一词的官印。④印钮绝大多数为别具一格的驼钮。
到了民族大融合的魏晋时代，中央朝廷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更多。只是首字因改朝换代而由“汉”变成了“魏”或“晋”，但钮式依然是以驼钮为主。
九、汉（新莽）“偏将军印章”金印
“偏将军印章”，金质，龟钮。纵横各2.4厘米、通高2厘米、重108.9克，1982年出土于重庆市江北区嘉陵江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被定为该馆”十大镇馆文物之一”。
“偏将军”其名源于先秦，盛于两汉。起先“偏”为编制单位，如“五十人为偏”(《周礼·地官》)；“其君之戒，分为二广，广有一率，率偏之两”(《左传·恒公十二年》)等。同时“偏”也有作将佐称谓，如“司马令尹之偏” （《左传·襄公三十年》）；“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 （《老子·道德经》）等。从西汉开始至魏晋时期，“偏将军”一职使用逐盛。如《史记·陆贾列传》记：“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汉书·王莽传》记：“莽见四方盗贼多，复厌之，又下书曰：予之皇初祖考黄帝定天下，将兵为上将军，建华盖，立斗献，内设大将，外置大司马五人，大将军二十五人，偏将军百二十五人，裨将军千二百五十人，校尉万二千五百人，司马三万七千五百人，侯十一万二千五百人，当百二十二万五千人。”王莽所置“偏将军”，多封予郡卒正、连帅、大尹，以镇压四方民众反抗。卒正、连帅、大尹均王莽改汉郡守之名。后因战事频繁，“偏将军”的重视程度也时而有所提高。更始元年(23年)，刘秀亦曾为“太常偏将军”。
金制官印流行于汉晋时期，全国目前共发现26枚，两汉金印存15枚。“偏将军印章”传世多为银、铜质，此金质印为仅见。《汉仪》记：“汉兴，置大将军、骡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据叶其峰先生考证，从新莽开始，龟钮印的秩级比西汉略低，使用金印的制度也比西汉略宽。此金印龟钮头微昂，背圆，龟甲饰重环纹，制作精细。此类式样龟钮官印流行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但在两汉之交的战乱时期或有例外，出现金质“偏将军印章”印也完全有可能。另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1954年陕西省宁强县阳平关出土的金质“朔宁王太后玺”1枚。朔宁王是东汉初建武七年(31年)被当时割据政权首脑公孙述封隗嚣的王号。此金印与”偏将军印章”金印在钮式、印体上如出一辙，可大致定为同一时期，况且“偏将军印章”的印文用字又与同时期可断定的印文风格一致。因古时江州(今重庆)在新莽至东汉初年发生多次战役，如“夷陵战役”等跨越上述两金印出土之地，所以“偏将军印章”出土于重庆并不奇怪。关于此印的断代众说不一，如“王国”、“东汉”、“汉”、“新莽”说等。根据印章的材质、钮式、大小，印文风格、出土地等文献资料的综合考察，断为新莽建始国初年至东汉初中元末年的50年间，应该较为稳妥。
此枚“偏将军印章”的材质决定了凿刻谨严精巧且新莽官印的制作技艺极为精湛，明显超过西汉或东汉中后期。王献唐先生在《五灯精舍印话》中，对新莽时期官印有极高的评价：“新莽篡汉，百度维新，凡有制作，无不精美。印为国家重器，尤刻意求工。今传新莽官印，钮制炼冶，俱皆华妙。印文书刻之工，远迈秦汉，更无论魏晋。篆刻至莽，殆摹印之极规矣。”此印五字采用当时常见的“二、二、一”式三行排列方式。这种排列方式使得文字体势自然延伸，所占位置具有黄金分割率特征，适合篆书的伸展，显得极为美观。通观此印，凿刻工致峻拔，线条匀称谐调、干净利落，有含和闲雅之致，给人赏心悦目之感。篆法工稳谨严，整饬而不板滞，笔画伸缩自如、不肆不拘，平直中略寓圆融之气。故而此印遒媚独具，称得上清刚与婉约兼得。
十、东汉 “广陵王玺”金印
金印方形，印钮为龟形。重123克，边长2.3厘米，通高2.1厘米，1981年2月江苏省邗江县甘泉镇2号汉墓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印文为阴刻“广陵王玺”四字，布局疏密有致，行笔直中有曲，使全印非常饱满，流畅和谐。龟钮铸造比一般龟钮精工完美，背部雕以蜂窝状回字形图案，边缘及四足饰以圆珠纹，龟四足撑地，龟颈半伸半缩，形象可爱。此印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汉代诸侯王玺，是汉代印玺中极为罕见的珍品。
这个金印的出现，解决了历史上的一个文物难题。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汉委奴国王”金印一枚，顿时轰动全日本。根据《后汉书》的相关记载，这枚金印确系中国汉光武帝所赐，但是在此后百余年间因为没有其他考古学上的证据可以证明该金印是中国制造。而“广陵王玺”金印的出土彻底结束了相关争论，完全肯定了“汉委奴国王”印的真实性及《后汉书》相关记载的准确性。“
根据同墓所出器物铭文可以推知此墓主人为光武帝第九子刘荆。刘荆初封山阳王，汉明帝永平元年徙封广陵王。此印是国内首次发现的汉代诸侯王印，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太子及诸王金印，龟钮。”此印形制与史籍相符，极为珍贵。
广陵王玺当是刘荆徙封时的封印。刘荆是汉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五年 (39) 封山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后徙封广陵王,《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58)，八月戊子，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遣就国。”
十一、 东汉 “朔宁王太后玺”金印
东汉“朔宁王太后玺”金印，方形，龟钮，边长 3.3 厘米，铸白文篆书“朔宁王太后玺”六字，分列三行。制作精美，篆法亦佳，1954年陕西宁强阳平关出土，现藏四川省重庆市博物馆。
按记载“朔宁王”是东汉初公孙述封隗嚣的封号。史传的记载，隗嚣未曾入蜀。此印很可能是隗嚣兵败，王元入蜀求救时遗落在今阳平关的。其在今阳平关镇被发现，说明此地汉时已经成为聚落。
汉复王朝是西汉末年天水成纪（今甘肃静宁县）人隗嚣建立的。隗嚣，字季孟。新莽时，任国师刘歆的属吏，后罢归乡里。公元23年，绿林起义军建立更始政权后，其叔父隗崔等人起兵，共推其为上将军，移檄郡国，杀死了新莽雍州牧，降安定。新莽败亡后，又攻夺陇西、武都、酒泉、敦煌、张掖、金城、武威等郡，控制了陇东及河西的广大地区。24年归附更始帝，被召至长安，授右将军、御史大夫等职。后与诸将谋劫更始东归，事泄，亡归天水。25年，隗嚣在上邽（今甘肃天水秦城区）自称“西州上将军”，实际称王，建立了割据政权，年号汉复。为了巩固统治中心，隗嚣在上邽北约二公里的富贵山上建筑城池和隗嚣宫。隗嚣颇能用兵，屡败汉军。26年，隗嚣归附刘秀，但内心仍图谋割据。30年，光武帝派耿弇等由陇道伐公孙述，隗嚣勒兵截击，并称臣于公孙述，公孙述封其为“朔宁王”。后因大将王遵等率众10余万投降东汉，于33年春忧愤而死。诸将立其少子隗纯为王，据冀县（今甘肃甘谷县）。34年，光武帝派来歙、马援、冯异等进击隗纯，来歙连战连胜，隗纯投降，后逃亡被捕杀。隗氏宗族被迁徙洛阳以东。
汉复王朝自隗嚣公元23年称王至隗纯公元34年降汉，共历二帝十一年。隗嚣陵尚未发现。1949年（此年代与前述有出入）有关部门在隗嚣城内出土一枚龟钮金印“朔宁王太后玺”，为隗嚣母亲遗物，估计隗嚣陵墓在此城中。
十二、东汉 “富寿侯印”金印
东汉早期，金质龟钮，印面2．4×2．4厘米，通高2．1厘米，正方形，重100克。据银行鉴定含金量97%。印面篆刻阴文“富寿侯印”四字。l984年河南西华县城西前石羊村汉墓出土。河南西华县博物馆藏。此印出土地方为西汉汝南郡辖境，东汉入陈国。与印章同出有新莽“大泉五十”铜钱，结合印文风格，时代应在东汉早期，估计当时有“富寿侯”之封。
十三、东汉 “ 滇王之印 ”金印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封滇王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滇王之印用纯金铸成，金印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蛇纽，蛇首昂起，蛇身盘血，背有鳞纹。汉武帝赐滇王之印后，对云南实行羁縻统治。
