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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穿过这么一件衣服，是件短袖翻领的白色香港衫。 我在农村当过八年知识青年。八年时间，一个小日本也给打败了，时光不能算作太短，可我七六年初几乎是赤条条调回城的，身上的衣服无一件不是补丁贴着补丁。倘再穿这么一身去工厂，母亲旧脑筋，老也觉得不合适。于是东拼西凑为我做一身卡叽布的上下装，钱不说，家里三个人一年的布票，便因此为我而付之东流了。但我总算堂而皇之地把一冬一春混了过去。春去夏来，转眼天又热了，卡叽布的长裤长褂怕是不宜老焐着，母亲为此又犯起愁来。于是东跑西颠地动用了她全部的智慧、手段和精力，为我做了件香港衫。 那天我穿着这件香港衫上班，人朝车间门口一站，哇！众皆哗然。 同事们围上来目光发直，似先不忍问，等看够了，这才用最简洁的字下评语，“抖！”“飘！”“摆！”继而才问，“什么料的？”见我不答，几个女工就伸手来摸，而后又捏，使劲地捏，见怎么也不起皱，才“乖乖”一声说，“化纤的！“ 于是这天一有空，就有人来问我到底什么料子的？维尼纶的？的确凉的？还是人造棉的？我母亲为我做这件衣服人上托人，来龙去脉我太知道其中艰辛，我太知道底细了，但我不能说。他们问来问去的意思本来就再清楚不过，有路子，就帮他们也搞一点料子来。可我，我母亲朝哪搞去呀！那年头化纤织物是个稀罕，原因就在于它穿在身上不但飘与抖，胸一挺，就能摆出个派头来，主要还在于它耐磨，一件能顶棉的两三件呢！ 还是那一日，下班了，老天仿佛怪我太固执不肯说，就和我开了个大玩笑。 那年老天和国家开玩笑是常事，闹地震，闹得大家有家不敢回，满街满巷搭起了防震棚，一个南京城，搞得到处都像难民营似地。还有，新街口广场东南侧有两棵白果树，几十年了，公的，从来也没开过花，那年盛夏老有一堆一堆的人傻子似的站在那里抬着头看，说是树开花了，于是造成了交通阻塞，流言四溢。再就是夜里下暴雨，下着下着防空警报响了，人们怕地震，防震棚里也不敢蹲，一街一街的人站在黑夜里淋雨，偏偏是下水道又不通，浊流滚滚，人潮涌涌，接着电灯忽然灭了，到处都是一片鬼哭狼嚎。第二天检查，警报器、下水道、路灯，哪儿都是好好的。人们都这么说，说着那年尽出的这种怪事儿。 可我至今就怎么也搞不懂，那天老天为会么偏偏要选中我，来开这么个玩笑呢？ 下班的时候太阳还明明斜挂在天上烤人，可快走到汉中门大桥正是个无遮无挡的地方，天说黑就黑说下就下，雨都像泼下来一样朝人的身上浇，我们下班的人嚎叫一声，就没命地朝桥对面老远的汽车站跑。跑到了汉中门车站，雨又停了。一齐跑过来的几百人，个个都被淋成了落汤鸡。于是穷开心，相互欣赏着便就骂老天，骂着骂着就一齐盯着了我，说我“背后有字”。 我说，“胡说！” “有。尿、素，日本字！” 有人就大声叫起来，“原来这是日本的化肥袋子做的呀？” 我的头“嗡”地一下，忙把衣服脱下来看，已被洗得十分模糊的“尿素”二字，见了潮湿又从反面透了出来。 我一时间几乎无地自容了。我这才明白，母亲为我苦心经营来的衣服，“尿素”二字尽管经过千锤百洗，生命力却是这般地无与伦比，在这雨后一见水，就等于是变成了“耻辱”二字，印在了我的背上。旁边有人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说：“人家日本的化肥袋子做衣裳，也抖！”接着立即有人“呸！”地一声，是个老头，只见他赤红着脸跳起脚就骂了起来：“我操他家十八代祖宗小日本，搞得我们中国人都好像只配穿他们的化肥袋子了！”人们都望着老头，老头就格外地激昂了，一指外秦淮河，“三七年日本人从这里攻进城，杀的人河边都堆满了，你们见没见过？可今天，他又把尿素袋子给我们老百姓当衣服穿了，穿了呀！” 我赤膊悄悄地离开了聚着的人群。可人群并没有散，就像是围观新街口那两棵不可能开花，据说又偏偏开了花的白果树一样，围着那老头。那老头那天只说我那件衣裳，只骂日本人，一点点也不骂别的；说得慷慨激昂，骂得痛快淋漓乃至于随心所欲…… 我走出老远，还听见百十张口齐齐地对着他，喝出声“好！”来。 这就是我那件白色香港衫的故事。 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有穿过它。 现在想想，若能找到它留作个纪念，该有多好。可惜它早已不知所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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