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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是指一种向自我的表象的投注吗？ 霍：弗洛伊德没有从表象的角度去说，而是说一开始没有投注的时候，就是一个自恋的状态。 刘：是一个原发性的自恋？ 霍：对，是和后来投注出去又收回来的那种继发性的自恋不同的，那种情况是投到自我上面的爱的状况，弗洛伊德是假设了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封闭的自恋的状态，然后才打开，去爱上母亲。而拉康则不一样，他一来就说自我和彼者是有关系的。他这样说，其中一个理由就是精神病的临床，在弗洛伊德那里，他认为精神病是一个自恋的临床，但在拉康的艾美的个案中间，他仍然观察到她是彼恋的。相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拉康走了一大步，无论是在病理的方面还是人格构造的方面，都是走了一大步。今天的文本，前面的部分都是弗洛伊德的思路，后面“缺失与父亲”那里开始才更多是拉康的东西。 弗洛伊德当时有一个趋势，当他建立了转移神经症的理论之后，就把其他的临床大多归结到一个自恋的情况里，而且他的假设是以一个男孩爱上母亲这种情况作为发展基础的，所以他在自恋中讨论女人的情况。 朱：这和拉康的“女人不存在”的说法有关系吗？ 霍：拉康这句话的原文中有一个“la”，他划掉的是这个“la”，所以是“加定冠词的女人不存在”或者“概念的女人不存在”。 劉：或者说“女人这个类型不存在”。 霍：对，是说作为一个类型的不存在。是强调女人的未被定义，作为集合的女人不存在，石祖定义了男人，但也就没法定义女人，是说这个意思。 劉：现实中我们能观察到一种现象，有些男人会刻意为一个女人做很多事，比如一些家务，或者给她买礼物，或者其他表达，但这个女人却完全不能在这里面感觉到一种爱的满足，反而会觉得这个男人很弱。如果站在一个母性的角度，会觉得这种男人其实很可怜，他们就像是一个孩子在满足母亲一样，但始终做不到。 朱：这让我想到另一种情况，比如一个男孩为了一个女孩去打架，有时候虽然没有取胜，被打得很惨，但反而这会让这个女孩会有另一种感觉。 陈砾：是的，让我想到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面就有这样一个类似的场景。 刘：但我觉得这儿还是会有一种区分，即便都是一种朝向“不可能性”的东西，如果回到母亲和孩子的例子的话，仍然是有“不可能给予母亲石祖”还是“不可能成为母亲的石祖”的区别。虽然有时候做的事情看起来一样，但主体内部的运作还是有区别。 叶：这让我想到癔症的那种无法满足，就是说有的女人在面临男人没办法满足她的时候，也许她就接受了，但有的女人就会一直“折腾”，我刚才说的“癔症化的”，更多是指后一种。 贺：但在任何人那里也都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吧。 刘：但好像也有一种区分，在很癔症化的情况里，更多是朝向“就是不想被满足”这个东西去的，而其他一些人更多看起来是朝着“想要被满足”去的，只是得不到满足。 陈婉迪：今天的文本里有一句是“我们可以确定是什么在转移中构建出主要障碍，是什么使主体偏离了联想的工作”，感觉是在说一个抵抗转移的来源，但在我以前翻译有关“抵抗”的词条的时候，更多是说抵抗来源于压抑，是压抑妨碍了转移，但是和今天的“爱”这个词条好像并不有关？ 叶：我觉得今天这个词条主要是想说，人在自恋的情况下很难有个转移，而不是说转移的具体障碍是什么。 刘：我的理解是，在分析中，分析者有一种倾向，是和分析家重新建立一种类似自我和小彼者的那种关系，而这种倾向会导致转移或者自由联想受到阻碍。而后面一句话可能更多是说分析家可以有一个干预，让分析者不是完全朝着这个方向去。 今天的文本里提到“攻击性”，我记得拉康好像是有一个主张，说是要在分析开始的阶段把分析者的攻击性带出来，并进行一个工作？ 贺：带出来是要做什么呢？虽然我们确实能观察到分析者的攻击性在分析的前期确实容易被带出来，也许并不需要我们刻意去带？ 叶：我觉得这种现象也还是要分人，不是每个分析者那里都会出现。 刘：能不能这样理解，是在某种情况下才需要有一个类似“带出攻击性”的处理，比如今天文本提到的那种分析者试图和分析家重建一个类似镜像的关系时，而另一些情况里也许不需要“带出攻击性”的操作，比如分析者一直说“空话”的那种情况。 