1956年11月，云南省博物馆从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中发掘出这一“滇王之印”。这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滇王金印的印章形制，根据《汉旧仪》当属列侯的规格，但却是王印，这表明滇王国同西汉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是一个个有特殊地位的内臣。
关于“滇王之印”的意义，有一点值得指出。“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文献记载的可靠。就是说，一颗金印，既证明了云南古代历史，也证明了中国古代历史。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一致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也是为什么“滇王之印”会由国家征调而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原因之一。
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滇王当代代相传，不能用来随葬，而且此印制作较潦草，字体亦不谨严，当是滇人的仿制品。
十四、东汉 “汉归义賨邑侯”金印
“汉归义賨邑侯金印”方形，驼纽，高2.5厘米，边长2.3厘米。字体为汉篆阴文。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前后，奉节县南岸甲高坝双河口农民耕地时，从地中掘出一个大铜洗（形似浅盆，古代的盥洗用具），洗内装有“汉归义賨邑侯金印”一颗，汉五株钱万余枚。县廪生刘家佑（字保卿）得知后，以数斗米换得。解放后，此金印被重庆市博物馆收藏，现该金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1935年编写的《云阳新县志》卷22记载了此事。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邓少琴《巴蜀史迹探索》等书均记载了此印。
邓少琴在《巴蜀史迹探索》中指出：“汉归义賨邑侯金印”是地方文物中极富有研究性的珍品。“賨义侯”三字，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率种落，举巴夷、賨民来降，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又《通鉴》卷六十七云：以任约为巴郡太守，与此作袁约异。胡三省注《通鉴》云：“板楯蛮渠帅有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此所谓七姓夷王也。其余户岁入賨钱口四十，故有賨（邑）侯。”又《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帅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胡、濩皆享万户之封，……胡、濩子弟部曲将校为列侯，将军以下千有余人。”《华阳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年，魏武以巴夷杜濩、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任乃强注：“袁约所居，疑在朐忍县界。”任乃强认为，“汉归义賨邑侯金印”属“曹操所颁给三賨王印”。
“汉归义賨邑侯金印”谁颁发的，什么时候颁发的，现在尚无资料证明。邓少琴认为，金印“归义”二字与《后汉书.笮都夷传》有关：汉和帝十二年（公元100年）“旄牛徼外白狼夷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但他同时指出，“就印文来说，印的颁发，可能时间还要早些，可能沿用旧名而加以承认”。
“賨”, 巴人的他称。《舆地纪胜》卷162引《晋中兴书》：“賨者，廪君之苗裔也。巴氏子务相……立为廪君，子孙列布于巴中。秦并天下，（公元前314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于巴地置巴郡。以巴氏为蛮夷君长。）薄其税赋，人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賨，遂因名焉。” 据徐中舒在《论巴蜀文化》解释：巴被秦灭后，“代之而起的并不是秦国的郡县制，而是南郡以西的巴濮族与阆中周围的姬姓巴族的氏族制或家族制的大姓统治。这样的政权，也必然要在秦国的卵翼下，才能够存在。他们必须向秦国缴纳贡赋，因此这些部族也就不再称之为巴了。賨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名称。”
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也说：“百濮中，已接受郡县统治，承纳口算，任赋役者，汉族官吏以赋名名之，曰賨人。其人最先接受范目（高祖为汉王时，范目为阆中慈凫乡侯）招诱，从汉王定三秦。因立賨赋之制，……。其后援之而进受封建赋役者益多，遍及于三巴地面，皆賨。”依上说，汉归义賨邑侯金印可能是高祖为汉王时颁发的。
十五、东汉 “汉委奴国王”金印
金印2．8厘米见方，0．8厘米厚，上刻“汉倭奴国王”五字，蛇形纽，鳞状鱼子纹，阴文篆书，笔划饱满，方中有圆，章法平而不板，虚实相间，印面古朴、浑厚，为汉印之上品。经鉴定，金印含印量高达95．1%，说明当时冶金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1784年，在日本九州博多湾口的志贺岛上，发现了一枚赤金方印。金印2．8厘米见方，0．8厘米厚，上刻“汉倭奴国王”五字。开始时，无人知晓这金印来历，经专家考证，才知这是一枚很有价值的中国汉印。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使者来汉朝贺，光武帝赐使者金印紫授。倭奴国王视这金印为权力象征，十分珍重。后来，日本列岛发生内乱，国王害怕金印丢失，将其埋入地下。后来，这位国王死了，国也不复存在，金印在地下埋了1700多年。
汉委奴国王金印是在天明四年 ( 1784 ) 的一天由一位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的。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福冈市博物馆。 日本人民视这金印为中日自古以来往来的有力证据，被日本人民视为国宝，现陈列在福冈市美术馆――特制玻璃柜中。日本政府将金印发现地辟为公园，称“金印公园”，入口处有一碑，刻“汉倭奴国王金印发现之处”十一个隶字。公园内竖有一巨大金印印文模型，并立有1995年郭沫若访问福冈时题诗的诗碑。这里已成为日本重要的旅游景点。
十六、东汉 “关内侯印”金印
1958年,云梦吴铺赵许村出土金质印玺一枚。该印印座正方形，乌龟形钮，重四市两(十六两制，合125克),印文为阴刻隶书“关内侯印”四字。湖北省博物馆藏。
首先从出土金印的墓葬形制和所用墓砖进行考察。虽然未经科学的考古发掘，不能弄清墓室的结构和砌筑方法，但既然是一座砖室墓，时代应不早于西汉，因为砖室墓最早出现于西汉晚期。再看它所用过的墓砖，砖样纹饰具有东汉砖的典型特征，因此判断：这座墓葬的时代不早于东汉。其次，从金印文字考察。印文“关内侯印”四字系用隶书，字体成熟、规范。隶书形成于战国晚期，成熟、流行于汉魏。此印文具有汉代隶书的典型风格。
最后，从关内侯爵位设置的情况考察。“关内侯”称呼始自战国秦、魏等国，盛行于两汉而止于三国。综合以上三种情况考量，这枚关内侯印的时代应该是东汉，距今有1800多年的历史。
“关内侯”最早是商鞅在秦国设立的爵位。它的起源是商朝的“男”，又作“任”，意思就是“任王事者”，大都承担王室杂务也包括一些卫戍工作，当时地位是比较低的。两周时期，王室颓废，常常会遭到诸侯的侵凌，这时“男”便显得重要起来，以至商鞅设二十等爵的时候，“男”已位列第十九等，在大庶长即大将军之上，而仅次于“彻(通)侯”。因为秦都咸阳在关内，所以易“男”之名为“关内侯”。关内侯并非一定要占有“关内”这片土地才能赐予这一爵位，只要一个国家有都城，她的君主便可以如此做。
