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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公元七世纪，伟大领袖李世民早已知道了人才是革命的本钱，是夺天下和守天下的决定性因素。于是也十分愿意用金钱和官位攻势笼络人才，用科举取士源源不断地网罗天下英才，然后兴奋地举双脚兴幸道：“天下人才全入我的口袋里了”（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呀，好像人才是他的生命财产一样珍贵。 按照大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说法，就是能否知人善任，是判断一个皇帝贤明还是昏庸的重要标准。比如我们说唐玄宗从明君向昏君的蜕变是由任用奸佞的李林甫开始的，从此以后他便从励精图治变得骄奢淫逸起来。李世民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用人最“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明君之一，他的“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贤”的动作力度可谓十分强劲彻底，他的20多任总理中，既有魏征这样的“外臣”，也有如长孙无忌这样的“内臣”，可谓是一盘十分复杂又美妙的人才集锦菜，当然也会有“满汉全席”的各种奇妙口感，灿烂得很。 鉴于当时由南北朝为盛的士族制度，仍然垄断着高官厚禄之途，也成为中央大员的重要条件和参照系，堵塞了人才的来路，为了平抑门第，增加人才集结的渠道，李世民命妻舅高士廉选编《士族志》，以“立德、立功、立言”为新标准【此方法也成了后世选仕的重要根据和金科玉律，说起来李世民还是一个伟大的组织部长或史上最牛HR（人力资源）总监】，重新评估士族，无功德者一律除名（包括他的宗族），与此同时继续隋朝的科举制度，延揽民间精英，增添新鲜血液，广开人才之路。 李世民能知人、用人，是史上少有的明君，他的关于用人的经典规矩，也就是不论亲疏资历统统以能者居之。他和治世能臣、“上访专业户”魏征同学的关于用人法则的讨论还颇为耐人寻味，在此不妨引用一下。 “为事择官，不可粗心大意，这用人啊，很有点多米诺骨牌的效果，常会引起蝴蝶效应。用一好人，别的好人就跟来了；用一坏人，其他的坏人更是蜂拥而至。这就叫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关键是你如何辨别了。”李世民有点自我陶醉地说，好像发现了影响人类进程的一个宇称守衡定律一样得意。 “那还用说吗？没得天下之时，只要能行军打仗建功立业，德行可以要求得低一点；天下已定，就必须德才兼备才可堪当大任，不然就乱了朝纲。”魏专业户那天可能心情少有的靓丽，也少有地捧了李世民一下，不再和他有事没事抬杠。 因为李世民这回是对的，非常切题的一次，魏征不用再劝谏，小小地满足一下他的虚荣心，连美国激励之父卡耐基都把赞美别人放在显著的位置上，更何况是最会察颜观色的能臣魏征。人嘛都很需要赞美和肯定，李世民也不例外。 有一次，李世民叫封德彝推荐几个能臣来充实中央政府各部门。这个居然把老封给难住了，因为在老封的眼中除了在朝上正在起大作用的老臣之外，基本上都没有入他的法眼，所以他也在李世民的面前打哈哈敷衍了事。 “报告主上，俺其实已经留意多时，也很想当个好伯乐，为社稷寻找顶梁柱，培养第三梯队，善莫大焉！只是微臣也不敢冒贪天之功，滥竽充数找个南郭先生来欺骗圣主，欺君之罪可是要杀头的，在下认为现在没有你需要的栋梁之材。”封德彝背书似的答道，以为说得很得体，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样子。 “切，好你个封德彝，果然会太极推手，九段都绰绰有余了。你当官时间太长了，官僚主义小尾巴也长出来了。古代也有太平盛世的时候，难道那时就没有人才？莫非那时的人才都是从另一个朝代借过来的？你不如重生回春秋战国时代，借几个著名人物来给我用用，真是乱弹琴。我老实告诉你，现在的问题是，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如用器，要各取所长，物尽其用，你自己不能知人识人，还在那里瞎嚷嚷什么没有可用之才，这不是欺君之罪吗？”李世民没好气地批了封德彝，弄得封德彝顿时成了红脸关公。 于是李世民立马下了纳贤诏书，曾先后5次下诏求贤，比发现乐毅的燕昭王还求贤若渴，为此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范围和人数，并由此大力兴办学校，重视发展教育，国子学、太学和地方学校盛况空前，培养了大批人才，加上考风严谨，考试机制健全，作弊出猫不多（没手机等现代作弊工具嘛，那时没发明出来），大家都是真才实学，新科进士就是封德彝看不见的奇才，晚唐连七十岁的曹松（也就是写“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那位）都可以中进士，还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呀，天下英才于是尽入公门，高兴得李世民手舞足蹈当着众人的面自豪地说：“天下英雄都揽入朕囊中了！”