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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走就走带上唐诗（八） 公元744年的秋天，有一场美丽、伤感却震动至今的约会——李白和杜甫相约去了商丘。闻一多先生说：“李、杜相遇，就是两颗星相遇，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里，除了孔子和老子会面，再没有比这两个人的会面更重大更可纪念的了。”但在约会的地方，璀璨诗河中最耀眼的这两颗巨星碰巧遇到了高人——一位姓高的人。这位姓高的人在李杜面前并不逊色太多，因为他的名字叫高适。 盛唐诗坛，是两大巨头和两大门派的天下。两大巨头是李白、杜甫，两大门派是王孟田园诗派和高岑边塞诗派，当时好的诗人除了李杜几乎都可以塞到两派之中。高适就是边塞派名义上的大掌门——起码从身份上来说，具备与李杜王论剑的资格。虽然在边塞诗人当中，高适论专业高度略逊于岑参，论整体成就不如王昌龄，但绝对也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他还有仕途上的成就——高适是唐朝有点儿名气的诗人当中唯一凭战功封侯的人。这个成就也让他成为立志报国类文人们的偶像——比如现代作家郁达夫，因为崇拜高适才把名字改为达夫（高适字达夫），这和司马相如的名字从蔺相如那儿来是一样的。 吸引李白、杜甫、高适三位牛人游玩的地方自然也很牛。河南商丘简称商、宋，“商”字代表着殷商王朝祖居之地，“宋”是大宋王朝名称的来源（赵匡胤曾在此任宋州节度使）。但高适三人到商丘不是奔商朝和还没诞生的宋朝来的，他们的目标是梁园，是司马相如。 梁园为汉代梁孝王刘武所建，用以招贤纳士。司马相如等文人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对汉代文学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所谓“汉赋唐诗”，辞赋兴盛于汉，司马相如被称为“辞宗”、“赋圣”，与杜甫的“诗圣”有得一比。司马迁也对这位本家高看一眼——《史记》中专门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司马相如列传》和《屈原贾生列传》（屈原和贾谊共用一篇）。司马相如还有一个打动人的地方是他以一篇《子虚赋》被汉武帝赏识而受重用，于是之后，更多的文人向皇帝献赋，期待以同样的方式进入仕途（比如杜甫）。 据说梁园之大“广三百里”，梁孝王以吹台（现开封市禹王台公园内）为轴，一直建到现在开封东面的商丘市区（真的这么大吗）。这个吹台也是高适等人游历的看点之一，它因春秋时期音乐家师旷吹奏于此而得名。师旷不仅是个音乐家，还是“大治晋国”的政治家。这样看来，在三位大诗人的心里面，是藏着成为师旷、司马相如的期盼啊。 当三位牛人登上吹台的时候（吹和牛终于相遇了），他们没有吹牛。不是他们不会吹不习惯吹，他们都是非常骄傲的人，都狠狠地吹过，不吹是因为没有心情。他们的人生轨迹交集于此，却品味着各自的人生失落。这一年，杜甫33岁，李白44岁，高适可能是45岁（关于他们的年龄说法不一）。 李白的骄傲从他自夸“作赋凌相如”上可见一斑，毕竟司马相如是汉赋领军人物，大家都会觉得李白太嚣张（我也是这么看的）。李白对别人看不惯自己言行不羁这事儿倒是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上李邕》中写道：“世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但认识归认识，李白一点都没有悔改的意思，所以也只能郁郁不得志。直到他42岁的时候，在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的反复高调赞美下，才受到唐玄宗看重。接到录用通知的李白仍没忘记得瑟一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唐玄宗接见李白时“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并供奉翰林。太牛了！于是，骄傲从语言又向行动转化。