叶：我对“说空话”的理解是，以前我也会有类似的感觉，觉得分析者有些说的内容不在分析的状态里，但后来觉得并不是这样，是我们把分析者的话语定义成了“空话”，但我觉得并不是真的它就是一个空话。 刘：嗯，这点我能理解。但我觉得还是有另一种情况，这是我在自己的分析里的一种体验，有时候当我在之后的某个时间回顾自己以前分析中的一些言说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一种“说空话”的感觉，一种为了把分析的时间填满而说一些内容的体验，这可能很难解释清楚，但我自己确实有这样一种体验，尽管我并不把这种情况预设给我接待的对象，但我觉得我在自己身上是体验到了的。 叶：有时候确实会有那种情况，比如分析之前告诉自己我等会儿要说什么，要怎么说，但进入分析之后讲着讲着也就会到了另一个别的地方。或者以为没什么可以说了，结果还是又有东西说出来。 刘：我觉得这儿就有个区分，前面和后面是不一样的，后面的那些内容也许是那种需要被“带出攻击性”的言说，而前面的那种是一个“空话”，是一种不同的状态。 劉：但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种疑问，因为我觉得文本所描述的那种状态就是转移，而不是对转移的抵抗。 叶：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的想法是，这里是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做一个再解释，说一个人处在一个自恋的状态中时，他就没法建立一个转移，也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精神分析的工作。 贺：弗洛伊德的说法是很极端的，是说没法转移，但我觉得今天文本只是说有一个障碍，但不是不能转移或者工作。 刘：那会不会是这样来理解今天这个文本，也许这里是想说，如果分析中分析者有了一个障碍的话，不应该是在无意识的流动的那个角度去说他遇到了障碍，而更多应该是在这个想象关系里来寻找这个障碍。就是说不是要构建一个“障碍”的概念，而是说当有障碍的感觉出现了之后应该在哪个水平上讨论。 贺：今天文本中有一个“投到屏幕上”这个说法，这个“屏幕”是指一个客体吗？ 刘：在拉康的幻想公式“$◇a”那里，我记得有某种诠释就是说“◇”符号在这里就会起到一个屏幕的作用。 劉：那就是在想象的维度之上了，但是文本里举的这个例子，说的是“就如同在倒错和恋物癖那里”？ 陈婉迪：也许是因为恋物癖和倒错在弗洛伊德看来都是一种看似对别人有爱但其实是自恋的情况，这种情况里，主体总是要把对自己的爱投到一个对象或者屏幕上。 叶：但文本后面又说了“不以具体客体为目标”。 贺：目标和客体，或者说和承载物还是有区别吧，但我不能确定拉康的屏幕是否有类似的意思。 陈砾：是要强调爱的对象和爱的目标是分开的吗？就像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里面说性的目的和性的对象是分开的类似。或者是否和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到的洞穴理论的那个“屏幕”类似？ 劉：我是赞同这是一个想象维度的东西，但我不能理解作者为什么要举这两个例子。 刘：也许作者想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爱投注到外界现实的一个东西上，而另一种是投到内部的表象上，在外界没有对象，而只是把这种“内投”的东西再投到外界的屏幕上来显现。 霍：我认为这里是在说有一种虚构，是一个虚像的问题，在倒错和同性恋那里，他爱的是一个虚构像，而不是一个实体，这是弗洛伊德理论框架下的一个思路。拉康的思路是接近于这个思路的，认为这类情况里是虚构了一个东西，然后爱上这个虚像，拉康也是在这个思路上的。 刘：能不能这样理解，在一般的神经症的那种情况里，是用了一个具体的东西来替代客体，但在倒错那里，是没有这样的一种实物在替代，而是自己制作了一个虚像来替代。 霍：可以这样理解。一种是实的，一种是虚的。 劉：这个文本把弗洛伊德的“自恋”概念和拉康的“欲望”概念放在一起讨论，但弗洛伊德更多是一个“整体形象”的思路，无论自恋，还是投注，对象都是一个整体，但拉康的欲望的客体a始终是一个局部的东西，怎么理解呢？ 