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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年清理发掘的明代帝王、皇族墓葬中有些棺柩保存状况较好，使我们得以窥见其棺制。对照典籍所载之古礼，明代帝王和皇宫贵族的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知考古资料显示，明代帝后妃嫔和宗藩皇室成员之葬有重棺和单棺两种不同形式（其中重棺在相关发掘报告或简报中通常写作“一棺一椁”)，反映出筒单而明显的等级差异。 一、帝后妃嫔棺制 明代帝后棺制的实例只有明神宗和孝端皇后、孝靖皇后（初葬以皇贵妃礼）一墓三例；妃嫔例证亦不多。 明神宗帝后皆为重棺[1]。明神宗内棺楠木材质，前高后低、前宽后窄，六面均为整板，榫卯插合，复加以铁钉。内外髹朱漆，无纹饰；其漆皮内壁薄而外壁略厚。头挡通高1.42米、足挡通高1.35米；平板棺盖，长3.34米，头端宽1.48米、厚0．22米，足端宽1.35米、厚0.19米；底板长3.33米、头端宽1.7米、厚0．22米、足端宽1.5米、厚0.21米，四周出缘棺内另有重棺，厚0.05米。 重棺松木质，略呈长方形，前高后低、前宽后窄、为多块板拼接，榫卯插合，复加以铁钉。内外施朱漆，无纹饰．板面粗糙，似未经加工而直接上漆，漆面亦薄而无光泽。重棺内侧原有织锦为衬里。头端通高1.82米、宽1.8米，足端通高米1．74米、宽1．66米，盖、底均长3.9米。 神宗之棺“棺盖与侧板接口缝隙，填血料灰浆，磨平施漆。因之，接口、钉口等处，均不显露缝隙痕迹。这种棺木的形式、结构与作法，在明代北方颇为习见。今在北京地区的明代墓葬中时有发现，只是形体略小而已”[2]。 孝端皇后内棺楠木质,内外朱漆无纹饰,棺盖为两板拼接而成，棺内无重底．余同神宗棺制式。棺盖长2．76米，头端宽1.2米、厚0.13米，足端宽1.05米、厚0.12米；底板长2.75米，头端宽1.38米、厚0.16米，足端宽1.15米、厚0.15米；头挡通高1.26米、足挡通高1.22米。 孝端皇后外棺与神宗大致相同，惟尺寸略小，头挡通高1.76米，足挡通高1.61米．盖底均长3.48米。 孝靖皇后内棺松木质，内外朱漆无纹饰．已严重腐朽。其形式、结构、尺寸均与孝端皇后棺相同。其重棺腐朽、坍塌严重，从残迹看，与孝端皇后外棺形制、结构相同。 帝后棺盖上原有织锦铭旌，神宗铭旌锦已腐朽，仅见残迹金书“大行皇帝梓宫”字样。铭旌两端原有木雕龙牌，已散落于棺两端。铭旌上有铁制扁平葫芦，葫芦上有九曲须，须上又有一小葫芦，下部有弯曲铁插。孝端泉后铭旌残存金书“□（大）行皇后王氏梓□（宫）”，上亦有铁制扁平葫芦[3]。 明代妃殡棺制的实例，有北京西郊青龙桥西董四墓村发掘的2座墓葬。其中1号墓为明熹宗三妃合葬墓，墓主俱用重棺，但其材质、尺寸未见说明[4]。根据出土墓志,三妃分别为：纯妃段氏(卒于崇祯二年，1629年）、裕妃张氏（卒于天启三年，1623年）、成妃李氏（卒于崇祯十年，1637年）。 董四墓村2号墓，为明神宗七嫔合葬墓，后室扰乱严重，各棺皆有位移，从遗迹现象来看，应该是重棺，其材质、尺寸也未见说明[5]。根据墓志记载，七嫔分别为顺嫔张氏（卒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悼嫔耿氏（卒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敬嫔邵氏（卒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慎嫔魏氏(卒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荣嫔李氏（卒于天启六年，1626年）、德嫔李氏（卒于崇祯元年，1628年）、和嫔梁氏（卒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 上述三座陵墓的年代都集中在万历至崇祯，所揭实例显示帝后妃嫔应该是葬用重棺。此外，帝后妃嫔葬用重棺，在文献中也能找到一些佐证，崇祯帝后殉国，“贼以大行皇帝、大行皇后周氏梓宫至昌平，州之士民率钱募夫葬之田妃墓内，移田妃于右，帝居中，后居左，以田妃之椁为帝椁，斩蓬藋而封之”[6]；可见妃嫔以上用重棺当是恒制。明代中期以后，陵墓制度趋于简化，由此可推知晚明棺制应当不会比以往更繁复，帝后及妃嫔葬用重棺应该是相沿自明初。 二、亲王棺制 根据历年披露的考古资料，明代亲王及王妃之葬有重棺和单棺两种形式，其中重棺在相关发掘报告或简报中一般写作“一棺一椁’。 1.