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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 崔绍文 在唐代南诏史研究中，八诏、六诏如何统一为南诏是一个重要问题。当今史学界公认：南诏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简单地“火烧松明楼”一把火就烧出个统一的南诏国来。当然，“火烧松明楼”是一个优美动人的传说故事，是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其本身不是历史事实。传说故事中如果包含有历史因素，那是须要认真仔细地辨析，科学地鉴别，才能找出内在的历史来，否则就会犯主观臆断的错误。
本文根据漾濞彝族蒙姓聚居地区“南诏分族”的初步社会调查，又根据笔者所知的前人记载，以及当今专家、学者著文，试图对蒙舍诏（南诏）统一蒙巂(读suǐ髓，不读xī西，下同) 诏、样备诏的历史过程作一初步探讨。
笔者才疏学浅，加之孤陋寡闻，现斗胆以文探讨这一难题，希望起到抛砖引玉作用，引起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并深入开展研究，以期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为建设云南文化强省增添沧海之一粟，为促进社会和谐添一滴水。
一、蒙巂诏与蒙舍诏（南诏）同在一川，同姓蒙
关于唐代苍山洱海地区的诏数，唐人樊绰著《云南志》（又称《蛮书》，以下省称《云南志》，为节省考证、纠错之繁琐，本文主要以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一书为据）卷三“六诏”载：“六诏并乌蛮，又称八诏，盖白崖城时傍及剑川矣罗识二诏之后，开元年中，蒙归义攻石桥城，阁罗凤攻石和，亦八诏之数也”(1)。如果白崖、剑川、石桥、石和各自作为一诏则共是四诏，加六诏则共应是十诏而不是八诏。但是史家历来照樊绰所记只言八诏、六诏，不言十诏。其中石和，《南诏德化碑》称石和子，周祜老前辈注释：石和子即施浪诏，地在今洱源县东北部的三营、牛街一带(2)。《云南志》“名类第四”载：“渠敛赵，本河东州地，西崖有石和城”。此问题另当专文探究，此不赘述。
诏是大酋长、大首领、王、部落之意。六诏名称和居地主要范围是：
（1）蒙巂诏，今巍山北部、漾濞县大部、永平一部。樊绰称“蒙巂一诏最大”（《蛮书》卷三）。史学家马长寿在《昆明、六诏、六诏的统一》一文中，指出《南诏野史》、《读史方舆记要》注、清代冯甦《滇考》、日本学者铃木俊等对蒙巂诏位置考证的错误之后并订正道：“其实，蒙巂诏的位置，唐代樊绰的蛮书言之最确，蛮书卷五云：‘蒙舍北有蒙巂诏，即阳瓜州也，同在一川。’此言蒙巂诏在蒙舍诏以北，即阳瓜江的上游。”“我们去年在巍山县旅行时，见蒙化坝的西北有一小丘陵，此丘陵以东南为蒙舍诏，以西又有一坝为蒙巂诏。前者为唐代的蒙舍州，后者为阳瓜州。故云此二诏、二州同在一川。”（蒙巂诏）“此诏东西一百二十里，疆域最广，故蛮书卷三云‘蒙巂一诏最大’”(3)。
（2）越析诏，亦称么些诏，今宾川县。
（3）浪穹诏，今洱源县。
（4）邓赕诏，今洱源县的邓川镇。
（5）施浪诏，一说在今洱源县蒙次和山下之蒙次和村（据马长寿考证及范文澜所记“牟苴和城”）。一说在今洱源县三营及鹤庆、剑川一部分（据马曜考证及周祜译《南诏德化碑》注）。浪穹诏、邓赕诏、施浪诏三诏总称为三浪。
（6）蒙舍诏（南诏），今巍山县南部、南涧县大部及弥渡县西部，因蒙舍诏位于其他五诏的最南边，所以又称为南诏。
（一）蒙巂诏与蒙舍诏（南诏）同在一川。
《云南志》卷五“六”载：“蒙舍川罗盛以（原文写作“已”）上之地，旧为蒙舍州”，“当五诏俱存，而蒙舍北有蒙巂诏，即阳（原文写作“杨”）瓜州也，同在一川。”此处所谓川，是一马平川的川，指平地、平野（也可指河川之川，因为唐代的阳瓜江就是今天的西河，此河是元江红河之源）。平川，用云南汉语方言叫做平坝、坝子。同在一川就是同在一个坝子，这个坝子叫蒙舍川。从唐代六诏至今，自然实体的地形、地貌、山、河没有大的变化，当时的蒙舍川就是今天的巍山坝子。就是说，唐代蒙舍川有蒙巂诏、蒙舍诏（南诏）两个诏，前者在川北部，后者在川南部，从行政划分角度则前者叫阳瓜州，后者叫蒙舍州，同一川划分为两个州。二诏（二州）共居一川，各自统治一方（一北一南）。
