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1年12月1日上午8点，19岁的我骑着“大金鹿”自行车，车把上挂着装有饭盒的黑色人造革提包来到位于中山路91号的青岛古籍书店报到上班。
当时青岛古籍书店门口挂了三个木质白漆的牌子：依次是黑色楷书青岛古籍书店，赭石色隶书齐鲁书社，红色楷书古旧书店。顾名思义，店里经营古籍、齐鲁书社出版的书籍，收购、销售古旧图书兼营文房四宝、书画集等。
我被分配在正冲着大门的新书柜台，也就是文史哲、社科类古籍（含少量现当代图书）专柜。刚来书店时，面对满目书籍，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想拿下来看看。那个年代书店还有午休关门的习惯。同事们都吃饭休息去了，我常一个人站在店堂中间，陶醉在满屋的书的魅力和气息之中，仿佛所有的书都属于我一个人的，有时沉湎其中，一时竟不知该看哪一本书了。
在午休短短的一个小时里，匆忙吃了饭，尽快回到柜台里，坐在小方凳上，捧一本书静静地读。同事从柜台里经过，欠欠身，继续读。应该说，我一生中真正意义上的读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过去所谓读书读的多是课本，即使读过几本书如《简爱》《基督山伯爵》什么的，也未感到对自己有明确的影响。而这时读的书对自己的影响有入血之感，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中国古诗的营养才真正被吸收，并因此形成对中国传统诗歌的审美经验。
与新书柜台形成直角的另一边是古旧书柜台，有时我过去替班。由于收购旧书范围很广，没有古今之限，从古书木版的、石版的、手抄版、影印版的到现当代的旧书、杂志应有尽有。在此我得以看了不少现当代的旧书和杂志，记得最清楚的是看了一本《外国文艺》，其中有梭罗的《瓦尔登湖》中的两篇散文，一篇是关于在湖面上钓鱼的，那种物我两忘的超然心境永驻我心。此后它成了我判断散文质量的一个标杆。旧杂志《诗刊》也对我起了关键的作用，有关新诗的审美经验，最初就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
可惜的是，我那时一心想着参加高考，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复习功课，读书不够专注；加上读书盲目无法，错过了读书的最佳年龄，枉费了如此好的读书环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在书店，上班时间不准看书，下班也不允许带书回家，买书当然可以，但不鼓励读书。只鼓励你了解书的内容提要，以便向读者介绍。不过，即便在如此控制你读书的高压环境下，我还是能暗自以写借条的方式把书带回家阅读几天再归还。书店不鼓励职工读书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对书的兴趣太浓，容易产生偷书的念头，即监守自盗。二是读书有不安心工作，难以领导之嫌。
近水楼台先得月，在好书紧缺的那个年代，我买了不少的好书，所谓好书自然是跟自己的阅读需要密切相关。我那时对文学、哲学、艺术感兴趣，如《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四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10月第一版，当时是内部发行读物）、尼采的《哲学与真理笔记选》，利科的 《哲学主要趋向》，阿纳森的 《西方现代艺术史》等等。书订的少，到货了，看在眼里，实在抵不住诱惑，先下手为强，掏钱买下。家里买的书太多，多属此种情况，也常因此买了些不值得买的书。有的书很贵，要花去一个月的工资，常咬着牙、跺着脚做出买的决定。
由于我对读者和书比较了解，后来订书的第一关由我来负责。订的书到货了，我除了自己买一本，还要给基本读者（熟客）留几本在橱子里，剩下的才摆到书架上。哪位读者喜欢哪一类的书，我最懂得。所以基本读者们来书店多是先找到我，买我留在橱里的书，之后再看书架上的书。
那个年代书店，包括其他商店都是闭架销售—营业员与商品跟顾客之间隔着柜台，顾客在柜台外选物购物。这种方式对别的商品还行，对书来说却不太合适，书架上的书多是书脊朝外，书名2号字左右，许多读者看不清书名，很费劲的样子。我记得有个黑脸、大眼核儿读者（此人买书很多，我离开书店后再也没见到他）总是把脸侧过来用眼角看书架上的书。我很替他们着急，提了建议，经领导同意，我可以把他们让进柜台里，近距离自己从书架上取书看。读者们自然高兴，但要求进来的读者越来越多，终因招架不了而终止。后来我只能把我的基本读者请进柜台看书。这就算是给朋友“走后门”了。这些基本读者多是作家、诗人、学者，在专业上多是佼佼者。我与他们中有的成了朋友，至今来往甚密。
后来不知从哪里学来的先进理念，把横在读者面前的障碍物—柜台撤除了，开架售书，也就是现在书店的样子。
在青岛古籍书店工作了十年，让我跟书结下不解之缘。如今家里的书可以说是泛滥了，一百多平米的房子被书占去太多的空间，以致影响到世俗的空间。即便如此，我还忍不住动不动就买书，而且现在买书更方便了，在电脑键盘上轻轻一敲，很快，书就从千里之外送到了家门。
现在，中山路上的古籍书店已经消失多年了，但仍存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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