重棺 据有关考古发掘报告或简报介绍，明代亲王使用重棺的实例有鲁荒王、蜀悼庄世子、蜀僖王、楚昭王、蜀昭王及王妃、辽简王、梁庄王等，大都年代偏早，兹按各王卒年先后具列如下： 鲁荒王朱檀，卒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二月，其陵墓位于山东邹城九龙山，内外棺皆“系楠木做成”[7]。其中内棺为楠木外裹麻布、涂朱漆、长2.56米、前端高1．30米、壁厚0.18—0.20米，合盖后，作槽加榫固定。外棺楠木朱漆，长3.21米、宽1.52米、高1．25米、璧厚0.14米[8]；板材为长条形木料凿孔、中部穿鐄联结而成，四边接头为榫卯结构。 蜀悼庄世子朱悦燫，卒于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其墓在四川成都北郊凤凰山，后室之中室为棺室，方石铺地、石砌须弥座式棺床，高0.61米、床面长3.97米、宽2.06米、中为一长2．94米、宽0.3米的金井，棺置其上。内棺以楠木制成，头端宽0.98米、高1.18米，脚端宽0.8米、高0.92米，长2.72米，棺板厚0.08—0.14米，外髹朱漆。外棺长3.8米、宽1.87米、高1.6米，板厚0.07米，亦髹朱漆[9]。榜床四角和前面正中部位的地两上各有一铜镜，斜立于石镜台上，正照着棺床。 辽简王朱植，卒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10],其墓在湖北江陵八岭山，五室,后室有石棺床，长3.08米、宽1.6米、高0.4米；中间空，内填黄土。其棺制比较有特色，内棺长2.22米、宽0．98米、高0.72米；其盖、底、墙板各为整板，挡板与墙板子母口套接，盖、底板与四周墙板用铁钉拴接，并用糯米浆灌缝。外棺长3．08米、宽1.28米高1.22米；盖板为整木，墙板由三块板拼接，外棺无底板，四周墙板落在长方形棺座上，棺座两侧各安三个蹄形足。“内棺直接置于棺床上”[11]。其内外棺的材质未见介绍。辽简王的重棺实际相当于一个木质棺罩，从实物观察，其外棺亦髹朱漆。 楚昭王朱祯，卒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二月，其陵墓位于湖北武汉江夏区（原武昌县）,“棺椁漆木质，已朽”[12]；其材质、尺寸未见著录。 蜀僖王朱友壎[13]，卒于宣德九年（1434年），其墓在四川成都东郊龙泉驿区十陵镇大梁村正觉山，墓室后殿中室中间有须弥座式石棺床，长4.23米、宽1.98米、高0.65米；其棺为“楠木朱漆”[14]；其中内棺长2.89米．宽1.05—1.17米、高8.6米（原文如此，疑为0.86米）；外棺长3.5米、宽1.43米。 梁庄王朱瞻垍，卒于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其陵墓位于湖北钟祥。继妃魏氏，卒于景秦二年（1451年），祔葬于王棺床西侧。“漆木棺椁、门屏、箱盒等也都或垮或朽”[15]。“棺椁为漆木质，原置于棺床上，后均移位垮朽。从棺椁的残片及附件分析，梁庄王为一椁一棺，王妃可能为单棺”[16]。 蜀昭王朱宾瀚，卒于正德三年（1508年）五月，其墓在成都东郊龙泉驿区洪河镇白鹤村与十陵镇千弓村交界处．其玄宫后室分隔为两个棺室，其内各有一座石棺床，长3.85米，宽1.43米、高0．40米。昭王与王妃刘氏合葬，“棺床之上，各置一具长方形木椁套棺”[17]。 江西宁藩亲王中有2例特殊的重棺之制，其外棺颇类汉以前之“椁”。 追封宁惠王朱磐烒（始封宁献王之子，先卒于正统二年，1437年）墓，早年被盗，20世纪50年代调查时根据墓地残存遗迹绘图显示，其墓室为7层竖砖间砌7层平砖的拱券结构，室内仅足容棺，室、棺之间以填充物（应为石灰或三合土）填满[18]。棺与填充物之间有两层间隔物，其形类外棺，材质及尺寸不详。 宁康王朱觐钧（卒于弘治十年，1497年）墓，墓室结构与宁惠王相同，由7层竖砖间7层平砖砌成。该墓资料保存相对丰富。其朱漆棺置于圹室中央，套以外棺，其外复包以青石板的盖，墙、底。石板“内置厚6.6厚米的木椁，椁中为棺”。石板与圹室间以石灰、砂土拌糯米浆填实[19]。此墓虽有墓室，但室内满填石灰，可以看作是后来石灰椁墓制的滥觞。其石板相当于前世的椁，石板以内为重棺。由此反观宁惠王墓，其棺制可能与康王相同。 2、单棺 亲王使用单棺的有郢靖王、宁献王、益端王及王妃、益庄王及王妃、益宣王及王妃、益定王及王妃等。 郢靖王朱栋，卒于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一月，其墓在湖北钟祥九里乡皇城湾，墓后室东西并列王及王妃木棺各一具[20]，已朽不辨形，残存木板、漆皮等。其东西配室各可以看出三具棺位，亦仅存漆皮等。唯其东配室三棺两端横垫木的痕迹清晰可辨，可推测中间一具棺较长、两侧的棺较短[21]。 