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宁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4月29日 03 版） 法兰西学院（Institut deFrance）这座学术的圣殿在我心目中一直是十分神圣和遥不可及的，我过去只是在文学作品以及学术史书中看到过对这座学术圣殿的描述。由于翻译的缘故，国内的学者经常将其与另一所以教学为主的学院相混淆：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deFrance），蜚声西方思想界的大师级人物福柯当年就曾在这里教过学。实际上这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一个荣誉性的学术组织，所实行的是院士制，也即不管何人，不管他在什么单位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只要有显赫的功绩和成就就有可能入选为院士。而后者则是一所高校，当然这里的杰出教授也有可能入选为前者的院士。但福柯却从未入选院士，这已成为学术史上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因此有的人干脆将前者译为法国科学院。有鉴于其下属的五大学院有四个与人文学科有关，因而最精确的翻译应为：法国人文与科学院，只是人们习惯于称之为法兰西学院，我也就入乡随俗吧。 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常任秘书米歇尔·冉克院士唯恐我的法语表达不畅，便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和我侃侃而谈，其间夹杂着大量的法语词汇和专业术语。他从这座学院的历史谈起，一直谈到他最近一次到东亚地区的旅行。听着他的描述，我不禁对这座学术圣殿肃然起敬。我得知，那是他的一次非常神圣和独特的旅行：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于2013年9月19日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外籍院士，考虑到饶先生已是九十八岁的老人，不宜远行，作为常任秘书的冉克和傅飞岚(Fran⁃ciscusVerellen)院士，特地飞赴香港为饶先生举行了隆重的颁职仪式，由傅飞岚院士宣读颁奖辞，冉克院士授予饶先生院士佩剑和证书。据说这是法兰西学院首次在法国境外举行如此隆重的院士仪式。正当我对学院的颁职仪式作出种种猜想和憧憬时，我又在巴斯蒂院士的推荐下，应法兰西学院办公厅的邀请，前往出席新院士颁职典礼。可想而知，我此刻的心情是如此的激动，并期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 天公的确为我作美，我在巴黎访问讲学的这两周风和日丽，很少在北京见到的蓝天白云在这里却十分平常。颁职典礼的仪式是为当选为该院下属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的哈维尔·达科斯（XavierDarcos）举行的。法兰西学院（L’InstitutdeFrance）成立于1795年10月25日，是法国独具一格、世界闻名、群英荟萃、举足轻重的学术机构。这所学院下设五个学术院或学部中，法兰西学术院声誉最高，而且遴选也最严格。四十把交椅是固定的，去世一个增补一个，毫不含糊。几天前会见我的总院院长伽伯里埃勒·德·伯豪格利就是一位双院士：他于1997年被选为法兰西人文与政治学院院士，2001年被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2005年11月29日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总院长。他的任命书由总统签署，同时他也直接向总统负责。和我所入选的欧洲科学院所不同的是，这几大学院都有独立的院士遴选权，其中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最多，现在已达到260多位，比其他四大学院的院士加在一起还多。相对于人文学科的这几个学院，科学院更加开放和国际化，而且当选的院士也年轻。 确实，法兰西学院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学术圣殿之一，同时也是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所学术机构，它的五大学院的所有院士加在一起共有400多人，而其中的人文学者、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则占了将近一半，与欧洲科学院的组成有着鲜明的对照，在后者中的3000名院士中，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还不到600位。我本人也于2014年7月十分荣幸地在巴萨罗那出席了新院士的入院仪式，我后来专门向学院的常任秘书要了一套记载了整个仪式的演示文稿幻灯片留作纪念。我记得当时共有45位新当选的院士出席了仪式，没有击鼓，也没有院士服，我们只是身穿自己喜爱的西装，打着领带，伴随着演示文稿幻灯片的翻转，听到主持人报到自己名字时便走上台接受院长颁发的纪念品。其中每人都有一段颁奖词，对该院士的成就和学术影响力加以概括，而院士证书则早在当选后的一个月内就由院部直接寄给当选者。入选院士名单在学院的年会闭幕时宣布，然后由常任秘书通知本人，同时邀请新当选的院士出席第二年的年会。这一点较之法兰西学院的颁职典礼有了大大的改进和简化。 毕竟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社会，高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术活动都大大地便利了。但是又何以保留传统的人文精神呢？这是我在近距离地接触了法兰西学院后产生的感触。确实，这所学术圣殿汇聚了法国的各路精英，为国家的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从我和他们的接触中也得知，这所学院的遴选标准并不是同一的，尤其是那几个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相关的学院对院士的遴选更看重的并不是候选人的著述和学术影响，而更注重这两项：一是个人的经历，也即一般入选者都有着显赫的家庭背景，而那些靠自学成才的草根阶层则几乎入选无门；其二则更重视入选者对法国文化事业的贡献和成就，而不是看他有何种学位、多少著作和多大的社会影响。当然，这既是它的长处同时也是其局限，这一点我在和院士们的交谈中也了解了一些。我曾不揣冒昧地向他们询问道：为什么蜚声国际学界、有着巨大影响的作家、理论家和思想家，如萨特、德里达、福柯、克里斯蒂娃、巴特、利奥塔、鲍德里亚、布尔迪厄、巴迪欧等人未能入选院士，而一些其名声远不如他们的人却入选了？我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们太激进和反传统了，因此他们往往在追求标新立异的美国会大受欢迎，在着力引进最新西方学术思潮的中国也倍受追捧，而在他们的故乡和传统深厚的法国则备受冷落。这大概也是法兰西学院的一个悖论吧。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