（二）二诏共居一川，各自建立都城。
公元649年（已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二十三年），蒙舍诏主舍龙病故，其子细奴逻（又名独逻、独逻消）继诏位，自称奇嘉王，建立大蒙国，又称南诏国。650年（庚戌，唐高宗李治永徽元年），细奴逻在龙于山筑龙于城为都，这是南诏第一个都城。至今尚有龙于山、龙于村地名。巍山县地名志载：龙于山：在县城西北面，庙街区西北部，距县城约20公里。……古称龙图山，亦作咙吁图山，以吉祥之意命名，南诏初期，曾在此山建都城，现有遗址。并建有云隐寺，为游览地(4)。龙于村：在佛堂村西北面。彝族村。因在龙于山下得名。又因山上有云隐寺，习称寺脚底(5)。
统治蒙舍川北部的蒙巂诏，唐代按行政划分称其为阳瓜州，州名因其地处阳瓜江上游而得名。阳瓜江，今称西河。巍山县地名志载：西河：在巍山坝子西部，属红河（元江）上游。发源于永建区永建乡西北部山箐，自西北向东南纵贯全坝区，至大佛山厂流入南涧县境内。……古名阳瓜江，以两岸盛产瓜得名。旧志列“瓜江累玉”为十六景之一。因河在坝区西部，改称今名。（6）
当今被誉为“云南赤子”、“大地诗人”和“云南现代人文地理学家”的柴枫子满怀豪情，徒步跋涉，用了十个月多的时间实地考察，发现并查清了巍山西河（又叫巍山河）与哀牢山的水文、地质、地理和人类文明四个方面的情况，徒步走完了中国红河干流的全程，并积极呼吁立碑。立碑时由柴枫子、米六摩与乌栖父老乡亲、村委会、永建和乌栖完小的全体师生在场，由大理州绿化委员会、州水利水电局、州城乡建设环保局、州文化局、州民政局、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农历三月初九日）共同立碑于巍山西河上游羊子江的顶点，即元江红河主流的顶点，也是整个中国红河流域分水岭线的顶点。碑名为“红河源碑，”正面刻“大红河源额骨阿宝”八个流畅的大字、碑文、立碑时间、立碑单位；背面刻《红河源祭》一文，文中对“额骨阿宝”这句彝语作了这样解释：“千百年来，彝族人民的祖先，一直把这一片土地叫做‘额骨阿宝’，意为：弯弯曲曲的一条水的父亲。”（其中：额为水，骨为弯弯曲曲，阿宝为父亲。）2003年3月23日至4月18日《云南日报》（周末）五期连载了柴枫子的《从“额骨阿宝”开始——来自红河中国全程的报告》长文，后由巍山县人民政府编印成《从“额骨阿宝”开始》一书。书中，作者饱含深情地称巍山西河是“云南最有志气的水流”，“在云南自然、地理、文化、经济、历史等各方面均占最重大地位的一千二百里哀牢山脉和与她同体、同在的云南六大水系之一的元江红河，是同一个生命体中的骨肉和血脉，二者一同在这里——哀牢的起始之地，也是中国红河的源始之地。”“红河流域是当代云南经济和民族文化的强带和集中带，也是云南支柱经济的集中带”。“一千三百年前，云南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进取的意志的第一个质心，诞生于巍山红河畔。”“在一千三百年前的岁月里，红河源和南诏源共同创造和书写了云南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巍山西河当之无愧是红河上游之干流，其源亦无愧是中国红河之源（亦即国际红河之源）”。(7)
以上所引红河源“额骨阿宝”著述、唐代者述、当代地名志等表明，今巍山西河，在唐代就是阳瓜江、六诏时期由蒙巂诏（阳瓜州）统治蒙舍川北部。
蒙巂诏府地址，曾有多种谬说：《南诏野史》上卷载：“蒙巂诏居越巂，今四川宁远府越巂厅是。”明代杨慎《滇载记》载：“蒙巂诏今建昌。”诸葛元声《滇史》（又名《滇事纪略》）、清代王崧《云南备征志》同杨慎观点。向达《蛮书校注》卷三载：“据本书卷五，蒙巂在蒙舍北即阳瓜州，即白崖城地，盖今之弥度坝子也。”笔者究其错误根源，全在于从书本到书本、从资料到资料，缺少实地社会调查之故。当然，做学问无论是钻研史籍还是实地社会调查，都很艰难；要想不出错，非付出极大心血不可。