宁献王朱权，卒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九月，其陵墓在江西新建西山珂里乡黄源村缑岭东麓，棺一具，“已腐朽溃裂，仅可看出两头用大红朱漆，颜色鲜艳。棺盖、底和两侧的末端刻有折曲，即俗称荷叶头的图案”[22]。 益端王朱祐槟,卒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八月，其墓在江西南城，与王妃彭氏合葬。其墓室正中为红石棺床，长2.66米，宽2.33米、高0．60米；床面铺砖，砖上为垫石三行，“垫石上搁置两具红漆棺木”[23]。二棺均已朽，只剩一层红漆皮保持外形，其中益端王棺长2.10米、宽0.86—0.92米、高0.93米；彭妃棺长2.10米、宽0.83—0.89米、高0.71米。 益庄王朱厚烨,卒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五月，其墓在江西南城，与元妃王氏、继妃万氏合葬。其墓室正中为棺床，进深2.61米、面宽3．10米、高0．80米，台之四侧有间柱的须弥座，并有雕刻。棺床面上铺砖，四周绕以1.2米高的墙，墙内满填石灰，“三具棺木均在石灰之中”，“三具棺柩均腐朽”；在墓的前室中还曾发现有改敛易棺时所遗的碎棺木屑、漆片盛于陶瓮中。 益宣王朱翊鈏，卒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二月，其墓在江西南城，为青砖砌成的一圹三椁室，与王妃、继妃合葬，“三副棺均为大红髹漆棺，楠木质，榫合，保存完好，棺之周围与椁墙空隙处用石灰填塞”[25]。三棺尺寸未见披露．但其石灰椁室均为长2.4米、宽1.04米、高1.2米。 益定王朱由木，卒于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其墓在益宣王陵以西，结构亦与之相同，曾遭到局部破坏，但一圹三椁室的结构保存完好。中棺为益定王朱由木，左棺为其元妃黄氏，右棺为次妃王氏。“棺木为柏木质，髹朱红漆”[26]；其中益定王棺内空长1.74米、宽0.42米、高0.44米；棺盖阴面有凹槽与棺体凸边合缝。棺底中部有一圆形腰坑，直径0.20米、深0.15米，内置铜镜一面。 明代独葬之亲王妃妾人等一般是单棺，并且棺椁大多保存不好，仅知湖北蕲春荆端王次妃刘氏（卒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为一棺，保存完整，通长2.30米、高0.7—0.8米，棺的东头置一块方形石质买地券（该墓座东朝西）[27]。地位次于妃的宁靖王夫人吴氏(卒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亦为单棺,长2.14米、宽0.66—0.76米、高0.6—0.7米；“楠木棺系用整木加工而成，棺内外壁先贴上棉纱布，再髹红漆。棺两侧各有一对铁质铺首衔环。棺盖与棺以榫卯相套，并用4个木钉将其钉牢。棺外墓室内浇满松香”[28]。 明代藩王棺上的铭旌大都保存不好，仅存少量遗存。楚昭王棺床东侧下有掉落的铭旌头一件，作成覆置荷叶状，木质．涂绿色，叶脉黄色[29]。宁献王墓中亦出土铭旌头一件[30]。益端王棺盖上写有“大明益端王”五个白字，王妃棺上置一素面铜镜[31]；益宜王及王妃、继妃，三副棺“棺盖上书写正楷金字，由于石灰浆沾蚀，已模糊不清”[32]；这两例可证明亲王有棺盖书谥之例。郢靖王墓后室前端有一块漆木板残件，“在朱红色的漆皮上，隐约可以见到黄色漆楷书，其中有一‘王’字较为清楚”，发掘者推测它是木门的漆皮或“随葬‘王’字牌位”[33]。考明代及以前帝王人等墓葬并无在墓门上书‘□□王”之例，而根据同“报告”中图五九显示[34]，该残件位于棺床南侧中线以东，后室门内，长度约为2．5米，显然不应该是通常为一尺多的牌位。笔者认为：它应该是郢靖王棺盖的残块，同前揭益端王、宣王等人棺盖书金字例。 此外，在鲁荒王和宁献王墓中还各出有土木翣[35]，翣以饰棺．是一种传自上古的葬仪用具。“饰棺，君龙帷，……黼翣二、黻翣二、画翣二”[36]。其中鲁荒王墓出土木翣3组6件，出土时位于后室东西两璧，翣首呈圭首式，下边中间有凹槽以安柄，木翣正反两面的四周边沿用黑白二色绘卷云纹，中部分别绘斧纹、黻纹、一朵三合卷云纹，分别对应黼翣、黻翣和画翣[37]。宁献王墓出土翣6件（发掘简报名之曰“木牌匾”)。柄直径约4.5厘米、长约118厘米，其中有2件已无柄，上端有木板，宽28厘米、厚1.3厘米、长40厘米，两下角呈圆形，上缘呈三尖状。其上分别绘云纹、黻纹和斧纹，对应画翣、黻翣和黼翣[38]。 三、郡王、将军等人的棺制 明代皇族中郡王及以下的将军、中尉人等的人口基数远远大于皇帝、亲王，但经过考古清理发掘的墓葬资料却少于亲王，且棺柩大多被盗毁，棺制保存基本完好者屈指可数。 