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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何小萍为何会发疯?

 JieZHoun 2018-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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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改编的电影《芳华》大热,故事以1970至1980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一群正值芳华的青春少年,如何经历着成长中的爱情萌发,面对充满变数的人生。每当带着青春印记的电影出炉,总是生猛好看,《艋舺》、《孔雀》《十三棵泡桐》,因为沸腾的青春里不仅有着明媚张扬的友谊与爱情,还总伴随着残酷与痛苦。这就是生命力,作为荷尔蒙最旺盛的青春期,性与攻击,血色与浪漫注定是构成青春之曲的主旋律。于是,故事里也总有肆意者和牺牲者。

有意思的是,故事里,何小萍和刘峰的境遇正好交替互换。刘峰从曾是人人拥戴的“活雷锋”到成了“猥亵犯”被排挤出文工团,从高处跌落到井底。何小萍从人人嫌弃的农家姑娘一跃而至“光荣英雄”大受表彰,他们的人生都经历了地位极端的急速转换,也都为这转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刘峰从此意志消沉还失去了一条手臂,何小萍患上精神分裂。这样过山车一般的命运急转看似是时代的车轮碾压下的一场场偶然,实际上事情的发展及转变与两人的人格息息相关。

牺牲自我需求的“好”是一种讨好

刘峰处处为别人着想,总把别人的需求至于自己之上。使得他成为一个典型的“好人”。凡事包揽,只有奉献,不求回报。他始终以奉献的方式与别人建立关系,这给出别人的潜台词是:我没有需要,你可以尽管向我索取。如果你伤害了我,我也不会反击。所以当他向林丁丁表白时,对方的惊愕也很真实,她没有想到她心目中的“英雄”也会向她索取情感,也有需要,而她之后敢于捏造事实,污蔑刘峰猥亵,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他很安全,不会报复或反击。而刘峰作为好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自尊与价值感也牢牢的与“好人”的名誉捆绑在一起,只有在忍无可忍时才爆发,其中的逻辑是:我必须处于一种我绝对正确,你绝对错误的道德处境时才能还击,而这时的还击会造成严重的破坏,伤人伤己。这使得他被迫沦为“坏人”时难以调适。

著名心理学者武志红说:“一个人很刻意追求成为一个大好人,常见的原因是,他被母爱乃至他人之爱照到的地方太少,所以他觉得自己内心有太多的坏,他得成为另外一个人才值得被爱。”

其实好人的好是一种讨好,是你存在而我不存在,这种讨好通常伴随着很深的自卑和恐惧。讨好者看似不求物质和利益的回报,但其实要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回报—尊重我,爱我,关注我,亲近我。但讨好本质上是一种防御,将自己与他人隔离开,当他发现自己付出了一切,却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时就会生出怨气,越是像刘峰这样的超级好人,怨气越是可怕。所以林丁丁不会爱上刘峰,何小萍与刘峰在一起也总是隔着“配不上”。

患上“精分”是一种自我保护

何小萍的家庭充满排斥与拒绝,6岁就失去了父爱,继父嫌弃她,弟弟妹妹又欺负她,母亲只有在她装病发烧的时候才抱一抱她,可以说她在成长中处处感受着环境的敌意,她与之共处的方法便是隐忍和回避。如果她在刚搬入宿舍时,舍长郝淑雯第一次对她颐指气使的说话时,她就像陈灿那样不卑不亢的给予回敬。如果她在想借军装之前先打个招呼而不是默默拿走,那么一切都会不同。

但何小萍的人生经验里,反抗会带来更大的痛苦,向别人提需求多半会被拒绝,于是她选择的处事方式几乎是注定的。而她也注定会将家庭中熟悉的互动模式带到任何一个新的集体中,我们知道,我们与外界他人交往的基本原型是自己的家人,这决定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人。人际互动曾在何小萍的心中留存了太多的敌意,为了防御这份敌意,她的隐忍与回避都是一种人际疏离,而这势必会激起他人的敌意,使室友们变成了昔日家庭中的同胞手足再次攻击她,所以在意识层面她很想摆脱过往,快乐的融入到新的集体中,但潜意识仍然要忠于原生家庭,因为那才是她熟悉的,与之相处多年互为血肉的互动模式。

当何小萍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忽然被表彰成为“英雄”,这使她一下子被迫脱离了熟悉的人际互动,这时,隐忍回避的防御方式彻底失效,脆弱的人格基础使她没有发展出更为灵活的方式来保护自己适应这样的变奏,此时患上精神分裂可以说是她内在崩塌的表现,也可以说她需要这个病症来为自己保驾护航,重新回到那个低眉顺眼,无人关注的位置上去

别人怎么对你,可能是被你教会的

从本质上来看,刘峰和何小萍可能是同一类人,在他们身上呈现出的某种极致,僵化的性格,是极度缺爱的表现。何小萍说:“从不被善待的人更能识别善良”也许她识别出的,是她和刘峰人格中相似的部分。他们的遭遇,的确令人同情,令人扼腕叹息,文工团的其他人,林丁丁的自私利己,萧穗子的漠然旁观,郝淑雯的夺人所爱也的确让我们看到人性之寒凉。但我们也要知道,别人怎么对待你,可能是被你教会的。驱动着刘峰、何小萍的命运多舛、颠沛流离的恰恰是他们自己。

在家庭中被爱滋养长大的孩子,更为灵活,遇挫更会腾挪扭转局面,也就是防御方式更为多样,于是在大起大落面前,也能安然脱险。想起文革时期,许多地位极高的文化名人一下子沦为“阶下囚”住牛棚,被批斗,遭遇各种精神摧残,有人含恨自杀,有人忍辱偷生,在极端逆境中能乐观生存,需要有强大的人格支撑。而这强大人格中势必住着充满爱的客体在发光发热。影片《77天》中探险家杨柳松能够成为孤身穿越无人区羌塘的第一人,靠的是一遍遍回想出发前与美女客栈老板的相遇相知,一个个美好的片段,一个等待他活着回来的她,成为深陷险境时绝望中的一线光。

强大的内心一定住着爱的客体

每一个强大的内心中都有一个爱的客体,那个人最可能的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每个人的内在都有一对“内在的父母”和“内在的小孩”。它构成了我们的内在关系模式,当我们与外界互动时,也会自然的把内在关系模式投射到外部关系上。

童年时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构成了我们心中的“内在父母”,而我们应对父母的方式构成了“内在小孩”。当父母总体上能够给予孩子需要的精神关爱时,我们的“内在父母”便是爱着“内在小孩”的,那么在我们在外界的其他人际关系种也多是滋养的,正性的。而当父母总体上对孩子是剥夺的,压迫的,那么这个人“内在的父母”便是迫害性的。

在人际互动中,当他以迫害性的“内在父母”投射到他人身上去时,很容易觉得对方真的会伤害自己。《芳华》中何小萍便是这样。她的“内在小孩”和“内在父母”是迫害与默默承受的关系。当她来到新的集体中,也会不自觉的勾引林丁丁、郝淑雯以她们“内在的父母”的方式对待她。所以人“善”被人欺的原理是,善者以柔弱的孩子般的呈现很容易让对方居于迫害性的“内在父母”的位置,而这样的人在更强大的人面前,又会反转过来。

看来,为孩子营造一种平等的,爱与被爱的内在关系模式,是为人父母能给予孩子的最好的礼物,也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所以关系高于一切,当我们与孩子在某事上发生冲突时,不妨放下执著于眼前的这件事,跳出来思考一下,出于对关系的经营,我们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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