汉承秦制，实行二十等爵制。汉高祖刘邦立国后,令众臣设誓:“非刘姓不得封王,非军功不得封侯”。这里的“侯”，即指二十等爵制中的第十九级“关内侯”和第二十级“彻（通）侯”。七国之乱再至武帝集权后,封国的"王"逐渐失去诸侯的实质,形似囚徒,国家的政权越来越集中到中央手里。武帝一朝对外扩张最烈,因军功封侯的人也多,关内侯与列侯此时最为得意。昭宣中兴之后和光武中兴前，由于外戚宦官擅权和滥加封赏,外戚一门数侯,中官一日数侯者屡见不怪,显官显爵其间成为受人轻蔑的滥职,更始时,长安城歌谣唱道:“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光武中兴后,官爵制度重又回到正轨,东汉沿袭西汉的二十等爵制未有大变。
在汉代，特别是武帝颁行“推恩令”后，关内侯与列侯一样，虽有固定分封的土地食邑,却没有在封地上行使军政的权力，他实质上是封地地主而不是封地君主。不过，关内侯与列侯的爵位，都可由受封者子孙世代相袭。
了解了这些，我们对关内侯的身份地位和这枚金印的性质也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一、关内侯位列二十等爵之第十九等，地位是很高的，但他并非是“封于关内”，掌控一方军政大权的诸侯。二、关内侯金印除了显示其主人尊贵显赫的地位外，实质上只是收取食租的凭证。三、既然关内侯的爵位可以世袭，那关内侯印也可以世代相传了。这样看来，金印的主人，可能是关内侯本人，也可能是他爵位的某个继承人。
但金印既然可以世代相传，干嘛又拿来陪葬呢？如果因罪被朝廷夺了爵位，那金印也会同时被夺，不可能拿来陪葬啊，只有一种解释：恰逢改朝换代，故国不存，金印无用，还有可能招祸；拿来陪葬，不仅满足了虚荣心，又可寄托来世安享荣华富贵的希望。从这一点看，金印的主人可能死于汉魏之际。
那么，这位关内侯会是谁呢？在东汉时期与云梦有关的历史人物中有封过关内侯的吗？——恰好有一个，他就是名扬天下的汉孝子黄香之曾孙黄婉。《后汉书.黄婉传》载:(黄琬)被废几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杨赐上书荐黄琬有拨乱之才,由是拜议郎,擢为青州刺史,迁郎中。中平初,出为右扶风,拜将作大匠、少府、太仆,又为豫州牧。时寇贼陆梁,州境凋残,琬击平之,威声大震,政绩为天下表,封关内侯。
东汉末年，董卓专权，黄婉与司徒王允等计诛董卓成功。之后，董卓部将李榷、郭汜攻进长安，黄婉被捕，死于狱中。历史竟有如此巧合！而这种“巧合”，恰恰印证了一个事实：这位关内侯，极有可能就是黄婉，而金印的主人——也就是那个墓主，可能是黄婉，也可能是他爵位的继承人。
十七、 南北朝 “关内侯印”金印
此印为赤金。扁柱体，顶部龟形钮，龟首高昂，张鼻怒目，龟背隆起，四肢粗壮做匍匐状，腹下镂空。眼、口、鼻、趾、甲殻清晰可辨，尾下垂。正方形印面上有两行阴文篆书“关内侯印”四字。此印雕刻洗练、传神，金光璀璨，引人注目，系印玺中的上品。（瞻麓斋旧藏---龚心钊）
关内侯，爵名，战国秦置。三国魏定为第十等，多系虚封，无食邑，以赏军功。晋沿置之。汉朝时皇太子、列侯、丞相、大将军的金印上，都以龟为雕饰，称为龟钮。曹植在《王仲宣诔》中称：“金龟紫绶，以彰勋则。”指的就是龟钮金印的珍贵品位。唐朝时，武则天改前朝旧制，命五品以上的官员用龟为佩饰：三品以上的龟印用金饰，四品用铁饰，五品用铜饰。由此，李商隐才在《为有》诗中写下了“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的诗句。
十八、三国魏 “平东将军章”金印
“平东将军章”金印，方形，龟钮。高2.3厘米，重132.7克，边长2.4厘米，书体工整有力，凿白文篆书“平东将军章”五字。1958年山东峄县出土，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平东将军，武官名，“四平将军”之一。始见于三国魏政权时期，秩三品，晋与南朝时为优礼大臣虚号，南朝宋时秩三品，南齐亦有开府置僚属者，梁陈时秩第二十班，加“大”者位进一班，优者加同三公，北朝亦置，用以褒奖勋庸。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平东将军多为拥兵方镇，在诸将军品位中地位较高。
十九、汉魏 “濩泽侯印”金印
濩泽侯金质官印，印面边长24×24mm，通高23mm；重145g， 方形，龟钮，印文篆书“濩泽侯印”，钮制刻工精细，艺术感极强，文字笔画粗细布局平匀，笔笔工整，端庄文雅，朴素大方，铿锵有力，其风格为典型的汉印风貌。
据考：濩泽，由上古时期缀于名山之间的一潭清池而得名，史书记载该池清澈澄莹，不汗不竭，雨涝不涨，后虽逐渐消失，但因周围水系丰沛，峻山环绕，自古被视为皇贵之地。先有舜帝自渔此地被帝尧发现终成华夏始祖，后有更始帝之后袭封于此。更始帝刘玄为东汉开国光武帝刘秀之族兄，因赤眉之乱被杀，光武帝念及手足之情，封其长子刘求于濩泽为侯，求后其子刘巡继之。由是，濩泽可谓华夏一族血脉宗源发祥地之一。濩字古意雨水顺檐而积，象征着财富由四方汇聚；泽之于中国文化更是涵义丰富隽永，常有泽被后人、兼济天下之意。两字合一便体现了积聚四方财富，泽及后人万世的福址深意。
二十、三国·魏 “魏归义氐侯”金印
三十一、西晋 “晋归义氐王”金印
三十四、西晋 “晋归义羌侯”金印
“魏归义氐侯”金印，尺寸为2.2cm×2.2cm×3cm，重量为153g，三国魏，方形，凿白文篆书“魏归义氐侯”五字，分列三行，“魏”字独居一行；驼钮，驼呈跪姿。因曹魏时期短暂，所以颁布给少数民族王侯的印极为罕见。“魏归义氐候”印应是曹魏政权赐予陇南一带氐族酋长的。《宋书·卷九十八·氐胡传》曰：“略阳清水氐杨氏，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汉献帝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子驹，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仇池地方百顷，因以百顷为号。……驹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此时期的杨氏部落是一支强大的政治部族，统治阶级给予较丰厚的政治安抚是必然的。带有“归义”一词的汉、晋封印虽少，全国尚有七、八枚，但带有“归义”一词的魏印却很少见到，仅此可以初步判定“魏归义氐侯”印的赐予时间约在建安中公元208年至210年间。
“晋归义氐王”印，尺寸为2.3cm×2.3cm×3cm，重量为153g，西晋，方形，驼钮(有专家认定为羊钮，待考)，凿白文篆书“晋归义氐王”五字，分列三行，“晋”字独居一行；
“晋归义羌侯”印，尺寸为2.3cm×2.3cm×3cm，重量为161g，西晋，方形，驼钮(有专家认定为羊钮，待考)，凿白文篆书“晋归义羌侯”五字，分列三行，“晋”字独居一行。
“晋归义氐王”、“晋归义羌侯”印应当是武帝到晋惠帝之数十年间赐予陇南一带的羌、氐族酋长的。汉晋时代，氐族散居於西北及四川地区，不同分支有青氐、白氐、蚺氐等“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魏略·西戎传》）。“归义”是中原朝廷对边藩归附行为的懿美。晋朝赐予氐族王印多铜质或鎏金，此二印为金质，与内陆诸侯王同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晋时复杂多变的民族关系。甘肃省博物馆资深专家认为：一、武帝时才正式改魏为晋，代替了曹氏政权，既然印面铭文为“晋归义”……当在武帝时或稍后。二、惠帝元康六年，齐万年反抗晋王朝，发生战乱，杨茂搜率四千家还保仇池，得到了氐、羌、汉各族的拥护。齐万年举行的大起义势力波及到陕、甘、川部分地区，最后起义失败了，统治阶级更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和奴役。为了“驯服”各族人民不致再“聚众叛乱”，即连西和、礼县以及陕、甘、川边境之羌、氐居民也由原来的“远夷”而变为“近夷”了，此后陇南各族酋长不再用“归义”一词。三、晋孝怀帝司马炽以后，中央政府势力逐渐衰落，其实际控制的地区也越来越小，不论“远夷”或是“近夷”，皆逐渐脱离中央控制，中央控制集团也由于阶级、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名夺利，相互倾轧，已无力顾及于此，而一般酋长也不愿意或没必要再接受晋的封号，所以后两枚晋的封印应当是惠帝以前所赐给的。
甘肃省博物馆珍藏着西和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仇池故国遗址”出土的三枚金质封印，属国家一级文物。