目前己知确切资料可证明代郡王用重棺葬制者，有秦藩汧阳端懿王一例。汧阳王朱公缯，为秦藩始封愍王之曾孙、秦康王庶三子，卒于弘治八年（1495年）六月，其墓在陕西西安市南郊雁塔区曲家乡金呼沱村，1999年清理[39]。其棺床砖砌，长2.64米、北宽1.6米、南宽1.4米（墓门朝南）、高0.62米，床面铺有0.l米厚的青石。两重棺均已朽坏，原高度不详，根据遗迹判断，外棺长2.2米、宽0.9—1.2米；内棺长1.9米、宽0.7—0.84米；板厚均为0．12米。内外棺皆为松木质，外表以厚约2毫米的生漆、麻布做底，再施朱漆，其上以金粉绘龙凤团花图案。 同为秦愍王曾孙的秦藩兴平安僖王朱公铄（第三代兴平王），卒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十一月，其墓在今映西长安县韦曲以东的四府井村[40]，其棺床形式与朱公缯墓相似，南北长3.25米，南宽2.6米、高0.55米，北宽3.1米、高0.54米．棺已被盗墓者破坏散乱，棺制未见介绍。该墓亦为单人葬，从棺床大小比较来看，可能也是重棺。 朱漆棺木加金彩，可能是秦藩宗族的传统。2004，在陕西西安南郊发现一批明代秦藩家族墓葬，墓主为秦康王曾孙朱秉橘等，其棺亦髹朱漆描金彩，其中M26之棺绘舞龙、莲花；M24之棺绘花卉、飞凤，前档板上还绘有端坐莲花的佛祖和执旌侍立童子[41],彩绘保留之好为历年来明代帝王陵墓考古发掘所罕见。 1957年发掘的晋藩广昌悼平王朱济熇墓，是已知年代比较早的一座明代郡王墓。墓主为明太祖之孙、晋藩始封恭王之子，卒于宣德二年（1427年）十月，其墓在今山西太原北郊七府坟村[42]。该墓为夫妻三人异穴合葬式，其中朱济熇墓中有须弥座式石棺床，东西长2.8米、南北宽1.94米、高0.65—0.75米（墓门朝西），其木棺被盗砸毁。王妃杨氏（卒于天顺二年，1458年）、嗣王（广昌安僖王）生母刘氏（卒于成化八年，1472年）二人皆为木棺，亦被破坏。因被盗破坏，棺制未见介绍，根据描述疑为单棺。 甘肃兰州上西园肃藩某郡王墓（墓主身份失考，推侧应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四月以后），墓主夫妻合葬，具用单棺，已腐朽，棺盖塌下，棺下均有板凳痕迹其中男棺长2.27米、前宽0.9米、后宽0.8米；女棺长2米、前宽0.92米、后宽0.85米，两棺皆髹朱漆加彩绘，“所绘花相同，均用红漆绘地，两侧绘二龙戏珠花纹，龙身施金，棺前后两端亦绘赤金盘龙宝珠”[43]。 1964年在江西南城株良公社发现的一座明益王家族石灰椁墓，其左室空置，“右室内置一描金棺木，长2.25米、宽0.75—0.85米”[44]。该墓墓志已失，墓主身份不详，因在该墓旁3米处出土益府罗川端懿王副宫夫人张氏圹志，发掘者推测是罗川郡王家族成员[45]。墓葬年代应为万历年问（1573—1620年）。 宁藩奉国将军朱宸涪（卒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夫妻合葬墓[46]，朱宸涪棺制不详，淑人陈氏、恭人张氏俱卒于嘉靖三十八年。陈、张二氏棺制相同。均长2米，头部宽0.8米、高1米，脚部宽0.6米、高0.8米。 相对而言，楚藩郡王等人的墓葬资料公布得比较多，主要集中于今武汉市江夏区流芳岭一带，如寺王村明墓，砖砌墓室，有石材棺床，墓主推侧为明代中晚期的某位郡王或王妃[47]；四股山明墓，砖砌墓室，石砌棺床，墓主推侧为葬于明末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某位郡王[48]；二妃山崇阳靖简王家族墓，包括镇国将军朱季墋夫妻合葬墓（葬于成化七年，1471年）、辅国将军朱均钵墓（葬于正德四年，1509年）[49]；富士康工业园M4，墓主为楚昭王玄孙，卒于嘉靖三年（1525年）九月，出土“岳阳奉国将军勤健堂墓志铭”[50]。二妃山景陵顺靖王朱孟炤（楚昭王庶八子，卒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王妃贲氏墓（M1、M2）为并列土坑砖室墓，其中M2保留了基本完好的棺制，5块条石雕凿的棺床，长2.50米、宽1.25米、高0.25米；棺头大尾小，长2.42来．宽0.90—1.10米、高0.95—1.29米。在该墓棺床的东北角发现1件铭旌顶，正反面刻叶脉纹：另有4件圆柱状的木轴，残宽64.8厘米，残高14理米[51]，应该是铭旌或翣的残存。2010年抢救发掘的通城王朱英焀家族墓地，位于武汉市东湖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朱鲁湾村，推测是朱英焀及其妃妾的异穴合葬墓，5座墓葬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发现有砖砌棺床和少许木棺残留[52]。 