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有学者评论，认为您进行的汉语词汇演变研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请您介绍一下您的研究经历和研究方法。您认为，我们现在的汉语词汇研究，跟过去的研究有什么不同？ 汪维辉：汉语词汇的研究，清代以前的学者，尤其是清代，主要是从训诂的角度去做，目的是为了解经，为了阐明词义。他们当时没有有意识地来研究词汇是怎么演变过来的。但他们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显示出他们已经有这样的眼光了，比如说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里面提到的例子是“鞋子”，先秦叫“屦”，汉代叫“履”。先秦的“履”是走的意思，汉代就变成了名词。这其实是反映了段玉裁已经有了史的眼光了。 但这样的例子还是零星的，他们没有有意识地这样做。有意识地去做词汇史研究，我想还是从王力先生开始的。《汉语史稿》下册是词汇史，虽然写的比较简单，但是是开创性的。他讲词汇的演变主要是两条主线，一个是“词是怎么变了意义的”，另一个是“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其实这也不是他的发明，王力先生是引用了他的老师，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在《语言》里边谈到的内容，名称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做的，主要是继承王力先生的“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这个研究路子。我们研究汉语常用词的历时替换，就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它。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做了东汉到隋这一段的词汇发展，研究了41组这样的词。再往后又扩大范围，做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100个核心词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研究”，实际上就是历史与现状研究。也就是说，还是这些最基本最核心的词，它们在历史上是怎么变的，方言里面是怎么分布的。 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拓展的话，我觉得就是在跟张永言先生读博士的时候，他给我指出的一个研究方向是“汉语常用词的演变研究”，我们合写的文章（1995年《中国语文》第6期《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指出了常用词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汉语词汇研究，不能够只是做一些词语考释的工作，或者是新词新语的溯源工作，这其实还不是最重要的，常用词研究才是最主流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明确地提出来汉语常用词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文章当时是做了12组常用词研究，因篇幅原因删掉了4组。后来我在这个基础上写的博士论文是做了37组，做断代的词的研究，最后出书时是41组，有所增减。再往后我到南京大学，就开始做通史性的研究，就是研究从有这个词开始，一直到清代，到现代，它是怎样演变的，这是纵向的通史研究。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拓展，就是研究词汇时把方言考虑进来，实际上我的博士论文已经提到了这个方法。方言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材料，徐通锵先生在《历史语言学》里面非常明确地提出来，把历史上的死材料，就是那些文献材料，和方言的活材料结合起来，这样的研究，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也受了鲁国尧老师的影响，他一直强调语音史的研究要跟方言结合起来，他特别注重方言。我耳濡目染，慢慢明确起来，要把方言即词语的共时分布作为一个视角，纳入我们的研究。 后来我写的文章，题目通常会说某一类词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比如2003年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我慢慢地形成了把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汉语词汇的方法，叫做“纵横结合”，纵向的是词汇历时演变，横向的是方言分布。 记者：可不可以说，词汇研究把方言结合进来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关注重点？ 汪维辉：应该是的。实际上语音史的研究是最早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的。研究《切韵》音系，很多都是跟方言结合的，比如给一些字拟音，方言是主要的资料，你可以研究方言中哪个读音最接近中古音，包括域外的借音。语法史也已经意识到了方言的重要性。词汇史的研究这方面起步比较晚。系统地来关注方言，把纵向和横向结合起来，同时相互解释，相互印证，这个思路也许是这些年来我们明确提出来的。 记者：《语言文字周报》宣传和提倡语言文字规范化，特别是词汇的使用也要规范。现在社会语文生活中在词语使用上比较随意，作为词汇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您怎样看待这种词汇使用混乱的情况？您认为应该怎样使它规范？有些词语从历史的眼光看，会不会进入我们的普通话词汇系统？ 汪维辉：网络时代是个开放时代，信息交流非常快，平台也很多，语言比较活跃，特别是词汇。用传统的眼光来看，词语使用不太规范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我觉得这是完全正常的、合情合理的。特别是年轻人，青年学生，他们是语言创新的主体，他们常常会有些新的说法，可能只是在他们的小圈子里使用，我们不必太大惊小怪。 当然，我们的一些主流媒体，像政府的公报，官方的报纸杂志，这些正规的东西确实需要讲究规范。要分层次：民间的东西，没有必要去管它，它的语言使用是自生自灭的，你怎么去管它？也管不了、管不好，它不听你的，历史上历来都是这样；作为一些主流媒体的语言，教学用语，学术用语，这些还是要规范的。至于像网络语言等，我想就不必管它，由它自生自灭，有价值的词语自然会留下来。网络语言实际上对整个主流的语言生活的影响，我想不是太大。 从历史上来看，什么样的词有可能会最后被吸纳到通语里面来，这是值得研究的。我没有专门研究，但是我想可能有几个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语用的需求。 语言实际上是一个交际工具，它是非常神奇的，总是能够适应人类的交际需要，它有自我调节功能，当你需要表达一个什么概念，你找不到合适的词的时候，新词就会产生，或者原来的词会产生新的意思。新词新语的产生，原动力就是语用的需求。一旦有需求，要表达一个概念的时候，又没有很好的词，正好有一个词有人用了，就有可能被大家接受，传播开去。经过一段时间积淀以后，它就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词汇系统里面来。 比如“愿景”，是从台湾来的。连战访问大陆的时候，官方媒体使用了这个词，我们现有的词汇系统里跟它差不多的词也是有的，但是大家可能觉得没有这个词准确。词这个东西用得太久了，往往会觉得它表义不得力，不太适用。这几年我们主流媒体用“愿景”的就很多了，《现代汉语词典》也收入了。 反面的例子是，有一些词，它可能也有语用需求，但是表义方面有缺陷，不是很妥帖，准确。这样的新词或者新义，可能时间长了会被淘汰掉。比如说到空气污染的构成因素，汽车的尾气排放“贡献率”是多少，这里用“贡献率”就用得不对。“贡献”是褒义词，大家的语感里面，至少是个中性词。“贡献率”这个词用在贬义的语境里边，这个新义，我觉得可能不太容易最后被接受，这个词的生命可能不会太长。其实可以有等值的表达形式来替换它，比如“占比多少”等等，这就比较合适了。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有个日本学者提出“银色经济”（与老年人有关的）这个词，这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最初在日本使用，然后传到台湾，再传到大陆。“银色经济”是一个新的事物，在“老年经济”这个概念出现后，要有一个合适的词来表达它，“银色经济”这种新词很形象，容易懂，也可能进入我们的词汇系统。 -全文完- 原文见第1594号《语言文字周报》，原题：汪维辉教授谈汉语词汇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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