三枚金印基本呈方形，重量大致接近。“魏归义氐王”印，尺寸为2.2cm×2.2cm×3cm，重量为153g，三国魏，方形，羊钮，凿白文篆书“魏归义氐王”五字，分列三行，“魏”字独居一行；“晋归义氐王”印，尺寸为2.3cm×2.3cm×3cm，重量为153g，西晋，方形，驼钮(有专家认定为羊钮，待考)，凿白文篆书“晋归义氐王”五字，分列三行，“晋”字独居一行；“晋归义羌侯”印，尺寸为2.3cm×2.3cm×3cm，重量161g，西晋，方形，驼钮(有专家认定为羊钮，待考)，凿白文篆书“晋归义羌侯”五字，分列三行，“晋”字独居一行。
三枚封印的出土时间及收藏时间先后为1948年至1991年期间。其中，“晋归义氐王”和“晋归义羌侯”两枚封印是于1962年收藏的，当时，正处于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西河县西高山公社马莲大队草坝生产队的尹姓农民(已去世)因生活困难，将自己收藏的两枚金质印作为黄金出售给西和县人民银行，经鉴定称重，每件作价120元人民币由人行收购。是年，省人民银行负责人(钱币收藏爱好者)来西和检查工作，离县时，顺车解送县行库存的金银器具，交省行回炉成形上交国库，移交时，发现了两枚金印，省行负责人当即认定这不是一般的金器，有着重要的文物价值。回兰州后，省行领导立即邀请文物专家进行鉴定，经研究考证，一致认为是全国罕见的两枚金质封印，后交由甘肃省博物馆珍藏。另一枚“魏归义氐侯”印是于1991年国家海关部门在查获的一批走私文物中收缴的，这批走私文物经文物部门组织专家考证，确认金印为甘肃省西和县出土文物，即移交甘肃省博物馆收藏。
氐、羌是我国古代生活在甘肃、青海、四川西北一带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大族，由于与汉族长期杂居，受汉文化的影响，过着农耕定居的生活，经济发达，文明程度也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其社会组织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保留其部落组织，仍有自己的酋长，但却受地方的管理，或派员监督；另一种是虽在名义上保留其部落组织，但同时直接听候地方官的调遣。氐、羌族的这两种社会组织，也就是常说的“远夷”与“近夷”，“近夷”也就是“编户”，他们与汉民一样交租、纳税、服役，听候地方官的直接派遣，其酋长所授官职与汉民族大致相同，而不再用“归义”等用词。因此“归义”一词仅用于“远夷”或非“编户”酋长。
秦汉魏晋南北朝治理少数民族的措施，往往是分封其首领为“王、侯、君、长”。通过“王、侯、君、长”来统治其部众。 “归义”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滑稽列传》有“远方当来归义”一说，亦见于汉印：“汉匈奴归义亲汉长”、“汉归义羌伯长”、“汉归义胡师长”等，这些同样是统治阶级对各少数民族所施行的一种安抚怀柔政策，以建立巩固政权的长效机制。仇池故国遗址出土的三枚封印都有“归义”一词，封印质地均为黄金铸成，这在全国出土文物中并不多见。三国魏时，未用“归义”一词的金印有：“关中侯印”，现藏河南省博物馆；“平东将军章”，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西晋时有“关中侯印”，现藏湖南省博物馆，十六国北燕，有“范阳公章”金印，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有“归义”一词的金质封印仅有：“晋归义氐王”印(重量比西和出土的同名金印少64.5g)，现藏上海博物馆；“晋鲜卑归义侯”、“晋乌丸归义侯”两枚金印，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上世纪40年代，甘肃省靖远县大芦乡农民宋廷魁在砂河挖河沙时发现一金印，驼钮，金质，阳文篆书，上刻“晋归义羌王”，现藏陕西省博物馆。其它的诸如“晋率善氐邑长”、“晋鲜卑率善中郎将”、“晋率善羌邑长”等均为铜印，极个别有银质印。除此之外，就只有“仇池故国遗址”出土的魏、晋时期的金质封印。从这些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唯有使用“归义”、并分封为“侯”或“王”的封印才是金质。尤其出自仇池政权所辖区域出土的封印比其它封印的规格要大一些，可见生活在仇池地区的氐、羌民族在当时统治阶级眼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现存世晋颁给少数民族官印遗存约300余方，涉及民族除魏印各族外，还有卢水、韩、高句丽、支胡等。魏印均用驼纽，晋印除驼纽外，还用少量兽纽。魏晋印驼纽嘴尖而下垂,与汉印有别。印文形式与东汉大致相同，即首字镌颁发国名，其次是族名，族名前或后多加“归义”、“率善”等饰辞，再次是官名。魏晋颁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基本为凿印，风格自然舒放，由于文字较多，在章法布局方面多紧凑局促，但由于随时凿刻，较少顾忌，因此，呈现出乱头粗服，放荡不羁的豪放气息，呈现出巧拙相生，疏密相间的淳朴气息。
二十一、三国魏 “崇德侯印”金印
“崇德侯印”金印，龟钮，边长2.4厘米，此印铸造精工，印文粗壮方直，起笔收笔多补切一刀，使笔画略呈燕尾状，为难得之东汉官印神品。日本京都有邻馆藏。
二十二、三国魏 “关中侯印”金印 （河南省博物馆藏）
“关中侯印”金印，印面2.4cm×2.4cm，高2cm，重量117g；此印为金质，龟纽，印纽造型为一只昂首爬行的乌龟，龟首前伸，圆目，口微张开。背部刻凿直线纹和曲尺纹，背部边缘和肢体排列圈纹、鱼鳞纹。足的刻画简洁明快，动感十足。 印面呈正方形，篆书白文“关中侯印”四字，两行从左至右竖排，印文篆刻字形规整，方中寓圆。印文布局饱满，笔道浑厚凝重，大气庄重，章法严谨，刀法遒劲，刻工精致，是研究汉代的官职制度及文字变化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1977年河南泌阳县板桥乡采集，河南省博物馆藏。经专家鉴定，这方“关中侯”龟纽金印为魏晋时期侯爵官印，系国家一级文物，对考证魏晋时期政权封赏赐号及研究我国封建时期爵禄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中侯始置于东汉末年建安二十年(215)，此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已任丞相，掌握了朝中大权，他所设置的关内侯、关中侯在当时爵位很高，但皆不食米，在经济上一点特权也没有，只是一种虚衔，仅代表荣誉而已。“关内、关中”二词据文献上记载，基本上是指灵宝县函谷关以西今陕西省中部而言。
“侯”是我国古代封爵之一。据《礼记》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关中侯”是东汉末年曹操立魏王时设置的爵位，爵十七级，以封赏军功者，最早的“关中侯”封号出现在曹魏建安五年，最晚的目前见于南朝。据考证，“关中侯印”只是借用关中地名封号而已，与“东自函关、西至陇关，二关之间，谓之关中。”的实际封地，并无任何联系。是当时的一种虚封爵位，没有饷禄，仅代表荣誉而已，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晋朝以后才废除。
二十三、三国魏 “关中侯印”金印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关中侯印”，三国魏，龟钮，出土情况不明。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二十四、东晋 “关中侯印”金印（南京市博物馆藏）
“关中侯印”金印，东晋。 方形，高2.1厘米，台高0.9厘米，边长2.4厘米，金质，含金量为85%，重118克。1985年南京直渎山东晋墓葬出土。龟纽，龟首高昂，圆目，两眼平视，口微张。龟身前俯，背平而略长，背部刻凿非常简洁的直线纹和曲尺纹与周缘排列的圆圈纹组成龟背图案，清晰美观，足的刻画也不拘小节，动感十足，充满了质朴之感。白文篆书“关中侯印”四字，两行竖排，印文为刻凿而成，章法严谨，刀法遒劲老练，笔划方折刚劲，犀利明快，呈现出两端拓展，中间内敛之势。其布局尽力将字向印面上部提升，直逼印边，使其下部留出疏朗的红地，红白对比强烈。是一枚罕见的六朝王侯官印。这枚金印，对考证东晋政权封赏赐号及研究我国封建时期爵禄的演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印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