蒙巂诏府在今巍山永建北部名叫碗成村的自然村。据巍山县地名志载：碗成村：在白土坡西北面。汉族村。相传为唐初蒙巂诏驻地。原名“母古路”，是彝语，意为野马箐，后汉族到此烧碗成功，更用现名(8)。巍山汉族学者赵堪同老前辈在《蒙巂诏遗址初探》一文中考证：“一、蒙巂诏的驻地相传在今永建乡北部的碗成村，该村位于巍山坝子最北面大尖山下，与巍山坝子之间有巡检村后的小山丘相隔，单独形成了一个小盆坝，四周群山环抱。”“碗成村南面有一个小山包，上建有二公主庙”，（盆坝）“最南面有一个村子名莲花塘村，以村侧水塘中盛产莲藕得名。”“蒙巂诏主当年的住所，在二公主庙后面，现盖有几间住宅，早年在此盖房子挖地基时，曾挖出很多瓦片，瓦很大，并有两个很大的象脚石，是摆在大门外两侧作为上下马的垫脚石，现村中尚留有一个。”“关于二公主庙，附近几个村子的人都说，二公主是白王（张乐进求）的第二个女儿，嫁给蒙巂诏主，和三公主（细奴逻妻）是亲姐妹。”赵老在文中又说：“二、永建乡大围埂和小围埂两村的围埂，据传为蒙巂诏所筑城墙的遗址。”(9)史家马曜审定《彝族简史》载：“蒙巂诏”（在）“今巍山北部碗成村附近”。(10)笔者采用此说。
（三）蒙巂诏与蒙舍诏（南诏）不但同在一川，而且同姓蒙。
1、蒙舍诏（南诏）王姓蒙。《南诏德化碑》载：“王姓蒙，字阁逻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同三司之长子也。”（11）《云南志》卷三“六诏”载：“八，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贞元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新唐书》卷二二二上载：“王蒙氏，父子以名相属，自舍龙以来，有谱次可考。舍龙生独逻，亦曰细奴逻。”这些都为史学界所公认。
2、蒙巂诏王室是否姓蒙？不知是否有同仁撰文，笔者斗胆认定是姓蒙。理由叙述于下。
（1）蒙俭是唐代咸亨年间的蒙巂诏王，姓蒙。
唐代《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以下简称《王仁求碑》）载：“阳瓜州刺史蒙俭实始其乱。咸亨之岁……”。（12）同时期的骆宾王《兵部奏姚州破诺没弄、杨虔柳露布》（以下简称《露布一》）与《兵部奏姚州破贼蒙俭等露布》（以下简称《露布二》）两文，（13）再参照《新唐书·高宗本纪》，综合分析可知：咸亨年间姚州蛮（《南蛮传》作“永昌蛮”）叛唐，为首者是蒙俭。蒙俭的唐封官职是刺史，统治地区是阳瓜州。换言之，蒙俭是唐封阳瓜州刺史，其官职、行政地位与当时的巍峰（又作“巍州”）刺史细奴逻、河东州刺史王仁求同官职、同级别，不同的是王仁求为白蛮首领，不称诏，而细奴逻与蒙俭为乌蛮首领，称“诏”。而且，细奴逻与蒙俭各为一诏，如前所述，细奴逻为蒙舍诏主，蒙俭既然受唐封为“阳瓜州”刺史，显然就是蒙巂诏诏主，姓蒙名俭。
（2）今漾濞彝族蒙姓是唐代蒙巂诏、样备诏与皮逻阁的蒙氏后裔。
今漾濞彝族蒙姓自称是“南诏分族”、“皮逻阁后代”。
经笔者深入乡村初步调查，今漾濞彝族自治县辖地，主要是原彝族蒙姓的统治区。漾濞于1912年6月1日正式设县（即民国元年才设县），“设县后所划拨地最多者首永平、次蒙化”（漾濞县志第一版P36载）即指此。今彝族蒙姓在县内分布于苍山西镇、顺濞乡、太平乡、龙潭乡、平坡镇等三乡两镇的广大地区，表明漾濞是彝族蒙姓聚居区，县外还有永平黄连铺、北斗是同一蒙姓聚居区。原因是漾濞、永平两县彝族蒙姓发祥地在蒙官村（今苍山西镇河西村委会蒙官村）。经查，古代由蒙官村分出两支：一支到罗斯白地（今顺濞乡新村村委会罗斯白地村），另一支到普打拉（今太平乡箐口村委会普打拉片村）。普打拉这一支又分出一支到打牛坪，这一支与黄连铺、北斗（今属永平县）彝族蒙姓历史以来成亲戚，打牛坪蒙家的祖坟现在还埋在永平县。经认真调查，理清漾濞彝族蒙姓家谱九支，其中三支（一、苍山西镇河西蒙官村蒙贵基家谱；二、苍山西镇密场村蒙永铭家谱；三、太平乡箐口村委会普打拉片村蒙定邦家谱）已载于《中国彝族谱牒选编大理卷》（14）。调查所获基本内容以《漾濞彝族喇咯（腊罗）支系蒙姓源流初考》一文先后载于《漾濞彝学研究资料第一集》（15）与《魅力大理彝学研究第10集》。（16）在蒙姓九支家谱中，蒙定邦一支家谱，明代《土官底簿》有记载：元代任永平“土官千户”起，明代首任打牛坪巡检司土巡检（名蒙罗白，永平县罗罗人），记载到明代天启年间。蒙定邦墓志有“乃先世巡检之后”、“漾川著籍”（指加入军籍）、“蒙赏千总之职”的记载，立碑时间为清宣统元年已酉夷明（七）月（公元1909年5月），其后代一直延续至今。其家谱从元宪宗（蒙哥汗）七年（即公元1257年）任永平千户算到2005年（初步调查结束），长达748年。因笔者已成文，载于书（如上述），此不赘述。
