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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没有不爱过年的。京剧《红鬃烈马》里有个王宝钏，本是宰相的女儿，却看上了穷小子薛平贵。不顾父母反对，毅然下嫁。薛平贵应征入伍后，王宝钏独守寒窑一十八载。后来，薛平贵屡立战功，享受高官厚禄，将王宝钏接入昭阳院，夫妻得以团聚。薛平贵问王宝钏：你最喜欢什么？王答：我最喜欢过年。薛平贵说：那好办！于是昭阳院天天美酒珍馔，夜夜笙歌曼舞，弄得天天跟过年似的。然而仅仅过了18天，王宝钏就幸福地死去了。本来她还有18年的阳寿，结果因为一天当一年过，18天便寿终正寝了。 其实，关于年的起源，并不十分美好。 相传，中国古时候有一叫做“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常，长年深居海底。然而每到除夕这天，就爬上岸来，吞食牲畜，伤害人命。人们斗不过它，只好惹不起躲得起，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但“年”这家伙有三怕：红色、火光和炸响。有一位聪明的老人瞅准它的软肋，便在除夕这天，在门上贴大红纸，在屋内点上烛火，又将竹子燃烧起来，“啪啪”作响。“年”兽如期而至时，看到门上的红纸，就惊得一抖。又朝着农户家中冲过去，院内突然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浑身战栗，狼狈而逃。从此以后，每年除夕，家家户户都贴红对联、点亮烛火。一来为驱赶“年”兽，二来为守更待岁。“年”始终找不到下手的机会，索性深卧在海底不出来了，任凭人们自欢自乐。久而久之，过年反而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对“年”失去恐惧之后，人们转悲为喜，乐不思蜀，而且将年越过越闹猛，越过越红火。时至今日，年已被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渐渐滑向了一个不太正常的方向。 一个奢侈、浪费的代名词。对于春节，大多数中国人都以大吃大喝为主要内容。过去是因为一年干到头，辛苦365天，到了春节就想好好享受享受，于是尽情地吃，尽情地喝。到了现如今，又发展成在宾馆、饭店包宴席，一桌动辄上千元、几千元。家中置备下的年货，吃不了的、放坏了的，最后都变成垃圾扔掉了。 一个行贿受贿的好借口。一些人利用拜年的机会，请客送礼，或给有权者捎去礼品、“土特产”，或给有势者的孩子塞上压岁钱，或让领导在麻将桌上交好运……而后者也就在“礼尚往来”、“人之常情”中坐收渔利。 一个环境遭殃、空气污染的肆虐期。有一年春节曾有报道，北京七天长假全市共清运垃圾约2.62万吨。“破五”当晚，火树银花不夜天，良宵盛会喜空前。仅这一天的烟花爆竹残屑就高达300多吨。而上海市更甚，竟然达到了1400余吨。全国的总账算起来就更可怕了。除此而外，相伴而生的，还有噪音、火灾、伤亡……还有不得不提的雾霾污染。 一场交通运输的大决战。“春运”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每年每年，几亿人次奔波在回家的路上，为一张火车票，排队熬夜，费尽心机；铁路、公路、水路加上民航，全都投入到保障春节运输的行列中去。“超载”、“安全”、“票贩子”、“抢票”、“抢票软件”、“客流高峰”、“加大运力”这些耳熟能详的字眼不断地刺激人们的眼球。 一个让人忙让人累让人烦的长过程。过年时的打扫卫生、置办年货和蒸、炒、炸、煮，把人忙得死去活来。等到看完鸡肋似的“春晚”，对年的好印象就彻底泡汤了。 当然，我并不是排斥过年。过年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悠久传统，就像一条脐带，难以割舍。一些风俗习惯，如祭祖、敬老、拜年、阖家团圆、窗花春联……还是值得保留、提倡和发扬的。但是，过年的陋习、缺陷却是不容置辩的，甚至弊端大于益处。一味地号召“保卫春节”，不但盲目，也无必要。我们的责任，就在于要把年进行有效地改造，使它变得更加理性、进步，哪怕吸收一些外来因素——如像西方的一些节日那样，多偏重于精神层面的内容，少一些物质享受的东西，也没什么不好。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引导大众过年，反而一味地放纵过年，那么，恕我直言，年这个老怪物，总有一天，不是把我们“吃”掉，就是我们把它“吃”掉，或者被外来文化“吃”掉。 （《上海观察》2017.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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