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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变革之一，也是秦朝历史走向兴盛的转折点。秦朝之所以能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朝代，一方面与秦始皇的战略能力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商鞅变法将秦朝历史推向繁盛息息相关。 《战国策·商鞅治秦》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即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国，本是西部边陲小国，国弱民穷，虽然民风不失淳朴，但是陈规陋习甚多，野蛮缺少教化，好内斗惧公战，旧贵族旧势力盘根错节，长期被山东各国所鄙夷，由此可见，要想在这样的国家变法成功，使之成为霸主，其难度是有多大。 商鞅得孝公“求贤令”之感召在秦国力主变法，遇到的阻力非同一般，面对种种艰难险阻，商鞅唯有铁腕治国，虽然残忍，但是行之有效。有人说商鞅太过残忍，不知变通，还有人说商鞅不懂政治，不晓人情世故，在我看来商鞅此举只是迫不得已，面对疾病缠身的秦国，他，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他只要后退一步，变法就有失败的危险。 商鞅非同常人，其个人生死不是商鞅最先考虑的，凡有大才大抱负之人，必有宏图之志，施展抱负，名垂青史。商鞅把变法亦视如生命，就算得罪太子，得罪王公贵族也在所不惜。商鞅对于个人之生死肯定早有思量，但他最先考量的是变法一定要成功，至于自己能否善终只得听天由命。就算他选择让步，那也许会面临更差的结局，变法失败，自己惨死。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所以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迁都至咸阳，并第二次下令变法。孝公二十年，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又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昂率军拒之，商鞅用计俘虏昂而破其军，魏割河西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十五邑，号称商君。商鞅在秦期间，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 商鞅首先制定什伍连坐之法，令基层百姓互相监督，而且编为基层的军事单位；鼓励军功，在战场上立功者予以重赏而私下斗殴则从重处罚；勤于耕田织布的，国家进行奖励，从事私人工商业的，要捉拿为国家做苦役；宗亲王室如果没有军功，将不得有爵位，不能享受宗室的待遇；重新排列等级秩序，以战功作为评定等级的标准。 这些变法内容，其中以战功作为评定等级标准的内容，严重动摇了宗亲皇室的利益，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拥有与生俱来的高贵身份，而且如果不努力作战、奋勇杀敌，还有失去这个尊贵出身的危险。所以，许多大贵族、保守派暗中反对，变法措施颁布一年多之后，秦国境内有一千余人说新的法令实行起来太不方便，大家不熟悉，不知道如何执法。 商鞅在秦国做了十年的宰相，宗亲皇室贵族们对他多有怨恨，因为他制定的新等级制度让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有人因此劝告他，希望他为自己寻找退路。这时，有个叫赵良的名士见到商鞅，作了长篇的劝说，希望他不要贪污慕名，应急流勇退，方可稍得安全，赵良还特别指出商鞅所面临的危急局面，不仅来自皇亲国戚们的怨恨，而且也来自己功高震主所造成的臣君难容的危难性。但商鞅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觉得自己制定的法令严明如山，谅那些贵族也做不了什么。可是他就是因为这种致命的自负，继续对贵族和保守派推行高压政策，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等待时机报复商鞅。 当年商鞅在推行变法的时候，身为太子的秦惠文王触犯了法律，执法刚正严苛的商鞅便拿太子的太傅公子虔与老师公孙贾作为替代受刑的人，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被处以劓刑和黥刑，也就是割掉鼻梁和在脸上刺字的刑法一一在古时，这不仅是一种肉刑，更是一种对其自尊心的摧残。而在二人受刑之后第二天，“秦人皆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此二人在秦国百姓中的地位。连这两个地位崇高的人都因犯法被处以酷刑，那普通人还敢不遵守吗? 所以，秦国法令大行。 这对于当时还是太子的秦惠文王来说，却是难以接受的。而公子虔和公孙贾则更不必说，他们对商鞅更是恨得咬牙切齿，特别是公子虔自受刑之后，八年闭门不出，就是其怒火的无声表示。秦孝公死后，公子虔这股怒火就全部倾泻了出来，他立刻诬告商鞅谋反，秦惠文王顺水推舟，下令杀掉商鞅以报昔日私仇。 但对秦惠文王而言，杀商鞅最重要的原因是对其权势的忌惮。商鞅在秦国变法近二十年，背后是秦孝公的大力支持，而变法所触及的内容之多，又需要商鞅大权在身，所以说，商鞅在秦国是一个权势极大的人。而后，商鞅还统帅秦军在河西之战中大胜魏军，立有军功，获封商邑15个县，权势更为巨大。 秦孝公在位时还好，但秦惠文王和他的父亲不同，他无法百分之百地信任商鞅。面对商鞅的权势地位，秦惠文王对其心生忌惮并借机除之以稳固地位则不难理解。所以，当宗室贵族诬告商鞅谋反时，秦惠文王也不详查，就逼迫商鞅造反被杀。 但秦惠文王对商鞅变法是很赞同的，这是出于统治者的需要。商鞅变法从经济、政治、文化甚至风俗上对秦国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变革，使秦国从一个被其他诸侯看不起的西垂小国一跃成为天下瞩目的强国。而秦国后来之所以一代强过一代，最终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无疑都是商鞅变法打下的坚实基础。 大家的意见比较统一，不是秦国恨商鞅，是既得利益者们恨商鞅。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既得利益者本身就代表着秦国，而秦国的强大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也是有利的（问题只在于国家强大会不会给予他们相当的回报）。因此这个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况且变法形成的新贵族很大程度上也是从旧贵族那里转变过来的。那么到底谁恨商鞅，商鞅是不是必须要死？笔者认为这都是一个可选择的，秦惠文王不杀商鞅行不行？很显然可以，要是有这个魄力，秦惠文王岂不是更加伟大?因此，但国家利益和个人情感的权衡中，商鞅的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推论，变法是否对秦国有利，与商鞅死不死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看过了《大秦帝国之裂变》，我想大家会对商鞅变法的过程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剧中已经刻画了一个明事理的秦惠文王，也缓和了之前对双方那种鱼死网破的激烈斗争的印象。甚至，秦孝公为了保护商鞅，还许给了他大量的土地和军队，可以说商鞅拥有与秦国公室一战的资本，但是他放弃了，是自己选择了赴死。 回过头来，《大秦帝国》是描述的不一定是对的，但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思路，商鞅真的跑不出函谷关吗？钱学森从美国都跑回来了好吗？人要死需要就两个条件，一是有人要杀你，二你要配合。 有很多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戏剧描绘得过头了。记得之前看过莫言老师编的一部话剧，叫《我们的荆轲》，剧中荆轲对赴秦刺秦的结局、太子丹对自己的利用、人生的价值等等都描绘得极为细致，也就是说那些英雄他们不傻，我们今天苛责他们的方面，他们都曾经考虑过，最终做了我们认为傻的选择。在这样的理解下，这些英雄就更加伟大。比如有人说岳飞不懂政治云云，如果当你知道了岳飞明明知道那些乱七八糟的政治斗争，依然选择精忠报国，那你还能说他傻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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