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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日下午3时，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2017年第12期谋思谈在河仁楼401室（合美堂）举行。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国际蒙古学协会副会长乌·额·宝力格教授（Uradyn E.Bulag）作了题为“民族是创造出来的，那又怎样？”的精彩演讲。本期谋思谈由杨渝东老师主持，我所杨德睿老师出席并评议,社会学系邓燕华老师和南师大白莉老师参加讲座。 讲演人宝力格教授 宝力格教授首先从学术的角度对“民族是被创造出来的”这个问题进行了梳理。 宝力格教授认为，中国承认中国有56个民族，各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地域、自治权，而且承认多民族的存在是通过“民族识别工作”创建出来的，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形态是基于公平正义之原则。但是最近，这些我们认为是自然和正义的事，遭到了人类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等领域的一些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民族”这个东西是被国家建构出来的，反过来却给国家安全带来了威胁，民族本身成为一个问题了。他希望通过本次讲座对这种建构论提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在传统意义上，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来自国外，国家安全的守护者是军队。然而，根据哥本哈根协议对安全的论述，威胁国家安全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安全不仅是一个名词，而且可以成为一个动词– “安全化”，安全的守卫也成了每个公民的责任。因此，当少数民族被认为是国家安全的威胁者时，一些学者就忧国忧民，自觉地开始代替军队用自己的笔杆子来捍卫国家的安全了。他们的观点是中国的民族是被建构出来的，这个建构出来的民族其实是一个弗兰肯斯坦的魔鬼（Frankenstein’s Monster），如果不注意的话，会反过来给其构建或创造的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那么民族是被建构出来的这样的观点是从何而来的呢？ 讲座现场 宝力格教授认为，中国人类学的民族观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一些西方人类学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回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构出来的，原来它们只是分散的群体，但因为国家力量的介入，它们形成了一个整体。这样的说法，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西方开始认识到中国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且中国有可能像苏联一样顺着民族的界轨解体。中国的学者，在90年代刚开始学习人类学的时候，读的就是这些西方学者的书，很自然地就受到了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但也开始对少数民族提高了警惕。 西方人类学对中国的民族问题的研究的理论基础来自于八十年代初对民族与民族主义新的表述，主要是受盖尔纳（Ernest Gellner），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学者的影响。他们的 “现代性”（modernist）民族主义理论所批判的是民族主义的原生主义（primordialism），即血统论。民族被想象，建构出来的论述本来是有进步意义的，后来怎么就变成了暴力的代名词了呢？宝力格教授分析了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西方民族主义有主观能动性，其想象模式成为样板被效仿。民族是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形成，是被想象出来的，或是发明走出来的；民族主义是在与帝国主义对抗的过程中形成的，是进步的。但是到了第二阶段，即西方民族国家海外殖民拓展，其统治术是将所统治人群进行识别，划界，并对其文化进行整理展示。换句话说，第三世界的民族是被西方帝国主义/殖民者想象出来的，而不是自发的对自我的认知。在安德森最近对中国民族识别的评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理论的第三阶段发展。他明确指出今天西藏，新疆的问题源于五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导致藏族和维吾尔族给中国造成“严重的麻烦”（serious trouble）。 宝力格教授接着介绍了一些西方政治学，人类学关于殖民地统治后果方面的研究。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不是分而治之，而是重新分类之后再统治，英国是把原来自然存在的群体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重新分类。所以，殖民地的民族、民族主义都是英国创造出来的。这些研究认为正是英国殖民者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些民族、民族主义导致了英国在殖民地统治的崩塌。西方学界对后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研究也是沿循着同样的理念。 因此，认为民族是被建构出来的，民族的区分会对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这样的观点不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经验，而是具有世界性。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后殖民地理论，后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所揭示的世界性经验的魔力呢？宝力格教授建议我们从“社会建构”（socialconstruction）这个概念出发来理解这个问题。在哈金（Ian Hacking）看来，社会建构可以作为一种武器，用来批评或者挑战现状。其方法是通过“揭露”来说某东西（X）是社会建构起来的，其逻辑是这样的: 1. X是本不应该存在的，或者说不应该是以当下这样的形态存在的；现在存在的状态，不是由自然决定的；它并非是必然的。2. X现在这个状态其实很坏。3.如果我们能够舍弃X，或者对其进行彻底改造的话，我们的日子会更好。宝力格教授认为社会建构论其实是一种行动纲领。我们不妨把X换成民族。用这样的逻辑来思考的学者，不一定是受到了什么理念的影响，而是他本身的逻辑就决定了他会这样想，想要取消、消灭民族，成为国家的安全卫士。 既然民族是建构出来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这件事呢？如果说某个东西不好，那其中一定是存在着道德评判在里面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民族，就像私生子、孤儿一样，同属一个“否定范畴”。这个社会本来是不应该有私生子、孤儿的，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是父母在合法的婚姻状态下生产出来的、在父母的陪伴下长大的。近代的伦理道德承认人有隐私权，要使这些私生子、孤儿感到温暖，让他们融入到这个社会中来。我们不能将私生子、孤儿当作弗兰肯斯坦的恶魔，说你就是被创造出来的，就是被建构出来的，本来不应该存在的，所以你就该死。宝力格教授认为，人类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也许是不需要社会建构论的，因为社会建构论的杀伤力太大了，它将民族恶魔化了，民族成了分裂国家的隐患，但实际上，民族本身并不是这样的存在。 主持人杨渝东老师 杨渝东老师总结：感谢宝力格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讲，宝力格教授为这场讲座准备了很多干货，线索很清楚，问题也很清晰。我们今天的民族问题可能确实是在庸人自扰，是学者本身在讲民族妖魔化。中国的民族有自己的特点，可能确实因为历史问题存在一些纠结。但民族关系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是与社会建构有关的，是需要被认识到的。民族的认定是把双刃剑，如果处理好了，56个民族就是56朵花，但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学者们在参与这个问题时，确实需要做一些反思。 杨德睿老师：我想提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宝力格教授刚刚有提到“建构论这一页是不是应该翻过去”。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建构的，建构本身是在不断发生的，所以我们单纯是讨论建构的话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什么样的建构是更好的。 现场互动 宝力格教授的演讲引起了在场师生的热烈讨论。几位不同学科的学生也就自己的理解进行了提问和讨论，本期谋思谈在思想的碰撞中圆满结束。 文/钱秦，审稿/杨渝东，摄影/程雯 主编：范可 编辑：韦小鹏 蒋正 韩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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