兴奋的样子比一个得了糖果的小孩还甚。这也为唐朝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基础，唐朝文学艺术的昌盛也有李世民的一份功劳，他本人就是一个十分了得的文学家和书法家。 这样清明的政治统治，当然造就了十分清明的“贞观之治”，文治武功也达到了空前状况，他自己更成为了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之一。他曾问左右侍臣说：“古代圣明的君主能平定境内的很多，为什么不能让夷狄臣服？而我才比不上古代圣贤，成就却比他们大，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臣们都说我皇万岁万万岁的“歌德”话，很少有人说得贴题的。 “你们一个个说得也太离谱了嘛！高帽子我戴不惯啊，头晕。我之所以成功有五：一是古代帝王往往妒贤嫉能，我见到有才的人，就像是我有才一样；二是我用人避其所短用其所长，因为人无完人；三是我允许我的官员犯错误，并给相应待遇，而不是做出功绩就捧到天上，犯了一点小错误，就恨不得打倒再踏上N只脚，是人都会犯错误，包括我；四是很多人主都憎恨正直的人，恨不得要赶尽杀绝的样子，我却反其道而行之，褒奖正直的人，决不罢官；五是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却不分汉族夷族都同等对待，亲如一家，决不偏颇，这也是境外部落内附的原因（不然的话怎么当万国来朝的“天可汗”，甚至于比玉皇大帝还有面子）。我之所以成功，靠的就是这五条。” 至此，李世民的用人之谜也昭然若揭。基本上，李世民的用人精髓都浓缩到了上述原因中，伟大自会有伟大的理由，那就是能人之所不能也，服了吧。据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就是李世民知人用人的一个最高标准，也是一个范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用人的不拘一格，不管是亲疏甚至于敌方都照用可也，只要他是人才。 而李世民的用人之道，估计在今天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至于在处理文武官员的使用问题上，也体现了李世民“量才录用，唯才是举”的正确人才思想，以下讲讲。 毛爷爷也曾有一句著名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确实，在很多的时候，都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枪杆子才能最直接有效地狠狠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权，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必须是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 关键是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情况可能就有点不同。连“刘项原来不读书”中的那个粗人刘邦，取得革命胜利后，都知道和他当年出生入死的军棍战友分清了君臣尊卑（比如樊哙），不再在朝中嘻嘻哈哈，任用酸文人来制定典章制度，确立文官治理体制，以便进行有效的统治。 于是，我们的千古一帝也遇到了枪杆子和笔杆子谁厉害的难题。
李世民通过自己手下的猛将尉迟敬德等发动政变夺得了政权，这时当然是枪杆子力量最大，功劳最巨，所以很多军头在革命成功后，在新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坐等高官厚禄花落我家。 令这帮军头失望的是，像房玄龄、杜如晦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笔杆子”居然占了上风，双双出任总理，掌管朝政，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真有点令人大跌眼镜。 于是政府大厅成了一锅粥，乱过六国大封相。 “大家静静，我是按众位爱卿的功绩认真评定后论功行赏的，或许有的地方做得不太好，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议议嘛，不要大声嚷嚷。”李世民有点底气不足地说。 因为众口难调，一定不会得到大家一致的拥护和通过。连李连杰电影《新方世玉》里的雷老虎都会以德服人，所以李世民也想来一招以德服人。 