霍：在拉康那里，客体a是欲望的原因，而弗洛伊德的“欲望”说的那个，只是爱上拉康所说的想象界的东西，在拉康那里，欲望的原因-对象是符号的东西，弗洛伊德所说的“欲望”被拉康处理为“爱”，是想象的东西，而拉康创造出了一个符号层面的欲望，是不同的。 陈婉迪：所以“爱”和“请求”都是想象的东西？ 霍：对，都是想象界的，“请求”就是对爱的请求。某种程度来说，弗洛伊德所说的“欲望”在拉康理论里只是“请求”，对爱的请求。 刘：那么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里，是没有一个拉康式的“欲望”的东西的？ 霍：没有，弗洛伊德在进行纯理论讨论的时候，他认为语言是在意识水平上的，语言只是起到一个把无意识的物表象翻译成词表象的作用，在他那里，无意识的欲望的表象是一个视觉的表象的呈现，那么显然就不会有一个拉康式的欲望的概念了。拉康把阴茎的概念变成了石祖的概念，石祖既起到一个和阴茎类似的想象的作用，又起到一个符号的作用，然后定义欲望，与欲望联系在一起。 刘：所以这个欲望是超越了性的东西，是弗洛伊德那里没有的？ 霍：对，拉康提出了石祖作为一个阴茎的符号，这个东西是弗洛伊德那里没有的。而欲望的始终无法满足，这里有一个剩余，也就是客体a了。 刘：也就有了一个“不可能性”和客体a始终连在一起。 霍：对，是丧失了的。拉康强调的“符号阉割”这个理论，对于孩子和母亲过于粘着的临床有很好的效果，但对于孩子和母亲关系过于疏远的临床来说，就会很不适用，所以现在很多拉康派的分析家，也去学习温尼科特的理论，也是临床上的考虑。 贺：对于关系太疏远的那种临床，拉康派的分析会更容易脱落吗？ 霍：有可能。而且分析者有一个焦虑，他需要一种“给”或者“补”，我们可以说这种临床是一种负面的粘着，母亲没有给一些东西，导致他停留在那里，拉康强调的是母亲满足太多的那种粘着。而这种临床需要先有一种“补”。 劉：我觉得这里虽然是一种“补”，分析家虽然是一种母亲式的角色，但仍然要思考是什么样的母亲，是一个全部给予满足的母亲，还是一个克莱因所谓的“既好又坏”的母亲。 霍：对，需要是“既好又坏”的。每个个案都有要切的部分，也有要补的部分，应该是既有“阉割”又有“抱持”的，虽然不同的临床在两方面的比例不一样。比如那种需要“补”的临床，我们必须要先“补”了，才能切，否则切不掉。但这里我们假设了一个恰当的比例或者位置，分析家在这里预设了一种“恰当”，然后调整，近一点，远一点，但这种距离总是不可能完全合适的，然后分析家有一个挪动。而且还会涉及到分析家的风格的问题，有些是温柔的，有些是硬朗的，不同的分析家适合不同的分析者，也许一些分析者会因为分析家的风格问题而离开，但分析家不应该为了讨好分析者而改变自己的风格，这种讨好的改变只会让问题更糟糕，只能是保持风格前提下的一种微调。 叶：霍老师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虽然我听起来感觉是可以操作的，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知（Knowing）”的位置了，对分析者有了一个判断，这样做妥当吗？ 霍：这个是一个工作假设，是大概的，虽然从第一次工作开始就有了，但会不断的修改。我们有很多具体的细节仍然是不知道的，但如果没有一个大概的假设，我们也没有办法工作。这在和儿童工作的时候也很明显，比如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来了，工作了几次之后如果我们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工作假设，那么也许我们还需要父母继续来，当我们大概知道情况了，才能和孩子工作。 我们说这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一个判断，就是说这个假设是需要不断修改的。然后另一个东西是一个无意识的直觉，这是你作为一个分析者，和你的分析家一起工作时获得的，当然，这假设了你的分析是成功的。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感觉，当你和你自己的分析者工作的时候，也就会把你的分析者放到那样的距离上。  讨论班内容回顾（点击链接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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