武汉市洪山区洪山乡的黄家湾也清理发掘过楚系王室成员墓，墓主分别为镇国中尉朱显栻（M2）及其妻恭人赵氏（M1）、显栻次子辅国中尉朱英 四、关于明代皇族的棺制 棺椁制度是中国上古时期墓葬等级的最主要标识之一，《荀子》谓：“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饰之，使生死终始若一”[54]。《庄子》亦云：“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55]。在商周木椁墓中，椁的功用实际相当于后代的墓室，“椁之为言廓，所以开廓辟土，无令迫棺也”[56]。东汉以后，砖石结构的墓室或者土洞墓大行于世，上古椁制遂不复存在。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以上古制度为标准，除益府和荆府等若干位亲王、郡王、将军用石灰椁或砖椁等形式内葬一棺外，明代帝后、藩王和其他皇室贵族皆无椁制。棺作为亲身葬具，在上古礼制的规定中也不止一重。《礼记》记载：“（周）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57]。因此，包括明代在内的后世所谓之“椁”，核以周礼，实际上都是棺，亦即上古之重棺。也就是《礼记》中“君大棺八寸、属六寸，椑四寸”的“大棺”[58]。至于后世之“棺”，则略当于上古的“椑”，《礼记，檀弓上》：“君即位而为椑，岁壹漆之”。注曰：“椑，谓杝棺亲尸者。椑，坚著之言也”[59]。汉以来，包括帝王在内的棺制相应大为简化；据历年考古发现所见，唐以后，重棺（含所谓“石椁”）差不多已是最高等级。 根据已知资料分析，明代帝王及其他皇族成员的棺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 1、层数：如前揭各例所示，明代帝王及其他皇族成员之葬有重棺和单棺两种不同形式。其中皇帝、皇后、妃嫔都应该是葬用重棺从已发掘的实例来看，可以推知各地亲王按礼制应用重棺，嘉靖以前惟郢靖王、宁献王例外；益藩诸王皆为单棺，其墓葬年代皆在嘉靖纪元以后，由于缺乏其他王府的对比材料，目前无法判定是否有制度早晚的变化。郡王多为单棺，秦藩见有重棺之例，因为实例较少，无法到断是否有时代或地域上的变化。郡王以下将军、中尉等都是单棺。 2、材质与装饰：就已揭示的资料而言，除武汉洪山黄家湾的朱显栻夫妻墓用碗棺外，其他所有皇室成员无论身份高低皆用木棺。棺用榫合，间有再用钉加固者；封棺多用铁钉或木钉加于棺盖。皇帝、亲王之棺的材质，内棺一般都是楠木。卒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宁靖王夫人吴氏棺亦用楠木。至于鲁荒王内外棺皆用楠木、益定王棺用松木，可能分别与不同时期、不同王府的财力有关。而孝靖皇后内棺用松木，可能因为她生前受明神宗虑待，被有意压低敛葬等级。郡王及以下爵禄者棺之材质少有介绍，确切可知者秦藩汧阳王朱公缯内外棺皆为松木。不同材质的内棺、重棺皆髹朱漆，秦藩可能还有朱漆加饰金彩的传统，另在肃藩、益藩郡王中各有一例；其他已知明代皇帝、后妃、亲王之棺未有施金彩例，在棺翻上应该是以素朱色为贵。 3、尺寸：尺寸也是衡量棺制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笔者此前进行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时，曾拟由此入手探索棺制，但终因可用于有效比对的数招不充分而未果[60]。最近10余年来，关于明代帝王、皇族的墓葬考古资料披露不少，间有涉及棺制者，但仍不敷采样之用。考虑到这些材料的年代分布，本文选取2个断面作为切入点，一是以嘉靖至明末（1522—1644年）皇帝、亲王至中尉不同等级的棺制作为分析对象，在这个百余年的时空范围内看等级差异；另一个是以所有亲王之棺的尺寸为研究对象，看其前后变化。以嘉靖改元为节点，也与明代亲王玄宫制度的分期相对应[61]。兹将有关材料列为下面2个表（同一种尺寸数据过细者，以最大者为准）:根据表一，可以看出明神宗之棺远远大于后妃、亲王之棺，以今0.32米准1明尺推算[62]，则神宗之内棺长近10尺5寸．其厚约7寸；两位皇后之内棺长约8尺6寸，其厚约5寸。亲王、郡王及以下等级者棺长看不出明显的尺寸级差，一般都在6—7明尺之间；只有镇国中尉朱显栻夫妻的碗棺略长一些，但所“碗棺”实际上相当于椁。根据表二，早期亲王（含世子）棺略长一些，其中辽简王最短为7明尺，鲁荒王、蜀悼庄世子超过8尺，蜀僖王更长于9明尺。根据这些片断的数据，可以大致认为，嘉靖元年（1522年）上至明末百余年间，皇帝，皇后与亲王以下人等的棺尺寸存在明显的区别，亲王及其以下人等之棺尺寸上的区别不是特别明显。