在之后一年多春风得意的日子里，李白更加亢奋地活在这样两种状态中：清醒的时候，从馆舍出发，要么入宫献赋作词讨好皇帝贵妃，要么入宅赠诗宴酬结交王公大臣，写了很多“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作品；醉酒的时候，要么“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要么就是制造“高力士脱靴”这样的爆炸性新闻。然后，李白发现自己还没有一展抱负就已经在京城吃不开了。李白被皇帝赐金放还（被提前发退休金回家）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反正唐玄宗没有留他的意思。然后，李白就奔向司马相如的梁园怀抱找安慰去了，并且约了同样有安慰功效的他的忠实粉丝杜甫。 假设杜审言的自我认知态度有一半遗传给孙子杜甫，那杜甫的骄傲就不逊于李白。事实上……假设成立了。杜甫在表扬自己的时候绝对没有客气的意思，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 甫昔少年时，早充观国宾。（我小时候就到京城闯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吓死你！）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具体说和扬雄、曹植水平差不多。亲是接近的意思，不是他要kiss曹植。）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我的粉丝就吓死你） 这诗比较长，最后一句是“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我如白鸥入云万里，这才华，谁都降不住）。这是杜甫的求职信，这样的信虽然比那些虚伪、肉麻的自荐诗让人喜欢，但真的很难求职成功。 曹植是唐之前诗坛上有望与屈原、陶渊明一拼的重要人物，扬雄和司马相如并列为汉赋两大巨头——与曹、扬相比，杜甫整个人生的成就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当时，大家认为他吹牛是很正常的。杜甫在诗中还说“连李邕都来求着认识我、王翰都追着我做邻居”，这同样是相当刺激人的说法，因为这两位前辈也都是当时很不一般的狂人。李邕（就是那个觉得崔颢品行不好把崔颢赶出门的北海太守）能诗工文，尤擅行书，深得王羲之风骨，“学我者死”就是他发明的口号。“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王翰更刺激人，他曾编了一个排行榜，把100多位活跃文人按才华分为九等，第一等里有张说、李邕和他本人，而致举朝大哗。杜甫以这样两位作榜样，他的求仕之途不顺利就没啥不正常的了。而且，杜甫放下身段去科举了一把，吞下的却是失败的苦涩。不过此时的他比李白还多些朝气。 高适也曾经年少轻狂、高傲自大，以为自己“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别韦参军》）手指头倒是屈过，但别说取公卿，就连见公卿一面都很难。 高适的传奇人生包含了四个完全迥异的阶段。青少年时期的高适是很穷的游侠（第一阶段），30几岁以后是诗人（第二阶段）。他以大龄青年的身份开始认真写诗，在快40岁的时候方以一首边塞名作《燕歌行》声名鹊起。但他的心情，却常如《除夕作》里那样哀叹岁月的蹉跎：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 霜鬓明朝又一年。 在非常相似的境遇和心情下，高适、李白、杜甫一起游历，一起说古论今，一起与赶来相见的李邕老人家畅饮，在旅程中结下了更加深厚的友谊。但秉性和内涵的差异，让他们最终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三人聚聚散散后终于分手。李白祭出一首绝世佳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告别东鲁诸公，发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大声呼喊，继续云游去也。杜甫则依旧踏上他的求官之路，几年后终因献《大礼赋》受到唐玄宗赏识，安排到集贤院等待分配，但负责分配的是看不上诗人的另一个“甫”——李林甫，杜甫再一次被生活蹂躏。又过了几年，直到公元755年，44岁的杜甫终于被任为河西尉，不过他很挑剔，又托人留在京城改任为看守兵器的参军。