漾濞彝族蒙姓属喇咯（腊罗）支系，亡人家堂用“丁兰刻木”，彝语称“乃慈”；有土主庙祭蒙氏祖先“蒙圣老祖”，据传说，正月初八为蒙圣老祖诞辰，蒙圣老祖庙以正月初八为正会期（罗斯白地、普打拉片村有分庙，会期相同）；蒙氏祖祠建在蒙官村，县内蒙姓在上个世纪一九五八年及以前都来蒙官村蒙氏祖祠内祭拜，一九五八年后仅有蒙官村人在祠内祭祖。包产到户后，五亩多的踏歌场、厨房等已被占，现已破败不堪，但祖祠墙、屋原貌仍可辨认。漾濞彝族蒙姓最早的土棺葬墓牌文刻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季春（公元1610年4月）立的蒙君宠、罗氏夫妇合葬墓，碑文尚可辨认。
经初步调查，蒙姓至少有八大土棺葬墓群急须保护：1、明代蒙君宠墓群（六冢）；2、蒙朝贤墓及其子、孙墓群（因从其父起至其孙止一门四代皆文人，蒙朝贤及其两个儿子已载入《永昌府文征》、民国《永平县志稿》以及当今永平、漾濞两县县志第一版）；3、罗斯白地后山墓群；4、罗斯白地村中墓群；5、罗斯白地腊施墓群；6、太平乡普打拉片村白坟墓群；7、普打拉片村后山蒙定邦夫妇墓群（仅三冢）；8、蒙家坟村的蒙姓墓群。如果深入调查，不会少于六百冢。笔者调查中看了二十三片蒙姓古墓群，有碑文者一百六十二冢，认真抄录了九十六冢。因限于篇幅，仅录数语如下：蒙上扬墓志载：“其先世，南诏分族也，职守漾川，蒙官村即故里也。”蒙光元墓志载：“其先世，南诏名族也”。“六诏之中，独舍诏最强，职守漾川蒙官村”。蒙上扬的儿子蒙成绣，罗斯白地人，民国年间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载漾濞县志第一版P752：
蒙 氏 寨
——（民国）蒙成绣
巡山留古迹，翘首望当年。
一寨罗丝地，三龙出井泉。
追源蒙舍族，考系史书篇。
后世承南诏，公村独涉先。
漾濞彝族蒙姓建于发祥地蒙官村的原祖祠内有皮逻阁牌位；在原蒙圣老祖庙内塑有皮罗阁塑像，只是一九五八年以后被毁。漾濞 县《民族宗教志》第一版载：“口碑中，腊罗巴支系的好几个姓氏都记述自己与南诏王室有渊源关系，其中主要者为蒙、马二姓。”罗斯白地村民小组“自称是‘皮逻阁的后代’。”（17）在祖祠祭祖、土主庙祭“蒙圣老祖”与皮逻阁、上坟、过节等活动中，蒙姓祭祖先最古者是祭“蒙圣老祖”与皮逻阁。
综上所述，近现代漾濞彝族蒙姓自称是“南诏分族”、“南诏望族”、“追源蒙舍族”、“后世承南诏”、是“皮逻阁的后代”等等，是真实历史的文化、风俗延续，即蒙巂诏、样备诏到皮逻阁吞并样备诏（败退衰弱后的蒙巂诏）这一历史因文化、风俗形式而延续。所以，蒙巂诏——因叛唐而败弱、退居样备后称样备诏——其王室姓蒙。
二、蒙巂诏与蒙舍诏（南诏）常互相攻伐，蒙巂诏叛唐败弱而退居样备叫样备诏
《云南志》载：“蒙巂一诏最大”，无样备诏。唐人窦滂撰《云南别录》一书的六诏中，不提蒙巂诏，却载“曰样备”。（18）对蒙巂诏地望的种种错解如上所述，本文不再赘考。现依范文澜、马长寿、赵吕甫、马曜、王叔武等各位专家所论，认定样备诏即蒙巂诏，是蒙巂诏主、阳瓜州刺史蒙俭于咸亨之岁叛唐失败，丢掉蒙舍川北部而逃到样备立诏，称之为样备诏。樊绰与窦滂著书不是为叙史，而是为唐王朝控制南诏（已灭了五诏与两爨）出谋划策，且各自所据资料有别，所以诏名不同，实际上讲的是同一个诏（实体）。《云南志》之所以说蒙巂一诏最大，是蒙巂诏疆域最广，兵最强。疆域东西达一百二十里：北到样备、濞水（今称顺濞河）、黄连铺、北斗，即上述永平县罗罗（今彝族）蒙罗白（元代永平千户、明代打牛坪巡检司土巡检）的势力范围；南部原在蒙舍川北部，蒙俭叛唐失败后失去坝区，只能控制山区，可能是现今的乌栖、米六摩、者摩、太乙、永建等等一带山区（叙述见本文三）。兵最强：犯蒙舍诏（南诏），侵扰姚州。