关中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尽管魏曾规定关中侯印为金质，晋、南朝也沿用这一制度，但实际并没有真正实行，所以金质关中侯印极少，基本用铜质或铜质鎏金代替。
二十五、晋 “关中侯印”金印 （湖南省博物馆藏）
晋朝“关中侯”龟纽金印，通高2.1厘米，边长2.4厘米，重125克，白文篆书。此印为黄金制品，印座方形，龟纽，龟首上扬，背上有龟甲，腹下掏空，网状的背纹刻凿得非常简洁，首、足的刻画也不拘小节了，质朴而端庄。印面白文篆书四字“关中侯印”，刻工刚劲。印文布局摆脱了汉宫印的旧习，不再讲究方正谨严，而是力求自然之韵。如印文四字大小不等，字距间隙较大，每个字又于横平竖直中，故作歪斜之势；“关”字是个左右完全对称的字，但此处右半略大于左半；左半的“阜”部首不仅双口歪斜，而且略大于右半。“中”字中间一竖略左偏微斜，“侯”字左边一竖因过长而重心不稳，等等。总之，镌者强调运刀的随意性，以保留某种程度的稚拙趣味，是现存古玺印中难得的一枚写意官印。而且，这种写意不是技巧上的稚嫩或无意，其白文布排整个向右上方移位，造成印面的立体感，其匠心独运分明可见。从印的质地、形制等方面看，与史书记载相符。 1957年长沙陈家大山20号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二十六、晋 “关中侯印”金印 （日本京都有邻馆藏）
日本京都有邻馆之名取自《论语·里仁》“德不孤，必有邻”，创建于1926年10月，因为隶属于日本财团法人“藤井齐成会”，所以通常又被称为“藤井有邻馆”。专门收集中国古代文物，尤以所藏古玺印闻名，也收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系陆续收购所得，主要得自何彦升、李盛铎旧藏，部分来自梁素文旧藏。
它坐落于京都市左京区，由两栋南北毗邻的建筑组成，与日本国立近代美术馆、京都市美术馆等隔河相望，东南一侧则是以上演传统能乐而著称的京都观世会馆。
二十七、晋 “关中侯印”金印 （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收藏）
金印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45厘米，厚1厘米，重125．2克，通高2-3厘米。龟钮，龟作昂首爬行状，两眼平视，微张，身前俯，背平而略长，背部刻直线纹和曲尺纹，周缘排列圆圈纹，纹饰刻划细致清晰，充满质朴之感。印面铸“关中侯印”4个白文篆字，两行竖排，布局严谨规整。印文字型端庄方正，笔画平直方折，犀利明快，篆书笔意淡然，隶书韵味甚浓，为成熟的汉摹印篆字体。其典型常用字“印”的末笔笔画平直，此种字体流行于东汉中晚期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此“关中侯”金印是一枚罕见的王侯官印，是研究汉晋时期的职官制度及文字演变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1976年12月30日,煤炭部第十工程处在河北邯郸市南郊的三堤村北约200米处,即“赵邯郸故城——王城区”东侧的人防工程施工过程中,民工在挖土时发现金印一枚。邯郸市发现的金质“关中侯印”出土于赵都邯郸两汉时期的贵族墓葬区域内。邯郸市文物保管所收藏。
“关中侯”的设置始于东汉末年，是一种安抚诸侯王的虚衔。邯郸历史上曾有孙资在魏晋时期被赐爵关中侯，推测这枚金印极有可能就是当时颁赐给孙资的。
二十八、西晋 “镇南将军印”金印
镇南将军金印，西晋（公元265年—316年），高2.2、边长2.5厘米，印重132克。印面阴刻“镇南将军章”五字，印文为标准的缪篆，平正端严，不失汉篆遗韵。印钮龟首上昂，脊棱分明，龟甲饰直线纹，周边及足部刻鳞纹，是西晋时期官印的代表钮式。“镇南将军章”的龟纽造型稍见明快简洁，但细部装饰亦甚工致。印面、印体都光洁如镜，璀璨夺目，充分显示了西晋时代金属工艺的高度发达。“镇南将军章”1991年湖南省安乡县黄山头林场南禅湾西晋刘弘墓出土，湖南省安乡县文物管理所藏。
史载刘弘於太安年间（公元302年—303年）奉调镇讨张昌起义，及新野王司马歆败，代镇南将军。晋制四镇大将军位从公，皆假金章紫绶，此印正与之相合。汉晋金质朝官印传世罕见。
将军印是汉官印中的一种。这些印章往往是在行军中急于临时任命，而在仓促之间以刀在印面上刻凿成的，所以又称急就章。将军印风格独特，天趣横生，对以后的艺术风格有很大影响。汉代的将军用印，普通都不称印而叫做章，这是军印的一大特点。
二十九、西晋 “宣成公章”金印
“宣城公章”金印，西晋（公元265年—316年），高2.5、边长2.5厘米，印重168克。印面阴刻“宣城公章”四字，印文字体细劲流畅，布局疏朗。 印文书体作悬针篆，为现存古代官印所仅见，别有一股清朗细劲的风韵。龟形印钮形态饱满浑圆、庄重，仍具汉代遗风；龟甲凿刻重环纹，细腻规整，甲边四沿饰以规整工致的垂幛纹，但脊棱已稍明显，龟首昂起前倾，表现出西晋时期的特征,显示出绮丽而不失庄重的风韵。 1991年湖南省安乡县黄山头林场南禅湾西晋刘弘墓出土，湖南省安乡县文物管理所藏。
同墓还出土了其它两枚印章，一为双面铜印，刻有“刘弘”、“刘和季”，为墓主的姓名及字；一为“镇南将军章”金印，为墓主的官职，则“宣成公”当为刘弘爵号，据《晋书·刘弘传》记载：“刘弘，字和季”，“以勋德兼茂，封宣成公”，“太安中，张昌作乱……以弘代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西晋时先后拜荆州刺史和宁朔、车骑、镇南建军，并以“勋德兼茂” 封宣成公。这两枚金印的出土，既证实了史籍所记的可靠性，也印证了晋代“四镇”将军位从公爵，皆假金章的制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金龟”一词，在古代分指两类物品，一指汉代的金印龟纽，一指唐代的金龟佩袋。虽说“金龟婿”中的金龟不一定就兼指这两者。但汉官能用金龟纽印的，唐官能佩金龟袋的，确实都为高官。
三十、西晋 “晋归义羌王”金印
“晋归义羌王”金印通高2.9厘米，印面边长2.4厘米。金质，驼钮，正方形印面，篆书阴文“晋归义羌王”。1960年由陕西省西安市特艺公司送交，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1939年8月的一天，靖远县大芦乡中沙沟的农民赵仁普，偶然拾获一枚金印，大小如麻将，外形呈长方体，驼纽金质，阳文篆字，其上刻有“晋归义羌王”字样。这就是靖远出土的稀世珍品——晋归义羌王金印，属国家一级文物，现存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我国晋代封王者，多用驼纽金质印，但是归义羌王其人其事，已无从考证。今天，人们只能简单地推断，此印为两晋时期晋王赠给羌族首领的官印而已，不知何故遗失在这里，后来被无意发现。
古代的印章大都由其所有者随身携带，或者佩于腰间，或者系于手臂，因而在印章顶部钻有圆孔，以便用绳子穿系。随着人们爱好的不同，有的人在印章顶部铸制或雕刻简单的装饰，于是印纽便由此而来。铜印的印纽形象繁多，艺术装饰性很强。鼻纽是我国玺印中使用时间最早、时间最长、也是最常见的纽式，从战国至明清都有。战国时玺印鼻纽为一弧形小环，可以穿带；秦时鼻纽多呈窄面环状；东汉时鼻纽穿孔较小，纽边增厚；南朝时纽体变高变薄，如片状似碑，穿在下部。瓦纽主要流行于西汉文景帝时期到东汉早期，由鼻纽演变而来，纽面宽，边薄形如覆瓦。龟纽是汉代高级官吏使用的纽式，金、银官印均为龟纽，年俸2000石以上官吏的铜印也有用龟纽的。西汉时龟首短，龟身呈俯状；东汉时龟首微伸，四腿刻铸清晰，龟甲上多饰六角纹；东汉晚期至南朝时龟身俯伏而长，背纹简单，光素者为多；北朝时龟身巨大，四腿呈立状，龟甲形式多样。龙纽为帝王玺纽，而蛇纽则主要流行于西汉早期的田字格印中。驼纽多见于东汉至两晋十六国时期颁发的少数民族官印，东汉时驼纽较为写实，驼的五官及毛发铸刻清晰，易于辨认，但魏晋时期的驼纽，则变得造型简单。印文形式承袭西汉宣帝以来的传统，在赠给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之首，署上“汉”或“晋”字，下为民族名，并在民族名的前后加上“归义”二字，又常以驼纽作为这种印的基本钮式。所谓“归义”，则是汉晋政府给予其统辖的边远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