但几个月后，在这一年的冬天，安史之乱就爆发了。 同样面对不理想的职位，高适与杜甫的选择不同。高适与李杜分手时的心态更要阳光一些，在遇到音乐家董庭兰的时候，还安慰了对方一下：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就是著名的赠别诗《别董大》。在“今日相逢无酒钱”（《别董大之二》）的日子里，在萧杀的风雪中，能看到高适的真挚友情和坚定信心。 杜甫献赋的同时，50岁的高适经张九皋推荐为封丘尉。为了避免李林甫“使坏”，他立即写了一首《留上李右相》，什么“萧何”啊“柱石”啊，马屁拍得叮当响。但高适是个有底线的人，马屁可以拍、良心不能昧，这个县尉给他的感觉是“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作》），遂坚决辞职而去——这并不是心血来潮，之前高适的很多诗歌中就真切地表达了他对百姓疾苦的深深同情。高适后来的去向是到西北军营投奔一个人——一个被他的《燕歌行》深深打动和折服的将军。 当时的一首西北民谣唱道：“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唱的就是这位将军——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哥舒翰的知遇终于让50多岁的高适开始走上了自己想要的人生道路。在边塞，他不仅能快乐地创作，更学习、积累了丰富的带兵知识和作战经验。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 借问梅花何处落， 风吹一夜满关山。 又一种风格的边塞诗，在生动的思乡之情里，却没有低沉哀愁之气。这首《塞上听吹笛》几乎是高适最后一篇名作，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诗才已尽、帅才渐显。经过了人生第三阶段——低级官员和军营幕僚阶段的积累和准备，高适的人生将从56岁的高龄开始灿烂。 拖累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乱的爆发原因是多方面的，权力争斗是其中之一。在边疆镇守的将军们以东北和西北两方势力为大，东北派的头领是安禄山、史思明，西北派的代表是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他们都是战功赫赫的名将。朝廷中与东北派结盟的是宰相李林甫，和西北派交好的是因杨玉环得宠而得势的杨国忠，基本上达到了一种平衡。而对两派之间的矛盾，唐玄宗的办法是把哥舒翰和安禄山喊到一起喝两杯，要求他们以兄弟相待，结果在酒席上两人就差点打起来。李林甫死后，安禄山发觉杨国忠要联合西北派收拾他，在陷入极度的担忧和恐惧状态中，铤而走险。 安史大军打过来的时候，唐玄宗自然想到了同样生猛的西北将领。首先出场的是西北派的二号三号人物高仙芝和封常清，或许是因为得力的西北边防部队没有及时调动过来，两人很快被安史叛军打败。唐玄宗立斩二人，换上了老将哥舒翰，却又不赞同哥舒固守潼关挫敌锐气的战略（实际上是怀疑哥舒在他和安禄山之间持观望态度），逼迫哥舒主动出击。催战的使者“项背相望”，悲愤的哥舒翰“恸哭出关”，终于大败，后被俘。败家的唐玄宗败光了三员名将和几十万士兵后，唯有仓皇出逃。 在大唐王朝的一片混乱中，高适李白杜甫们的脚步也踏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如果仕途是一条山路，那后来高适爬上了山顶，杜甫滚下了山坡，而李白则掉入了陷阱。 辅佐哥舒翰守潼关的高适朝西南方向星夜赶路，追上了唐玄宗，痛陈潼关大败的原因，在大臣们对哥舒翰的一片骂声中，他把失败归咎于监军李大宜造成的士气低落，然后他受到了玄宗的重视（以星夜赶路抓住的时机、凭来自前线所具的发言权陈述了唐玄宗最愿意接受的失败理由）。在玄宗准备派儿子们到各地募兵平叛时，高适看到了内乱隐患而坚决反对，然后他受到了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的重视（最不希望弟弟们拥兵自重的就是李亨）。李亨撇开老爸另立山头时把高适带在了身边。在永王李璘叛乱之初，高适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永王必败的结论。肃宗派他去平乱，结果他轻松地就把乱给平了。自此以后，不论打仗之胜败，都没影响高适官爵的升迁。