果然他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和“玄武门之变”第一号功臣超级门神尉迟敬德，都怒气冲冲地跳了出来，他们自恃战功显赫，口出怨言，还大吵大闹，破坏会场秩序。 “超，我在关西首先举兵响应义旗，是开国元勋，房玄龄、杜如晦算什么玩艺，就靠他们没斤两的几钱毛笔能打下天下吗？官却做得比我大，妈的，我第一个不服。”李神通愤愤不平地骂道。 “虽然叔父在起义初期首先响应起兵，是有首倡之功，但也只是为了脱祸而已。但在后来同窦建德和刘黑闼的两次大战中，一次全军覆没，一次更是被打得望风而逃，成了败军之将。而房玄龄、杜如晦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如汉高祖的萧何、张良，使国家安定无事，功劳当然在叔父的前面。你虽然是我的叔父，是皇亲国戚，我也不想对你太吝啬，但决不能凭私情胡乱给予你与有功之大臣同样的奖赏罢了，这不是同买官卖官一样龌龊吗？你以为在做生意呀？”李世民声色俱厉地谴责李神通。天神发怒，雷公也要噤若寒蝉。 李世民赏罚分明、不徇私情的高风亮节，感动了在座的每一个人。诸位将帅纷纷表示皇上十分公道，原则性太强了，连对自己的叔父都没有半点私心，我们还能说什么，只能各安天命了，大家于是都心悦诚服的样子。 哈哈，李世民确是人中之龙，他是一块特殊钢，是用特殊材料组成的，不然怎堪当“龙种”？历史证明了他是黑白黄道通杀的政治大神。 事实上，我们也很难把枪杆子和笔杆子谁厉害点，作一个泾渭分明的了结，分出个所以然。甚至是我们笔杆子自己（如果能这样称呼的话），也不会认为就比别人聪明一点厉害一点。 因为笔杆子和枪杆子往往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舆论能屈人之兵，谋略能形成正确路线，而枪杆子能雷厉风行地执行，打出天下，就像人的左眼和右眼，谁又能分出哪只更重要？缺一不可呀。不信你打烂自己的一只眼验证一下，看哪只重要点，嘿嘿，说笑而已。 因为这个我也是说不好，意犹未尽的样子。反正最后猛将李神通也低下了高傲的头颅，谁叫你说错了话呢？扁你没商量。你侄子可是能文能武的双料冠军，不然怎会称是“政治完人”呢！由不得你不服，枪杆子和笔杆子哪个重要他自会知道。 然后，李世民把枪头调转，刺向自恃把李世民扶上元首宝座最有功劳的、自视甚高牛B哄哄的超级门神尉迟敬德，这回武艺高强的尉迟敬德也老实地低下了高傲的头。 “我说尉迟敬德，你昨晚是不是有点喝高了？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你撅起屁股我就知你要干什么，居然还居功自傲给我脸色看，我甚至没料到你也来瞎起哄呢。我以前读《汉书》时，还曾一度埋怨汉高祖做人不厚道乱杀功臣呢！真真是狡兔死走狗烹似的，原来经你们这么唯恐天下不乱地一闹，我才深深体味到汉高祖为了社稷忍痛割爱的苦衷。你想想，大家都这样闹，中央政府不如改成菜市场好了，还哪有规矩方圆。你说韩信、彭越被杀那是谁的过错？我看未必是汉高祖的过错（估计在他看汉书时已经立志要超过汉高祖了），如果他过不了这一关，可能需要改国号的是他，懂吗？国家大事，只有赏罚两种，且要赏罚分明，经得起时间的推敲。非分之恩，不可推行，你是我的爱将，冲锋陷阵少不了你，所以更要自爱，以身作则，不然悔之晚矣！”李世民又对尉迟敬德恩威并施地说。 最终带头闹事的人都自愿悔过自新（廉颇类的负荆请罪），争官风波很快平息了。李世民果然是做国家老大的风范，不然还真难驯服了这帮颗颗皆星的五星上将，超级山大王。 接着，李世民果然言出必行，按照任人唯贤的原则又将李建成的老部下王珪、魏征等人进行特赦，并委以重任，玉成了贞观的大治之年，万方朝圣，历史上最清新的政治气象也。 房玄龄曾对李世民说：“很多你过去的部下现在连前太子宫和齐王府（李元吉）的人都不如，颇有怨言。” 李世民忙道：“嘴在别人身上，就让他们说吧，发泄出来也好受点。反正我不能以社稷的安危为儿戏，官位按需要设定，能者居之，而不能按个人满不满意来衡量，哪能按新旧论资排辈呢？你以为去菜市买菜呀。如果旧人不像样子，我一个不用。天子赏罚分明，推行的政令才会令行禁止，政通人和。权力是人民大众给我们的，他们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也不是做家族生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们要时时刻刻把人民记在心上，人民才拥护我们，这才是治国的大原则啊。” 哇，你看我们的李领导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多高，政策理论水平多高，一口一个人民，语重心长啊，还真是把人当人看了，这样不天下大治那才是怪事呢！如果李世民投生于现代，怎么说也是一个资深的高级政工师吧。 到后来，李世民甚至自动自觉把自己宗族中没有功劳的王侯全部降职，一个不剩一律炖了“冬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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