印章不仅是持信之物，更主要的是作为权力的象征。汉代即有官印制度，而且对玺印的文字数以及官职名称，特别是对印的材料、绶带、纽制都作了规定。以铜为材料铸制雕刻的印章称为铜印，铜印有青铜、红铜、黄铜、鎏金铜等不同铜质之分。宋以前的印章绝大多数为铜印，主要分成官印、私印两大类，若再细分则还有殉葬印、宗教印及烙物印等杂用印。以金为材料铸制雕刻的印章称为金印，银质浇铸雕刻的印章称为银印。金银是贵重金属，故金银印章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的。从纽式上说，官印既经历了由简向繁的过渡，又经历了由繁趋简的演变。初始为鼻纽和瓦纽，印的体积小重量轻，可以穿系绳索，便于携带。后来为龙虎龟狮蛇驼马牛等多种纽式，少数民族官印多为驼纽。
根据印学资料，汉朝已有授给羌人首领的“汉归义羌长”印，该印系铜质，出土于新疆。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许多颁给羌民族的印，这类印系凿印，奇崛率真，不拘一格。甘肃省西和县曾出土跪羊式单孔纽“晋归义羌侯”印和“晋归义氐王”印，研究者认为这些金印是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年）以后颁发给甘肃西和、礼县一带的羌族或氐族部落酋长的，现存甘肃省博物馆。靖远发现的“晋归义羌王”金印，估计与上述印章同出一辙。
至于羌族，这个被誉为“云朵上的民族”，则是分布在我国西北一个古老而又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羌，是中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称谓，泛指西部游牧民族。在甲骨文中已有“羌方”、“羌”、“多羌”等文字记载。羌人是古代戎人的一部分，战国时期，他们就在今天的甘肃及其周边活动。筑城自称王，后被秦昭王灭之。汉初，羌人依附于匈奴。汉武帝为了抗击匈奴的侵略，在河西设四郡，分裂羌人与匈奴的联合。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由于西羌与匈奴联合进攻枹罕（今甘肃临夏），李息、赵充国等先后领兵抵抗西羌，设立护羌校尉，管理羌人事务。晋惠帝时改为凉州刺吏。魏晋南北朝时期，入内陆的羌人逐渐被汉化，受中原王朝的统治。一部分被汉化。另一部分则形成当今的羌族，四川茂县是全国羌族人口最多的县，这里羌族占总人口的87％。在这里可以看到保存完好的被称为“中国建筑活化石”的古羌碉和风情浓郁的羌寨，还能听到那如泣如诉、凄婉苍凉的羌苗。 西北自古就是羌民生生不息的土地，南北朝以前也是羌民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但有关归义羌王的历史目前仍然无从考证，这不能不说是靖远文物史研究的一个空白，有待于后来者进一步研究考证了。
三十一、西晋 “晋归义氐王”金印 （见前述）
三十二、西晋 “晋归义氐王”金印
“晋归义氐王”金印，西晋（公元265年—316年），高3.2、边长2.15—2.25厘米，重88.5克，驼钮。印面阴刻“晋归义氐王”五字，布局规整、镌刻细劲犀利，为存世晋代少数民族官印精品。印钮系刊凿而成，驼伏卧於印台，雕刻块面处理概括，略加刻细线纹，风格粗犷洗炼而形象鲜明。上海博物馆藏。
三十三、西晋 “晋归义胡王”金印
“晋归义胡王”金印，西晋（公元265—316年）。通高2.60厘米，长、宽各2.20厘米。重83.2克，含金量70％。印面呈正方形，凿刻白文篆书“晋归义胡王”五字，此印布局颇富艺术魅力。如“晋”宁独占一行，“业”部首被极度拉长；“归”字“币”部首和“胡”字“月’部首，都作了同样的处理。这些对竖线的强调与夸张，造成了印而上半部的挺拔和流动感。印而下半部，则方笔取势，结体端庄稳重，与上半部构成鲜明的对比。此印四角虽已磨损成圆弧，但其布局的严整与字里行间紧凑的气韵依然若故。此印文布局严整稳重，字迹规正刚健，造型古朴简练，严格继承汉印风格的典型，是我国古代玺印中的佳作；从此印的印文看，毫无疑问是晋朝印章。印钮作驼形也是继承自汉代以来对少数民族首领分封赏印多以驼、羊为钮的传统习惯。此印为四十年代孟津商人到甘肃从古董商手中购得。1973年交洛阳博物馆收藏。为研究我国古代篆刻和造型艺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据文献记载，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内迁，朝廷为了控制他们和补充中原因战争频仍而削减的劳动人手，不惜招引或强迫他们迁居至黄河流域。主要内迁的民族有匈奴、鲜卑、羯、氏、羌五个民族，被当时的汉人称为胡人。所谓归义，即归化、降顺。 胡即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从这枚印在甘肃得来，所指胡王应当为晋帝所封得居住在凉州的匈奴首领。晋朝胡人归义皆发于武帝司马炎之时，而数十年之后，匈奴和羌族便开始攻掠北方，致使北方汉人因慑于战乱，大规模地迁徙至江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南渡”，发生在公元307-313年间。因此，这枚印是社会较为安定的晋初，朝廷赐授给归化的胡人部落首领的，成为当朝安抚少数民族，减少边疆战争，建立相互问和睦友好关系的象征，是历史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
三十四、西晋 “晋归义羌侯”金印（见前述）
三十五、西晋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
晋乌丸归义侯金印，高2.25厘米，底面积2.3×2.3厘米，呈扁方体。正面印文绘刻“晋乌丸归义侯”铭文。背有蹲式驼纽，这枚印是西晋王朝赐给乌桓首领的。内蒙古乌盟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同时出土的有“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等珍贵文物。这几枚印与四兽纹金饰件同出，反映了乌桓与鲜卑的密切关系。内蒙古博物馆藏。
呼和浩特东南凉城县小坝子滩发现一批“居代郡之参合陂(今内蒙古丰镇北)北”(《魏书·帝纪·序纪》)的力微子猗钷(桓帝)部的遗物。有兽纹金饰牌、镶嵌宝石的兽形金饰、饰以兽首的金指环、金耳坠和驼纽‘晋乌丸归义侯”金印、驼纽“晋鲜卑归义侯”金印、驼纽“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其中一件兽纹金饰牌的背面刻出“猗窀金”三字，猗密即猗钷，明确了这批遗物的所属。猗钷于西晋末助并州刺史司马腾击刘渊有功，晋假以金印。上述三印铸、雕皆草率，大约即是这时的赠品。
“乌桓”，中国古代民族之一。亦作乌丸，乌桓族原为东胡部落联盟中的—支。原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之一。其族属和语言系属有突厥、蒙古、通古斯诸说，未有定论。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迁至乌桓山（又曰乌丸山），遂以山名为族号，大约活动于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喇里河西南地区。公元前119年（西汉武帝元狩四年），汉军大破匈奴，将匈奴逐出漠南，乌桓又臣属汉朝，南迁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驻牧，代汉北御匈奴。公元49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乌桓又从五郡塞外南迁至塞内的辽东、渔阳及朔方边缘十郡，即今辽河下游、山西河北北部及内蒙古河套一带驻牧。乌桓在两汉时先后两次南迁，逐渐发展壮大，但受汉护乌桓校尉管辖，分成若干部落，各自为政，一直没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
东汉末年以幽州辽西、辽东属国、右北平等三郡的乌丸族最为强大，他们甚至曾经一度各自称王。公元一八七年，辽西乌丸首领丘力居与张纯起兵叛乱，丘力居死后，由外甥的蹋顿率三郡的乌丸族，进而与袁绍结盟联手，并获得了单于的封号。及至二五○年，袁尚与袁熙兄弟逃至蹋顿的领地寻求庇护。为了消灭袁氏余孽，曹操便以张辽为先锋远赴乌丸展开征讨，并且于白狼山大破乌丸，斩杀了蹋顿。此后曹操将降服的乌丸移至内陆定居，并做为曹氏军团中骑兵精锐部队运用。