六诏虽然都是乌蛮，且都有亲戚关系，但各自利益不同，甚至同一诏内的弟兄之间都有利害冲突，“喜相仇怨”，所以常有互相攻伐。蒙巂诏与蒙舍诏也如此。蒙舍诏（南诏）从舍龙起，励精图治，不断发展壮大。如上所述，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细奴逻自称奇嘉王建大蒙国，又称南诏。此后，就发生了张乐进求让位给细奴逻之事。建大蒙国四年后，即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南诏（蒙舍）王细奴逻遣其子罗盛率团入朝，正式归附唐王朝，唐封细奴逻为巍州（峰）刺史。从此，一直坚定地附唐，即使中间有附吐蕃一段，在德化碑中也申明是不得已。这是主流。蒙巂诏则不同，虽然受唐封为“阳瓜州刺史”，但对唐三心二意，时附时叛。现举最典型的咸亨叛唐一事为例。
吐蕃王朝实行武力扩张政策：向其北方扩张，与唐争夺四镇 ，于唐高宗李治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夺取了唐在西域的龟兹，于阗、焉耆（今碎叶）、疏勒等（即安西四镇）；向其东南方扩张，与唐 争夺姚州、戒州等地。六诏中，除蒙舍诏（南诏）外，都是吐蕃扩张的对象。早在唐高宗李治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就有“西洱河诸蛮皆臣吐蕃”之事件。
在此种大势下，蒙巂诏主蒙俭于唐 高宗李治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叛唐。《王仁求碑》载：“贪戾（lì）君长，负命放远，灾我城邑，延我平人，阳瓜州刺史蒙俭实始其乱。咸亨之岁，犬羊（对蒙俭的蔑称）大扰，枭将失律（唐兵败），元凶莫惩。”蒙俭发起（“实始其乱”）的这次叛唐战事，规模不小，破坏性很大（“灾我城邑，延我平人”）,给唐朝的打击也重（“枭将失律、元凶莫惩”），经这次战祸，姚州“遂废”，唐失去对姚州的控制。据骆宾王《露布》，这次战祸打了两次战役。《露布一》载：“逆贼蒙俭、和舍等浮竹遗胤（种？），沈木余苗。”……“去月二十一日，军次三朏（读fěi，又读pèi）崑崙，前后捕得生口知（智）守捉山羌傍山连结十部蛮首徒五万众。此山即南郡中之巨防也”。“臣遣（官名爵号从略、下同）刘会基率刘玄暕等，衔枚远袭，卷甲前驱。”……“贼首领杨虔柳、诺没弄、诺览斯等，振螳螂之力，拒辄挡轮，纵蚊蚋（ruì）之群，弥山满谷。刘会基、高奴弗、孙仁感等，并忠勤克著，智略远闻”……“轻生有地”……“视死无时”。……“二十二日，臣遣……令狐智通率韩惠德等……顺天机而左转；遣李大忠率陈弘义等……乘地轴以右回；又遣梁待壁率阎文成等……蹈中权而拊其背；又遣康留买等……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等率许怀秀等，横玉弩以高临，纵金钲而直进。”“自卯及申，追奔逐北，斩首千余级，转战三十里。”“贼乃收集余众，保据重崖。”“二十三日，”“战逾百里，时历三朝，前后生擒四千余人，斩首五千余级，诺没弄、杨虔柳等殒（yǚn）死行阵，悬首旌门，蒙俭、和舍委众奔驰，脱身挺险。”
《露布二》载：“唯逆贼蒙俭等，未革狼心，仍怀豕突。……乃鸠集余众，蚁结凶徒。儋耳椎髻之渠，千里雾合；凿齿雕题之孽，一呼云屯。……以去月十七日连营布阵，据险扬兵，东西三十里，马步二十万。臣遣令狐智通等……当其步阵；遣李大志等……承其马军；遣梁待壁领劲足二千，绝其飞走之路；遣马静仁等勒精兵九百，断其潜伏之军；臣率韩余庆等负霜戈而直进，指云阵以长驱。……自辰踰午，鱼烂土崩。……斩甲卒七千余级，获装马五千余匹。……首领和舍等并计穷力屈，面缚军门。宽其万死之诛，弘以再生之路。惟蒙俭脱身挺队，负命穷山。”
