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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写了一本女权主义之书，想改变所有女人的命运。 她还曾与法国哲学家萨特谈过一场惊世骇俗的恋爱，相伴51年，却从未结婚或同居。 她就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波伏娃。昨天，是她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1908年，波伏娃出生于巴黎，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 因为一战的影响，这个本应富足的家庭，被迫开始了捉襟见肘的生活。 在经济的重压下，父亲希望波伏娃早早出去工作，“否则别想结婚”。 而波伏娃从小看着母亲为家事操劳，一生都无法掌握命运，对于怎样走人生路，她有着自己的打算。 19岁那年，她写下自己的独立宣言，声明“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 ”。 同年，她进入巴黎大学学习哲学，脱离了家庭的束缚，也在这里遇见了后来与她相伴一生的人，让·保罗·萨特↓↓ 萨特比波伏娃大两岁，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让波伏娃对他深深着迷。 “萨特完全满足了我15岁时的愿望。我在他身上看到我所有的怪癖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可以和他分享一切。” 而萨特觉得波伏娃很美，“我一直认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议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波伏娃与萨特很快开始约会。每天清晨，只要波伏娃溜出家门，就一定会去见萨特。 他们在一起谈论哲学、书籍、朋友、生活、冒险……一边散步一边漫谈，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即使谈话进行到世界末日，她可能还是会觉得时间太短了”。 波伏娃与萨特也在慢慢的相处中，逐渐达到精神与思想上的契合。萨特也将波伏娃视为唯一，“她在我的生命中有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地位”。 然而两人的情感最终没有像普通人一样走进婚姻，建立家庭。 电影《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中的萨特与波伏娃。 一天，两人在巴黎卡鲁塞尔公园散步时，订了一个为期两年的爱情契约：他们将尽可能亲密地相处相伴，但绝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紧接着这个协议，他们又签署了第二个约定： 他们可以有各自“偶然的爱情”，但必须要把自己的所有经历坦率地告诉对方。 “我们之间是一种必然之爱；但我们也需要体验偶然之爱。” 而后，萨特开始了许多次“偶然的爱情”，而根据契约，萨特的所有风流韵事，波伏娃也都全部知晓。 在这些“偶然的爱情”中，最出名的要数奥尔加。 奥尔加与波伏娃 奥尔加是波伏娃后来当老师时教过的女学生。她17岁那年，通过波伏娃认识了萨特。 奥尔加生性活泼叛逆，波伏娃将她看作是年轻时的自己。而萨特也被奥尔加的执拗与灵性所吸引，后来对其展开疯狂的追求。 最终，奥尔加走进了萨特与波伏娃的生活，开始了一段“三人行”的独特爱情。 但这样的生活对于波伏娃来说，却是一种痛苦，“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我白费了力气，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过自在”。 而萨特也在《隔间》里承认了这种关系的失败，他说，“他人即地狱”。 别扭的“三重奏”很快分崩离析，而这段特殊的爱情也促使波伏娃写出了她的第一部小说《女宾》，书一出版就迎来了极大成功。 《女宾》以三人关系为蓝本，唯一与现实不同的是，书中的女主人公最后选择杀死了第三者，“通过在纸上将奥尔加杀死，我将以前对她的苦恼和愤怒统统清除了”。 后来，波伏娃也遇到了一次难以释怀的“偶然的爱情”。 二战后，波伏娃受邀到美国演讲。在芝加哥，波伏娃认识了美国作家尼尔森·艾格林↓↓ 艾格林因波伏娃深邃的思想、独立而优雅的气质而倾倒，波伏娃也对这个高大的美国男人非常心动，“他就像从电影中走出来的人物”。 两人一见钟情，情投意合，随即开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在与艾格林交往的过程中，两人互通过300多封充满爱意的信件。 尽管爱情甜蜜，但波伏娃始终明白，艾格林期待的是一份世俗的感情，他要她留在芝加哥。 但在波伏娃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不是进入婚姻，不是成为妻子和母亲，而是成为她自己。 只有在萨特身边，她才能获取源源不断的灵感，才能成为真正想要的自己，一个法国的知识分子和作家。 最终这段感情不得不画上了休止符。 与艾格林的关系，也激发波伏娃再一次思考女性的身份。 1948年，波伏娃开始在《现代》杂志上连载新书《第二性》↓↓
波伏娃认为，在男权主导的社会里，“女性是第二种性别，排除在男性以外的‘他者’”“权力归于男性，女性仅仅是附庸”。 她认为婚姻让女人受制于她的丈夫，无法逃脱，“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
她希望女性不再是男权话语体系的同谋和附庸，而是成为一个不断实现自我的人。 波伏娃的一生也无疑在把这种期待实践在自己身上。
直到生命的最终时刻，她都与萨特履行着“开放式关系”的契约，从未成为男人的附庸或婚姻的牺牲品。 1980年，萨特与世长辞。6年后，波伏娃也撒手人寰。 如今，她与萨特被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墓地中。
这对从未共同生活的恋人，至此永远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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