乌桓自被曹操击破后，势渐衰落。当时除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内迁外，其它诸郡乌桓大多留居原地，并保有一定实力。直至两晋，无论在塞外或塞内，乌桓的活动尚频见史册。西晋初，幽州北边障塞内外乌桓分别归附鲜卑慕容氏、宇文氏、段氏统治，并逐渐与鲜卑融合。有一部分最后加入库莫奚之中。自幽州北边而甫，直至冀州的渤海、平原二郡，乌桓骑兵营分布其间。王浚为幽州刺史兼乌桓校尉，最后以乌桓和鲜卑的兵力为后盾南面称制。并州乌桓张伏利度拥众 2000壁于乐平（今山西昔阳县西南），307年（晋永嘉元年），为石勒所并。石勒攻下幽州后，徙幽、冀二州乌桓于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4世纪中叶附前燕。前秦苻坚灭前燕后，处乌丸杂类于冯诩、北地。而后，慕容垂又利用乌桓之助建立后燕。垂曾引丁零、乌丸之众20余万为飞梯、凿地道以攻邺城，并以乌桓张骥为辅国将军，刘大为安远将军，鲁利为建威将军，随慕容氏南征北战。北魏初，拓跋珪攻信都（今河北省冀县），张骧举城降，后骧逃往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市），依慕容详。珪拔中山，骧被擒。398年（东晋隆安二年），其子张超收集乌桓、汉民2000余家据渤海郡之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自称乌丸王，后南走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次年，为魏征虏将军庾岳击杀。
魏晋以后，乌桓与其它诸族错居杂处，民族成分发生了变化，形成所谓“杂胡”。《魏书》载：“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 乌丸往往成为杂夷的泛称。除散居上述诸郡外，又扩展至陕西的上郡、冯翊、北地三郡。而雁门郡的乌桓，与鲜卑、匈奴等融合成为铁弗刘氏或独孤氏，后发展为赫连勃勃的夏国。幽、并二州乌桓继续内迁，遍布于太行山以东今河北省中部和南部，并积极参与十六国、南北朝时各地区的政治斗争。一部分久处郡地，逐渐被同化于汉族，乌桓姓氏相继有郝氏、刘氏、张氏、王氏、鲁氏等出现；而另一部分随着鲜卑的强大而加入其中，先同鲜卑融合，最终随鲜卑汉化而同化于汉族。
三十六、西晋 “晋鲜卑归义侯印”金印
“晋鲜卑归义侯印”，西晋，印面2.2cm×2.2cm 高2.7cm，重88.4克，正面印文阴刻“晋鲜卑归义侯”印文，背面有蹲式兽钮，此印是西晋时代拓跋鲜卑的遗物。内蒙古博物馆藏，内蒙古乌盟凉城小坝子滩出土。这枚金印是西晋王朝赐给鲜卑乌桓族首领的印信。西晋王朝国力不足，对众多游牧民族采用分封的怀柔政策。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出土的窖藏金银器中，先后发现“晋鲜卑归义侯”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等金印。印中的“归义”、“率善”等字样都反映了这一史实。
鲜卑一名，有学者认为鲜卑即“犀毗”，亦称“师比”，指胡人的带钩而言。此带钩初出自东胡，战国时传入赵国等。另有学者认为此带钩名与作为民族实体的鲜卑不能混为一谈。另外，有的学者还认为鲜卑族称系由其部落酋长之名转化而来。近年来，考古学、历史地理学与民族史研究，认为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山脉。鲜卑部落集团在春秋时期已活动于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鲜卑”作为族名最早出现于秦朝，春秋及春秋以前的族名是“山戎”，战国时期的族名是“东胡”，语言与乌恒相同，属东胡语（古蒙古语）的分支。另外强调一点，鲜卑是蒙古人种，后来所说的鲜卑人“褐发白肤、高鼻深目”的外表特征，这是把鲜卑本族和被鲜卑征服的游牧民族搞混淆了，这种外表特征是其他被鲜卑征服的有中亚血统的游牧民族的，鲜卑本族的外表特征就是典型的蒙古人种。
东汉和帝永元三年（5），北匈奴被汉朝与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击败被迫西迁，于是鲜卑大规模成扇形南迁与西迁，进至匈奴故地，留居故地的匈奴余众男余万落，亦自号鲜卑。当汉桓帝在位时，鲜卑首领檀石槐建庭于高柳北弹汗山组成诸部军事行政联合体，分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率领。檀石槐任用汉人，制定法律，由汉地输入铁器，促进了鲜卑社会的发展。以其军事力量，东败扶余，西击乌孙，北拒丁零，南扰汉边。檀石槐死后，诸部联合瓦解，有步度根，轲比能等首领，稍能号令各拥所部，附属汉魏。
鲜卑南迁与西迁后，复与匈奴、丁零、乌桓、汉族等混血而形成许多新的部族。晋与十六国时期，鲜卑中的慕容氏、宇文氏、段氏、乞伏氏和拓跋氏（秃发氏发展于甘青间，与拓跋同源，同音异译），都曾与汉人及其他民族中的统治阶级结成雄据一方的政治势力，而慕容氏曾建立前燕、后燕、西燕、北燕、南燕（十六国之中是不算西燕的。因为从白痴慕容冲称帝到被慕容垂老大灭亡只有九年，实在太短。大燕皇室正统是前燕→后燕→南燕，而且西燕就只是一支乌合之众的土匪军队，慕容家族从来就把西燕一系视为叛逆。），乞伏氏曾建立西秦，秃发氏曾建立南凉等割据政权。拓跋氏先建立代国，后终于统一北部中国，成为南北朝时强大的北魏王朝，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鲜卑化的汉人高氏，与鲜卑宇文氏分别建立北齐、北周。另有出自慕容氏的吐谷浑，自辽西迁至陇上，在羌人地区形成吐谷浑部，鲜卑贵族居统治地位，而被统治者为羌人（见羌）诸部，直到唐代初叶才被吐蕃所灭。
三十七、 西晋 “晋蛮夷归义侯”金印
“晋蛮夷归义侯”金印，晋(265—420年)，长、宽、高均为2.2㎝，纯金，重85.5克，金黄色。蛇状钮，蛇双目凸起，蛇身盘成桥形，背部饰稀疏的圆形鳞纹清晰可见，工艺抽象简炼。印面大篆阴文“晋蛮夷归义侯”三行六字，文字刻划瘦挺，章法错落，自然随意，线条恣放，凿痕清晰，结体端庄稳重，布局严谨，是继承汉印风貌的典型，富跌宕险峻之美。 是西晋朝廷颁给归顺晋室的蛮夷部落首领的印信。
1958年3月，恩施市三岔区莲花乡马尾坝一村民铲田埂草时，挖出一陶罐，内有金属印章一颗，卖给供销社，被一职工收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武汉市文物商店到恩施收购社会流传文物，这位职工带这枚印章去卖，经文物商店工作人员鉴定，印章呈正方形，边长1．5厘米，金质，从右至左分三列，每列两字共六字阴刻印文，释为“晋蛮夷归义侯”，确认为晋代金印收购。当时这颗晋代金印的现身，曾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羊城晚报》等多家报纸曾作报道。
三国至晋代，恩施属建平郡，下辖沙渠、建始等县，今恩施市即为沙渠县。当时这一地区的人民被称为“蛮夷”，即史书中所说的“巴郡南郡蛮”、“建平蛮”等。朝廷在政治上对“蛮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蛮夷”首领归附朝廷，接受封爵，入贡和服从征调，就承认其在当地的统治地位。如晋代大兴三年（公元320年），建平夷王向弘等归附，即封向弘为折冲将军，许以世袭。恩施三岔出土的“晋蛮夷归义侯”金印，应是晋代某个时期，朝廷对建平即今恩施境内某少数民族首领的封印。“蛮夷”如上面所说，是封建时代中原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称呼；“归义”是指归附晋朝大统；“侯”是爵位，古代爵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侯”为五等爵中的二等。史书关于晋代恩施的记载甚少，“晋蛮夷归义侯”金印对研究晋代恩施的历史，提供了帮助。
三十八、魏晋 “蛮夷侯印”金印
“蛮夷侯印”，印面2.3cm X 2.3cm，高2cm，重91.2g，该印色泽为黄色，印面阴刻“蛮夷侯印”四字，白文，刀迹显露，笔画劲利，结体方正，笔画肥硕，起落宽尖；纽为蛇钮穿孔，蛇身盘缠丁方形印台上，印台有挫痕，蛇头翘首所望，栩栩如生。1990年湖南省平江梅仙镇钟字林出土，湖南省平江县文物管理所藏。