就亲王一个等级而言，嘉靖前后（或者更早）可能有一个棺制缩小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结论所依据的资料是被动式“抽样”所取得，因而只能是相对的。除帝后梓宫外，真正的皇族棺制也可能没有太多限制，如同属蜀藩，悼庄世子（父）的内棺小于僖王（子），但其外棺却大于僖王。就男女差别而言，帝后可以看出明显差别，只是唯有定陵一个孤证。至于亲王以下，一般来说，夫妻棺的层数、材质相同，但通常女棺的尺寸都小于或略小于男棺，武汉洪山黄家湾2座中尉墓都是女棺长于男棺，可能有民间习俗或地域因素的影响。 注释：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2－23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定陵》，第22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 [4]考古研究所通讯组：《北京西郊董四墓村明墓发掘记——第一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郊发掘团专家组：《北京董四墓村明墓发掘续记——第二号墓》，《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2期。 [6]（清）颐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上），点校本第10页，北京出版社，1962年。 [7]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 [8]山东省博物馆等：《鲁荒王墓》，第18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9]成都明墓发掘队：《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 [10]据辽简王墓中出土的《辽简王圹志》记载，辽简王朱植薨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八日，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葬。但在《明太宗实录》中，此事记为同年五月，该书卷二七一，永乐二十二年五月壬午条下有“辽简王薨”；见校印本《明实录》第9册，第245页。此处从墓志说。 [11]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江陵八岭山明代辽简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8期。 [1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13]《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传二·属献王椿》记蜀僖王名曰“友壎”，圹志云王名曰“友壎”；从圹志。 [14]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4期。 [1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钟祥明代梁庄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5期。 [1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梁庄王墓》，第21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17]薛登等：《明蜀王和明蜀王陵》，《四川文物》2000年第5期。 [18]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明代藩王墓》，第16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19]a.王咨臣：《新建县古墓葬调查记》，《南方文物》2003年第4期；b．江西省博物馆称：《江西明代藩王墓》，第25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20]院文清等：《湖北钟祥市明代郢靖王墓发掘收获重大》，《江汉考古》2007年第3期，单棺从此文之说。