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饮食文化精神

在华夏文明中，饮食的确有其独特的地位。中国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饮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到治国之道，小到人际往来，举凡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军事学、医学以至艺术理论、文学批评，无不向饮食学、烹饪学认同，从那里借用概念、词汇，甚至获得灵感。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天”者，至高之尊称，也就是说“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这是传统政治哲学精粹之所在。儒家认为民食问题关系着国家的稳定，孟子的“仁政”理想在于让人们吃饱穿暖，以尽“仰事俯畜”之责，甚至儒者所梦想的“大同”社会的标志，也不过是使普天下之人“皆有所养”。

古圣今贤如此立论，芸芸众生亦照此实行。于是，逢年过节，亲友聚会，喜庆吊唁，送往迎来，乃至办一切有人参加的事情，不管是喜是悲，不论穷富贵贱，似乎都离不开吃。古往今来有那么多各种名目的宴会，都是借以协调国际或人际关系，以达到欢乐好合的目的。故《礼记》云：“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因为“礼”的原则之一就是强调“让”，而在有群体参加的饮食生活中，例如“乡饮酒礼”等都以礼让为先。人们能够在同乡或亲族相聚宴饮中学习到礼。

中国文化特殊性在于“吃”对我们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存在于潜意识中。这点从大众语汇的构成中亦可看出。“吃”（或文言中的“食”）被赋予各种感情色彩。上世纪初，国人把信天主教称做“吃洋教”，把当兵叫“吃粮”；三十年代，上海市民被租界的外国巡捕踢了一脚，自嘲为“吃了一只洋火腿”；四十年代，抗战大后方的重庆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民谚。其他如被打嘴巴叫“吃耳光”，被冷落叫“吃闭门羹”，被人趋奉追捧叫“吃香”，一往无阻、非常走红叫“吃得开”，受到损失叫“吃亏”，得到好处叫“吃到了甜头”，衣食有余叫“吃著不尽”；文言一点的把承受祖宗余荫叫“食德”，把不讲信用叫“食言而肥”。“吃”无所不在，无往不通。总之，凡有所得都叫做“吃”，仿佛东西只有到了自己的肚子才是最合适的去处，才最使自己安心。这些说明了“吃”在我们生活中的地位和对我们深层意识的影响。

中国人善于在极普通的饮食生活中咀嚼人生的美好与意义，哲学家更是如此。庄子认为上古社会最美好、最值得人们回忆与追求，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可以“含哺而嘻，鼓腹而游”，也就是说吃饱了，嘴里还含着点剩余食物无忧无虑地游逛，这才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先秦哲学家中最富于悲观色彩的庄子尚且如此，那么积极入世的孔子、孟子、墨子、商鞅、韩非等人就更不待言了。尽管这些思想家的政治主张、社会理想存在很大分歧，但他们哲学的出发点却都执著于现实人生，追求的理想不是五彩缤纷的未来世界或光怪陆离的奇思幻想，而是现实的、衣食饱暖的小康生活。所以，《论语》《孟子》《墨子》才用了那么多的篇幅讨论饮食生活。饮食欲望，一般说来容易满足，“啜菽饮水”，所费无几，即可果腹，所以人易处于快乐之中。李泽厚说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乐感文化，是有理由的。

（节选自《光明日报》）

来源 | 《语文报·高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