毫无疑问，带给高适成功的是他的政治才华和军事才干。 与高适相比，杜甫在政治上的表现只能用幼稚来形容。杜甫和王维是同时被安史大军给捉了的，但待遇很不同。王维因名气之大而被严密看守，杜甫却管都没人管。听说唐肃宗即位，杜甫立即逃跑，不顾危险穿越火线前往投奔，被任为左拾遗——杜甫这一决策还算差强人意。唐肃宗的即位类似于政变，是在玄宗还健在的时候被拥立为帝。执政后半段的玄宗已经不再是曾经智慧、自信的明皇，变得自大且武断，特别是安禄山造反后，更加多疑，对待西北三将的态度就是他迫害妄想症的反映。武将们在杀死杨国忠、逼死杨贵妃之后，已经难以和玄宗长期和平共处，推举新主来指挥平乱成为必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唐肃宗对前来投奔的人十分在意，杜甫也就成为众多抓住机会的人之一。我们知道，拾遗是个官职不高却可以经常见到皇上经常交流汇报的职位，但或许正是这样的机会更害了杜甫。杜甫在房琯事件中的表现让自己在政坛上一败涂地。 高适对董大“莫愁前路”的安慰后来成真，董大遇到并投靠的知己就是房琯。房琯家里几代高官，但他本人大致就是个很有理论水平却没实践能力的人，他以宰相之位主动请缨平叛，四万多人马一天就被安史叛军消灭殆尽。肃宗要撤房琯的职，一是指挥失误之过二是董大贪污之责，然后杜甫就态度坚决地挺身而出了。杜甫一再劝谏，理由是房琯功远大于过。之前确实有很多人通过劝谏皇帝既救了人又扬了名，但杜甫显然不知道自己对形势误判之严重。姑且不论房琯没啥可抵过的大功，也不追究杜甫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单就肃宗收拾房琯的深层原因杜甫就根本没搞清楚。在当初玄宗准备派儿子们到各地募兵的时候，房琯与高适的立场正相反，他支持皇子募兵。也就是说，房琯支持其他皇子手握兵权——他站在玄宗而不是肃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绝对是肃宗所不能容忍的。更何况，房琯是受玄宗派遣给肃宗送玉玺而换来的宰相（皇父子的政治交易）。即使房琯永远不犯错，最后也会被驱离权力中心。杜甫的错误站队，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从这时起已经在事实上结束了。 用幼稚来评价杜甫的政治水平带来的问题是已经没有合适的词汇来形容李白了——因为李白的选择比杜甫还离谱很多。肃宗即位后，玄宗不甘心退居二线，怂恿其他皇子招募军队，以制衡肃宗。永王李璘真的就兴高采烈地打着平安史之乱的旗号去东南地区招兵买马去了，这种未经皇帝和朝廷许可的募军行为本质上就是造反。永王出发时热情地召唤了李白，没头脑的李白就兴高采烈地同去了，并且一路高歌，写了不少颂扬永王的诗篇。永王兵败，李白被下狱问罪，于是，考验友情的时刻到了。 后来杜甫落魄的时候，高适经常接济他，甚至据说杜甫草堂就是高适出资盖的。但在李白这件事上，通常认为高适是个薄情寡义的人，因为他不仅没有营救李白，还在李白写信求救时，回信说李白既无兵也无权不值得一救，着实让人不齿。不过也有人认为智慧的高适看清了问题的本质：如果原谅了永王身边最嚣张的李白却不原谅永王的话，那会让人觉得肃宗太过骨肉相残。而且，正得势的高适出头营救，很容易让肃宗疑忌结党而对李白更痛下杀手。让李白成为争论的焦点，也同样不利。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淡化，然后徐图良策——李白在流放途中遇大赦的结果似乎印证了高适判断的准确。 吹台不远处的三贤祠是后人为纪念高适、李白、杜甫相聚于此而建，三人的塑像团团而立，真是风度翩翩的谦谦君子。但他们在一起时也许更多的是把酒高歌、不拘形骸吧，因为那段日子对三个人来说都是难得的轻松时光。更多的时候，他们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坚持在自己的路上。 高适《送李侍御赴安西》中有云：“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我很想穿越到大唐，用一杯烈酒探探他的心事，探探他藏在诗剑后面的筹谋。但他那深阔的胸怀，又岂是浅薄的我所能窥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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