唐王朝派兵并利用安宁酋长、河东州刺史王仁求共同对付侵扰多年的蒙俭势力，终于平息了“咸亨之岁，犬羊大扰”。蒙俭则“惟蒙俭脱身挺险，负命穷山。”蒙舍川之地已失、回不去，只好往尚在自己统治中的“穷山”逃跑。这个穷山极有可能是当今的永建、紫金、民建（以上属巍山县）、乌栖、己早、米六摩、者摩、太乙（以上属大理市），瓦厂、顺濞、平坡、漾濞河西、太平（以上属漾濞县）、黄连铺、北斗（以上属永平县）这一带地区。从河流看，属巍山县者在西河（“额骨阿宝”红河之源）以西与漾濞江（唐代称“样水”，南诏封“四渎”之一）以东之间；属大理者在西洱河之南，河对面是平坡；瓦厂、顺濞、平坡之一部分在漾濞江以西、漾濞河西村在漾濞江西岸；太平在顺濞河以东，黄连铺、北斗在顺濞河以西。这一带都是漾濞江、西洱河、顺濞河流域及三河交汇地区，山高谷深，博南古道通向永平、永昌（今保山）或永平、云龙，乃险峻的交通要道。
三、五诏中，样备诏（原蒙巂诏）首先被蒙舍诏（南诏）吞并
如上所述，南诏（原蒙舍诏）统一是一个历史过程。那么，先灭哪一诏、后灭哪一诏，这是必须理清的一个问题。本人试作以下探索。
窦滂《云南别录》载：“（开元二十六年九月）戊午，册南诏蒙归义为云南王。归义之先，本哀牢地，居姚州之西。东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蛮语谓王为诏。先有六诏：曰蒙舍，曰蒙越、曰越析，曰浪穹，曰样备，曰越澹。兵力相埒，莫能相壹。历代因之，以分其势。”“皮逻阁浸强大，而五诏微弱；会有破洱河蛮之功，乃赂王昱，求合六诏为一。昱为之奏请，朝廷许之，仍赐名归义。于是以兵威胁群蛮，不从者灭之；遂击破吐蕃，徙居太和城。”（18）这段话，简明扼要地记述了以下几点：1、唐册封蒙归义的年限（此条有误）；2、南诏祖先及其方位；3、“诏”的语义；4、六诏名称及历代王朝对六诏的态度；5、当时南诏的活动。
《滇史略》载：“皮逻阁承父志，欲并吞五诏，遂与张建成谋之。建成曰：‘蒙巂、越析远隔异壤，欲越三浪而取之，势难。且二诏强大，未易服。宜先假通好，后引强兵力攻三诏。三诏归我，二诏不足平矣。’皮逻阁深然其计。建成又曰：‘六诏同为唐臣，非请于朝，顿废之，惧见讨。今剑南节度使王昱，好利。先赂宝货，必为我清，然后动兵，无不济也。’乃令人赉金宝厚赂王昱，密求合六诏为一。朝廷许之。”（19）此段资料中，王昱是否受“厚赂”，史家有争议，如果王昱未受“厚赂”，我们不应冤枉他。 但本文无法详考，暂以文中所记来引用。
上引两则资料中可知，张建成主张先易后难（即先吞弱小后攻强的两诏）地吞五诏，并要经唐王朝准许，这是合情合理的主张，皮逻阁很乐意采纳。但是，从《南诏德化碑》、《云南志》来看，样备诏的灭亡不是在激烈战争中灭亡，而是被“颠覆”（现代语言）。《云南志》载：“蒙巂一诏最大。初，巂辅首卒，无子。弟佉阳照立。佉阳照死，子照源立，丧明。子源罗年弱，质于南诏。蒙归义密有兼吞之意，推恩啖（dàn）利，源罗归焉。居数月，俘照源及源罗，遂并其地。”照源、源罗父子当了南诏（皮罗阁为诏主）的俘虏。《南诏德化碑》中无载。
前述漾濞彝族蒙姓祭祖首先是从“蒙圣老祖”与皮逻阁起始。为何不祭盛逻皮及其以上的南诏（蒙舍诏）祖先？笔者认为与皮逻阁“推恩啖利”，收买样备诏部众，夺取样备诏王室权力有关。
1、蒙俭“负命穷山”后，在样水（今漾濞江）河谷样川（今苍山西镇河西）立样备诏，蒙官村应是唐代样备诏府，该村是彝族蒙姓发祥地。
经初步调查，蒙官村西靠后山，山脚有上水井，现井仍在，水仍可饮用；村东临漾水，有下水井，井仍存，村民仍在饮用井水；村北有柏木铺在秀岭山脚；村南有跑马箭道，此道甚宽，虽经一九五八年修水沟、扩水田占用，但至今仍宽达一米以上，跑马箭道西从后山脚起，东到漾濞江边，长约三华里，与上水井、下水井（两井相距约三华里）的连线大体平行，跑马箭道与两井连线之间相距约一公里（两华里）。博南古道从东边顺苍山到漾水，渡口离下水井不到一华里，古道从村边向西北到柏木铺，上秀岭山往太平、打牛坪、黄连铺、北斗、永平，然后分两路：一通永昌（今保山），一通云龙。博南古道上铺的大石板，一九五八年才拆了修水利用。博南古道与跑马箭道均高出一般地面，至今仍然突显于地面，可跑小马车。蒙官村内设蒙氏祖祠及踏歌场，占地近五亩，已述于前。据老人讲，村中原有高大石雕雄狮一对，清代咸同年间才被人抬走；原竖寨旗的设施，还剩一块大石条被村中一农户用作压台沿石；解放后还有高大建筑物，被其后代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拆卖。现在的村子规模比原来小得多。解放以后，在村子周围盘田时，挖出过坛罐、铜钱、石墩、柱础石、小石狮等；集体时间还在田中挖出过大量瓦砾；蒙氏祖祠先后用作河西小学、河西大队办公房。离村约一华里、上水井北边，建有蒙圣老祖庙，原庙内塑有蒙圣老祖与皮罗阁塑像。