湖业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称《郢靖王墓》第三章则云“宝床东放置郢靖王棺椁，宝床西放置王妃棺椁，均已腐朽”（见该书第45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郢靖王及王妃葬具已朽不辨形，从遗迹遗物分布现象来看，推侧是单棺。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郢靖王墓》，第64、66页，文物出版社，2016年。 [22][30][38]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23][31]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城明益王朱祐槟墓发掘报告》，《文物》1973年第3期。 [24]陈文华：《江西南城明代朱厚烨墓发掘简报》，载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考古资料汇编·封建社会部分（下）》，内部刊印，1977年。 [25][32]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栩鈏夫妻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8期。 [26]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文物》l983年第2期。 [27]小屯：《刘娘井明墓的清理》，《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 [2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明代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2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昌龙泉山明代楚昭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2期。 [3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郢靖王墓》，第60页、彩版三七，文物出版社，2016年。 [3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郢靖王墓》，第84—85页之间，文物出版社，2016年。 [35]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陈文华：《江西新建明朱权墓发掘》，《考古》1962年第4期。 [36]《礼记·丧服大记》，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四五，第1583、1584页，中华书局，1980年。 [37]山东省博物馆等：《鲁荒王墓》，第132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 [3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皇明室汧阳端懿王朱公缯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6期。 [4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四府井明安僖王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 [41]肖建一等：《西安发现明代秦王家族墓葬》，《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22日第1版。 [42]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太原七府坟明清墓理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43]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上西园明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44]薛尧：《江西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年第6期 [45]查《明史·诸王世表五》中有益宣王之子罗川懿□王朱常湑，谥号缺字，核张氏墓志（载江西省博物馆等编《江西明代藩王墓》，策154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该王应谥“端懿”。