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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开国以来，倡导文治，号为宽容，但也屡屡发生一些以文字、言论构造狱案的事件。这些案件，绝大多数并未严酷到类似于明清典型文字狱那样的程度，但也形成了北宋政治生态中引人注目的一股浊流。 1.进奏院案 仁宗庆历四年，范仲淹等改革派发起“新政”，遭到了保守派枢密使章得象、台谏官王拱辰、张方平等人的反对。王拱辰等抓住改革派同僚诸人参加进奏院祀神宴会，王益柔作《傲歌》为把柄，陷害新政官僚，罗织了“进奏院案”。原来，王益柔在宴会上所作《傲歌》中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的话，纯系狂放戏言。政敌立即陷以“谤讪周、孔”的大不敬罪名，罗织成狱。案成后，苏舜钦、王益柔等12人造罢黜。次年，新政领袖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相继遭贬，新政以失败告终， 2.王安石《淮南杂说》案 熙宁四年，于是中丞杨绘搜罗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只言片语，加以曲解，妄图罗织王安石罪名。当时变法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地质。保守派众人杨绘素与王安石有隙，当年四月辅仁御史中丞后，即开始对王安石变法展开攻击，进而又欲罗织文字以贡献安石。但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立即对杨绘的诬告进行了反击。此案遂以杨绘贬职郑州了解。 3.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七月，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事主是时任知湖州的文坛领袖苏轼。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北宋神宗年间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又由于他当时是文坛的领袖，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要交代他以前写的诗的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辑集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同时，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苏轼未判重罪，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没，否则，中国会失去一位光照千古，集词人、诗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艺术天才。但是，御史台的人也在疯狂行动，他们准备把新法反对派一网打尽。李定奏上一本，要求太后国丧时不赦免涉案人员，舒亶更狠，他奏请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另外五个朋友一律处死。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这样的结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受到牵连的人中，三个人的处罚较重。驸马王诜因泄露机密给苏轼，而且时常与他交往，调查时不及时交出苏轼的诗文，被削除一切官爵。其次是王巩，被御史附带处置，发配西北。第三个是子由，他曾奏请朝廷赦免兄长，自己愿意纳还一切官位为兄长赎罪，他并没有收到什么严重的毁谤诗，但由于家庭连带关系，仍遭受降职处分，调到高安，任筠州酒监。其他人，张方平与其他大官都是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和范镇及苏轼的十八个别的朋友，都各罚红铜二十斤。 4.车盖亭诗案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后听证，启用方队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执政，改元元佑。四年（1089）知汉阳军吴处厚指新党蔡确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所作诗中（《夏日登车盖亭》绝句10首）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传位于武后事影射高太后，诬为讪谤。旧党梁焘、刘安世等赞成此说。蔡确被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六年，死于贬所。宣仁太后曾对大臣说：“元丰之末，确自谓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吾不忍明言始托讪上为名逐之耳。”她还说办蔡确之罪，“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此案是新党构造“乌台诗案”以后，元佑党对新党的一次如出一辙的整治打击。如果说“乌台诗案”中苏轼获罪尚有文字证据的话，此案根本就是诬陷和捕风捉影。而且此案迫害程度更深，株连受害的人数众多，打击面广。 5.刘挚书信案 元佑党不但构造文字狱打击新党，对于旧党内部的政治对手也使用了这种卑劣的斗争手段，刘挚书信案就是一例。元佑六年十月，右相刘挚遭台谏弹劾与邢恕书信往还、接见章敦子弟事，贬知郓州。这是一起以私牍告讦的文字案。邢恕素与新党领袖蔡确相善，与邢恕交往，正是刘挚获罪的首要罪状。但这起文字案背后隐藏着元佑旧党内部吕大防、刘挚争权夺利的斗争。旧党兴治车盖亭诗案，大肆迫害新党之后，刘挚欲打击旧党内部吕大防、苏辙，“以防后患”，遂引用杨畏作打手。但杨畏乃是见风使舵之徒，为迎合吕大防，转而和死党郑雍一起攻击刘挚。所以，“雍之攻挚，人以为附左相吕大防也”。刘挚书信案未发之前，郑雍、杨畏已多次以庇佑亲属，纠结朋党，接见章敦子弟等事弹劾刘挚。刘书信被茹东济献给郑、杨后“（二人）得此大喜，乃解释简语并奏之。”因此高太后认为刘挚的行为背叛了元佑更化之政，遂“怒，面责挚反复”，将其赶出中书。 6.黄庭坚碑文案 崇宁二年，贬官中的黄庭坚为荆南承天院撰碑文，湖北转运判官陈举弹劾碑文语涉谤讪，遭到除名勒停的严重处分。黄庭坚反对熙宁变法，政治上属于元佑党，这又是一例党争迫害的文字狱。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 以上所列举的案例，远远不是北宋时期文字狱的全部。据保守统计，北宋一共发生文字狱18起左右，上面这些案件是其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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