2、蒙圣老祖很可能是样备诏主照源（也写作“原”，源、原通用）。
蒙圣老祖庙，笔者见到最早的记录是本县回族文人马紫钟先生于1980年至1985年收集的《河西本主庙》（神话）一文（20）。原作为汉族神话。后经作者完善，仍以《河西本主庙》名载入《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漾濞卷》（21），删去了族别，故事末段改为[附记]，故事讲述人为河西蒙贵基。此讲述者即笔者调查所得蒙姓家谱九支中的第一支蒙贵基，不幸于2007年3月病逝，享年86岁。[附记]载：“河西村的蒙姓家族分支很大，与沙河、小村和罗斯白地的蒙姓都有血缘关系。据说，还可能是唐代六诏中的‘蒙巂诏’即‘样备诏’的后代。”此后，笔者见到彝族女士王丽珠著《彝族祖先崇拜研究》一书载：“河西土主庙”，“庙宇始建于南诏时期，是蒙姓彝族祖庙。”(22)书中未提皮逻阁塑像，仅提到“中间牌位上书‘蒙圣老爷’”。因当时祖庙刚恢复，难以了解全貌。
蒙圣老祖的传说梗概讲：蒙圣老祖能征善战，深受皇帝赏识。有一次大胜战归来，皇帝很高兴地召见，并问蒙圣老祖要什么。蒙圣老祖因又累又饿又不会汉语，就用彝语回答：“作作死。”意为“先吃饭。”其对头趁机向皇帝挑拨道：“他说皇上作死。”皇上大怒而冤杀蒙圣老祖。后来皇帝醒悟，封蒙圣老祖灵魂回漾濞当土主以保一方平安（详见马紫钟先生记述）。神话传说不是历史，不足为凭。但是，去除荒诞、神化部分，实在的部分有其根据，蒙圣老祖是漾濞彝族蒙姓的祖先，曾经是活人，实有其人。传说中的语言，至今彝族还在讲着。按前述各种资料及蒙姓建庙、建祠敬奉来看，蒙圣老祖是一个被诏王（皮罗阁）杀掉的人，这个被杀者看来就是样备诏主照源（原）。据《新唐书·南诏传》载：“居数月，使人杀照原，逐原罗遂有其地。”《滇史略》载：“居数月，送往兵士劫杀照原，南诏起兵应之，遂居有蒙巂，而原罗复永昌。”冯甦《滇考》载：“于是遣兵送原罗归国，因击杀其父，复遣兵应之。遂据其地并掳原罗以归。”都说照原被南诏兵击杀于其国内。这些记载与蒙圣老祖被杀的故事能相互印证，即记载与滇中传闻较一至，与《云南志》载照原、原罗被俘不同。照原被杀的可能性更大。
3、样备诏在五诏中首先被灭，所以史无记载。
如前所述，皮逻阁采用张建成之谋略，应假通好于蒙巂诏、越析诏，待灭了其他三诏再来收拾强的两诏。但是，德化碑中根本不提蒙巂诏、样备诏；《蛮书》仅提照源、源罗被俘事；《王仁求碑》、骆宾王两《露布》只提蒙俭叛唐之事。为何如此？如果蒙舍诏（南诏）不是首先灭掉蒙巂（样备）诏，那么蒙舍诏（南诏）吞并其他诏的活动必有样备（蒙巂）诏的反应，为何不见记载、也不见滇中传闻（即社会传说）？答案只有一个：样备诏即蒙巂诏已灭掉了。何时灭的？笔者作以下间接推断。
《南诏德化碑》载：“王姓蒙，字阁罗凤，大唐特进云南王越国公开府仪三司之长子也。……唐朝授右领军卫大将军兼阳瓜州刺史。” 咸亨年间蒙俭任阳瓜州刺史即蒙巂诏诏主，现由皮罗阁长子阁罗凤取代，当然是蒙舍诏（南诏）吞并了蒙巂诏，否则样备诏（蒙巂诏）必然激烈反抗。据此，可进一步分析：从唐王朝的战略策略看，对待原八诏、六诏“兵力相埒，莫能相壹”的状况，采取“历代因之，以分其势”的做法（见上引窦滂《云南别录》）；待到吐蕃占领安西四镇，扩张到洱海地区，除蒙舍诏（南诏）外，其他五诏对唐时附时叛，蒙巂诏主蒙俭又多年侵扰姚巂道之时，唐王朝改变让六诏互相牵制的策略，选择一贯亲唐的南诏作为争取五诏附唐抗吐蕃的工具。从南诏的战略策略看，原来想吞并五诏，怕遭唐王朝讨伐（上述“五诏并为唐臣”），现在得唐支持，可放手吞并五诏；原来怕蒙巂、赵析两诏强，现在蒙巂诏主蒙俭叛唐失败衰弱，可以先从“同在一川”的老对头下手。于是，经细奴逻、逻盛、盛逻皮、皮逻阁四代，在皮逻阁手中终于吞并了蒙巂诏（样备诏）。蒙巂诏第一个诏主是蒙俭（如上所述），接着，按《蛮书》记载：巂辅首死，无子，弟佉阳照立……则蒙巂诏世系应是：蒙俭传子蒙巂辅首，蒙巂辅首传弟蒙佉阳照，再传蒙照源、传蒙源罗。