1990年湖南平江县梅仙镇钟字林的钟姓农民在挖土烧砖时发现的“蛮夷侯印”金印是西晋王朝敕封蛮族首领的爵印，且是仅见的一方蛮族金印。此印出土地湖南平江汉、晋时代属荆州，为当时蛮族聚居地区。此爵位当系蛮族首领所获封。汉晋朝廷赐给南方蛮族官印，多用驼、蛇钮，印文前并冠以朝号。此印未署“晋”，比较少见。该印为蛇纽，其蛇身绕于印台之上，蛇头昂起，生气盎然。它与西汉中期南越王墓出土“文帝行玺”的蛇纽造型完全不同，后者造型是写实风格，着意于动态的表现和细部的刻画，蛇身隆起为穿，将造型与实用融为一体。这枚“蛮夷侯印”的蛇纽则代表了东汉以后的蛇纽造型风格。汉晋时代，蛇纽作为官印的纽式之一，流行时间较短，流传数量也很少，故《汉官仪》中都不见记载。西汉中期以后，中原朝廷颁赐的蛇纽官印，主要用于颁赐给滇、东夷、蛮族等特定地区的民族官员，最著名的有“滇王之印”、“汉委奴国王”金印等，“蛮夷侯印”的出土，无疑给蛇纽金印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新材料。它属封赏内附的南方少数民族首领的信物，在魏晋金银器中尚属可观者。
三十九、西晋 “ 晋匈奴归义王”金印
西晋“晋匈奴归义王”金印，印重86.9克，含金量为60%。印正方形，边长2.2、厚2.5厘米。驼纽，驼呈卧姿，纽高1.7厘米。印面刻阴文“晋匈奴归义王”六字，用刀平直，字口方齐。这方金印为研究西晋时期汉族与匈奴族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北京首都博物馆藏。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金质官印多出于西晋政府颁赐，究其原委，莫不与统治政权国力强弱，经济盛衰有很大关系。西晋虽然国运短祚，但毕竟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南北统一的政权，无论势力或经济基础，都远非曹魏、孙吴及其以后的东晋政权所能企及，这也许正是西晋一朝金质官印遗存较多的原因所在。
四十、北燕 “ 范阳公章”金印
十六国（北燕） “范阳公章”金印，近方形，龟钮，高1.98厘米，长2.27厘米，宽2.35厘米，经鉴定，纯度为80％～85％。龟钮方座，龟四足粗壮，在座的上面刻划出爪纹；头部寥寥数刀，刻划出口、目；背壳边缘刻划一圈叠弧纹，表示龟的裙边；背脊中部刻一列8个小圆圈，象征银河；其两侧分别刻划以双线曲折连接的6个和7个小圆圈，代表南斗和北斗。印面刻凿“范阳公章”四字白文篆书，拙中见巧，巧中寓拙，荒率峭拔，外刻边栏。通过此印及同出印章反映的官爵，可确定其主人为北燕大司马冯素弗。。“范阳公章”印金质龟钮，印文日章，正合汉制，且其主人、年代、国别都明确可考，堪称毛角之珍。此印随墓主人葬于墓中。此为北燕时期官印的标准品，极为难得，1965年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据《汉旧仪》记载，汉代官印制度规定：“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钮，文日章。”十六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所建立的各个小政权均以汉魏继承者自居，在官印和官爵方面也纷纷沿用汉制。据《晋书·冯跋传》记载，冯素弗是北燕天王冯跋的弟弟，立国时的第二号人物，在后燕高云统治时期被封为范阳公，曾经任范阳公、侍中、车骑大将军等职务，死于“跋之七年”，即415年。
四十一、北齐 “太原公章”金印
“太原公章”金印，北齐。龟钮，出土情况不详。故宫博物院藏。
四十二、北周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北周（公元557年--581年），金质，略作正方形，边长4.5厘米，通高4.7厘米，重802.56克，是迄今所见最重的一枚金印。獬豸钮，獬豸是古代传说中能明是非辨曲直的神兽。印面篆书阳文“天元皇太后玺”六字，章法独特。1996年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发现，底张镇陈马村北周武帝孝陵出土，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藏。 “天元皇太后玺”原是北周武帝孝陵的陪葬品，1993年被盗出后踪影全无，直到1996年这件稀世珍宝才完好无缺地回到国家手中。
秦汉以来，流行的方形官印边长基本为2.3厘米见方，俱为阴文。而南北朝以后，纸张渐渐取代竹木简牍成为公文典籍的载体，印章边长猛然增大至4—5厘米以上。此印为迄今可以确认的第一方大型朱文官印，在印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是研究从秦汉阴文铸造官印转向隋唐阳文蟠条官印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天元皇太后玺”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皇太后金印，它解开了北周皇家丧葬制度之谜，填补了考古学上这一历史时期的空白。
北周（557—581年）是古代少数民族鲜卑建立的封建王朝。首都长安，即今天的陕西西安。北周的第三位皇帝宇文邕是北周最杰出的皇帝，在位19年，重民兴邦，提倡节俭。死后薄葬，不建封土坟丘，不置陵墓石刻与陵邑。所以唐代以后，人们已不知北周帝陵的具体方位。
金印的主人“天元皇太后”是指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她原为北方突厥国王的女儿。公元56年，宇文邕登上北周皇帝宝座，多次遣使迎亲，直至8年后方将天姿国色的阿史那氏迎至长安，封为皇后。578年，武帝崩，宣帝继位，尊阿史那氏为“皇太后”。次年，周宣帝传位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580年又尊其为“天元上皇太后”。故此印为大象元年二月到大象二年二月（579—580年）武帝阿史那氏皇后称“天元皇太后”时所用金印。这位曾历经三朝的皇后，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卒年与武帝合葬孝陵，她生前享有的“天元皇太后玺”金印也一同随葬。
至今为止从各个渠道了解到的汉—魏晋金质官印数量不下40方，绝大多数已入藏国家和各省市博物馆。收藏数量最多的是国家博物馆和湖南省博物馆，均为4方。存世的金印以关中侯金印存世量最多，达6方，其次是关内侯金印，数量也在4-5方左右。其他各名号侯金印每一方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重复。中央政府颁发给刘姓诸王的金印只发现一品广陵王玺，弥足珍贵。南越王墓出土的三方金印保留着明显的秦风，是个特例。能明确为西汉和新莽的金印甚少。
发现的金印东汉以后尤其是魏晋以后的比较多，显然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魏晋时期颁发的数量更多，极有可能的是这个时期官印的回收、销毁制度被破坏了。
授予少数民族头领的王、侯金印大多是孤品的，其中授予氐王金印有两方，还有羌、乌丸、鲜卑、蛮夷等等，是饶有兴味的一族。历史及文化重要性来说，这些授予少数民族头领金印恐怕要比汉政权授予自己官员的金印要低一等。估计魏晋时期颁发给少数民族的金印没有明确的回收制度，因此留存至今数量相对较多，而且没有一方出于墓葬。
三国时期，曹魏政权颁发了不少金印，典型的有崇德侯印、关中侯印等。目前尚未发现吴、蜀颁发的金印，但不意味着他们没有颁发过金印。
近30年来，新出土的古印章叠彩纷纭，不断充实过去的论据。同时，新出土的实物印章也在不断地纠正着过去的部分观点或论点。如叶其峰先生著“秦汉南北朝官印鉴别方法初论”一文里所述至今尚未发现两汉乡侯、亭侯金印的说法看来即将打破。
任何事物的产生无一不伴随着或多或少的杂音。所谓安成侯金印等就是其中的代表，需要我们努力去伪存真、拨乱反正。中国民间向来藏龙卧虎，藏于民间没有发表的金质官印数量恐怕不会是屈指可数的几方，这些要待今后不断发掘整理和发表。嘉德去年“濩澤侯印”的拍卖，给古印章收藏带来了新鲜血液和新的契机，是很值得欢迎的一件事情，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
附：
1、虎钮“关内侯”金印 （网上流传）
边长3.5厘米，重260克。年代：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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