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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伯克评传 埃德蒙·伯克评传
城市 “ 一方面因为它们对于理解英国18世纪下半叶的政治生态甚有助益；另一方面，英国19世纪下半叶政治观点的演绎也脱离不了它们的莫大影响。” 作者简介：约翰·莫雷（John Morley，1838—1923）：英国著名政治家、作家和报刊编辑，担任过爱尔兰政务司司长、印度事务大臣，曾于 1909 年与印度总督明多共同筹划了“莫雷—明多改革”。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评论员，因宣传政治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享誉全国。莫雷的文学成就除了《埃德蒙·伯克评传》外，还著有数部传记作品、政论文集。严复、胡适、章士钊等民国知识分子都读过他的著作，深受其自由主义的影响。 书籍摘录：如今距离埃德蒙·伯克第一次获得下院议席，已经过去了将近 100 年，我们最后一次聆听他在重大公共问题上的发言，已是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的事了。这位足以列席英国最杰出精英行列的人物在他去世后，甚至还在他生前，所拥有各种评价就已经趋于极端。托利党赞美他是欧洲的救世主。辉格党将其斥为自己党派的毁灭者。一位无党派的致辞人则称他为“有史以来思想最为深刻和全面的政治哲学家”。另一个更出名的作家认为，伯克“与其说是一位深邃和微妙的思想家，不如说是卓越而有远见的雄辩家”。对伯克的著作，有人认为，“如果你意在理解和维护这个幸运岛国的超凡政体，驳斥或明或暗，或出于恶意或因为误解的政治反对派，就需要无比深入地研究他的作品”。 然而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伯克的书中很难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或立场，作品中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更有甚者认为伯克属于“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并且是除弗朗西斯·培根以外，亲自投身于英国政治活动的最杰出思想家”。不过，令人讶异的是，说这句话的人后来竟又认为，这位“伟大的人物”“杰出思想家”，在写作他那些获得最广泛赞誉和崇敬的篇章时实际上已精神错乱了。 这些形形色色的观点都不难理解，也都很值得仔细审视： 一方面因为它们对于理解英国 18 世纪下半叶的政治生态甚有助益；另一方面，英国 19 世纪下半叶政治观点的演绎也脱离不了它们的莫大影响。 一个世纪以前，英国政坛正陷入停顿的僵局。辉格党统治了这个国家 70 余年。 1688 年光荣革命标志着诺曼征服以来王权和贵族的政治博弈最终落幕。类似的斗争在当时的西欧各国均普遍存在。这是封建制度走向腐朽没落的必然结果。昔日，得益于这一制度，欧洲成功地抵御了北方的蛮族和东方的土耳其人，如今，它已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但英国的情况较为特殊，征服者威廉虽然建立了英国国王的无上权威，但在愤怒失势的盎格鲁-萨克逊贵族中，也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联盟。这种状况导致的后果之一，是王权与贵族势力的较量被加速和提前了，英国贵族有能力质疑、挑战国王的权威。而相同的斗争在法国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王权在对大贵族势力不断地打击和削弱中壮大了自己。 