蒙俭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叛唐失败，而蒙舍诏（南诏）细奴逻则被唐王朝封为巍州（峰）刺史。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细奴逻卒，逻盛继位。按代数推算，蒙佉阳照之子蒙照源与蒙皮逻阁同为第四代。皮逻阁派人杀照源应是历史事实。漾濞彝族蒙姓说自己是“皮逻阁后代”应是历史事实。因照源被杀，不便明说，历经一千二百七十多年，只知“蒙圣老祖”而不知其他，也是情理中事。至于南诏吞并蒙巂诏（样备诏）的具体时间，约在唐玄宗李隆基继位（公元712年8月）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唐王朝给皮逻阁赐名“归义”时期。
笔者所析与诸多记载不同，与许多专家、学者所论有异，并非想标新立异，主要所据已叙述如上，限于篇幅，不可能面面俱到。仅以此文求教于读者，诚心希望交流探究。
注释：
（1）、（19）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P93—94，P120。
（2）、（11），《大理文化》（双月刊）1984年第1期（总第25期）P 33、P3。周祜注译《南诏德化碑》。
（3）《彝族南诏土主（下）》大理州彝学会、巍山县人民政府编，作家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P233—234。
（4）、（5）、（6）、（8）《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地名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编，1987年4月版，P135、P65、P131、P44。
（7）柴枫子著《从“额骨阿宝”开始》，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编2004年7月。
（9）赵堪同《蒙巂诏遗址初探》，载于大理州彝学学会编《大理彝族研究资料（第五集）》P200—204。
（10）马曜审定《彝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P74。
（12）马曜《云南各族古代史略》P445—446、P74，参照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第1版P530—531。
（13）《全唐文·卷199·骆宾王》中华书局影印本P2010—2012。
（14）《中国彝族谱牒选编大理卷》大理州彝学会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P115—120。
（15）《漾濞彝学研究资料第一集》漾濞彝族自治县彝学学会2005年10月编P1—170。
（16）《魅力大理彝学研究第10集》北京希望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P112—134。
（17）《漾濞彝族自治县民族宗教志》漾濞彝族自治县民宗局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P61。
（18）王叔武辑著《云南古佚书钞》（增订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P28—29。
（20）、（21）马紫钟撰《河西本主庙》，原载大理州民间文学集成资料《漾濞民间文学（第一集）》，漾濞县文化局编，P99—100。
后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漾濞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P1—2。
（22）王丽珠著《彝族祖先崇拜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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