从该墓旁3米处出土益府罗川瑞（端）懿王副官夫人张氏圹志，结合《明史·诸王世表》中的有关记载，推断此墓墓主应该是益宣王第九子罗川瑞懿王朱常湑。但随葬品清单上的“万历二十一年六月”与《明史》中万历“二十九年薨”之记载有出入。该墓墓主为益藩某郡王无疑，但具体身份尚存疑。 [46]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明代藩王墓》，第34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47]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汉市江夏区流芳岭明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0年第3期。 [48][49]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汉江夏流芳四股山明墓发掘简报》，《武汉文博》2010年第4期。 [50]富士康发掘分队：《武汉江夏富士康工业园区墓葬发掘》，《武汉文博》2010年第4期。 [51]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汉江夏二妃山明景陵王朱孟炤夫妻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0年第2期。 [52]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明通城王朱英焀家族墓地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6期。其人及世系、生平等《明史·诸王世表》缺载。 [53]武汉市博物馆：《黄家湾明代楚王朱氏墓》，《江汉考古》1998年第4期。 [54]《荀子》（卷一三），《礼论》，影印浙江书局光绪刊《二十二子》本，第3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55]《庄子》（卷一〇)，《天下》，影印浙江书局光绪刊《二十二子》本，第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56]（汉）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一〇），“崩薨”，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元刊本，第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7]《礼记·檀弓上第三》，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八，第1583页。中华书局，1980年。 [58]《礼记·丧大记第二十二》，影印清阮元辑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四五，策1583页，中华书局，1980年。 [59]《礼记·檀弓上第三》，影印清阮元辑侧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卷八，第1292页，中华书局，1980年。 [60]刘毅：《明代帝王陵墓制度研究》，第408—413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 [61]刘毅：《明代亲王陵墓玄宫制度研究》，《华夏考古》2010年第3期。 [62]据介绍，故宫博物院藏明嘉靖牙尺，相当于今日0．32米（矩斋：《古尺考》，《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又，粱方仲先生在所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附录二”中亦略有考证，结论大体相同。见该书第5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7年02版 作者：刘毅 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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