另一个结果是英格兰的平民作为被征服者，普遍同情盎格鲁-萨克逊贵族组成的反对派联盟，并将王权视作被诺曼人征服与压迫的屈辱象征，因此当贵族与国王发生冲突之际，他们普遍选择站在贵族一边对抗国王。这种态度逐渐变成了传统，当国王 试图在全国推广令人厌恶的宗教至上主义政策时，反抗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生命力，即使在英国内战（1638—1651）期间，贵族变节，倒向了他们长久以来所对抗的国王，大众也不曾因此屈服。贵族立场的转变是西欧中世纪社会体系走向瓦解的过程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例如，在法国，国王曾借由平民的帮助，将桀骜的贵族打翻在地，后来却又能与贵族联手，对抗第三等级。在英国，当贵族发现，王权已经对他们的利益构不成威胁，也转而支持它，以共同对抗原本的盟友——不断增长的平民势力。不过詹姆斯二世再次加强君主权威的行动，使贵族又回到讨好民众、获取支持的立场上： 他们已经敏感地意识到， 30 年前他们为之奋战的保守君主已非同路人，真诚地顺应民众要求自由的呼声，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贵族仍然固守内战中的立场，坚决捍卫王权，但大多数贵族更加务实，也更了解如何维系自身权益，他们的睿智远见得到了长期而可观的回报。
但是时过境迁，曾经引领贵族投身革命的少数无私的领袖已经不在了，随着他们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些长久以来作为党派信条和口号的无私原则和信念。革命中延续下来的家族，或早或晚都不可避免地转变成寡头政治集团。詹姆斯党早已分崩离析，无法构成威胁，贵族议员也已忘了继续戴上迎合大众的假面具。如今，“天赋王权”已经扩展成了“天赋贵族权”，国家政坛上充斥着贵族帮派之间对权位、金钱的争吵，充斥着卑鄙的自私自利和尔虞我诈，他们对国家的福祉却无动于衷，古往今来寡头政体所具有的问题在这里都应有尽有。流逝的时光、稳固的地位，迅速剥去了贵族辉格党人身上的些许粉饰，使他们看上去已和托利党别无二致。所有的政府部门和系统，其有效运转本有赖于少而精的雇员，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却都会变成臃肿可怕的社会负担，这样的政府也就无怪乎会被置于大众激烈要求革命的风口浪尖了。 
100 或者 110 年前，来自君主和民众的双重挑战已经可以预期地摆在了腐败的辉格党人面前。 1760 年，一位固执自负的懵懂青年 登上大不列颠王位，这位精力充沛的统治者十分鄙夷辉格党政府的无能并痛恨其支持者。他上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民众展示执政者的营私舞弊和尸位素餐，激起他们的愤怒。国王和极力挫败他以维护自身利益的寡头们之间，就这样开始了丑陋的角力，斗争一直持续到前者从粗鄙固执的愣头青，成长为粗鄙固执的成年汉，他的对手垂垂老矣，最终离开政治舞台。内外交困的老辉格党终于在 1770 年分崩离析，查塔姆 和罗金汉已经远离核心，并且龃龉不合，形同陌路。乔治·格伦维尔 的死，使辉格党中一个强大的派别失去了主心骨，非常易于收买；另一个更强大的派别也因贝德福德公爵 的去世而群龙无首。诺斯勋爵 的内阁从这些派别的新人和变节者中吸收了可观的力量，比如来自格伦维尔派的萨福克伯爵和来自贝德福德派的桑维奇伯爵。 1771 年，哈利法克斯死后，格拉夫顿公爵 重新回到政府。诺斯内阁的这些举措只是为了拉拢世家子弟们的权宜之计。 1783 年，与老辉格党的“国王只是寡头议会授权的执政官”原则针锋相对，托利党树立起了“国王没有义务接受他不中意的政府”这一信条。乔治三世与老辉格党的较量也就在这一年落下了帷幕，为了阻挠福克斯 的东印度法案通过，国王派遣坦普尔伯爵 对上院施以威胁，这种近乎政变的阴险狡猾手段果然得逞。 随后就在第二天，一贯粗暴急躁的国王便要求联合政府立即交权。这场持续了 20 多年，关于国王是否有权干预组阁、选择大臣的权利博弈，终于以国王的胜利而告终。诺斯内阁因国王的支持得以主政长达 12 年，联合政府因国王的厌恶 9 个月即告瓦解，小皮特更因国王的青睐，弱冠之年即大权在握。光荣革命以来的辉格党贵族世家对权位和利益的垄断终告结束。 宪政危机的斗争至少明确了几个长久以来困扰英国的问题： 君主无论其个人品质和意愿如何，都不应该成为辉格党党魁手中的傀儡；政府无论谁来执掌，也不应该再成为一帮无能贵族世家的私园禁域，即使这些贵族的祖辈们曾经参与一起废黜了那个伤害他们的尊严与骄傲、威胁圣公会的神圣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违背其信仰原则愤然反抗的国王。正如罗素勋爵所说：“ 1784 年的大选决定了未来 40 余年英国政府的走向。” 题图为埃德蒙·伯克，来自：维基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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