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11月，《开放时代》编辑部举办了题为“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的学术研讨会，刘小枫教授应邀作主题发言。下面为据录音整理的讲稿，原刊《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后收录于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开放时代》希望我来对这次研讨会的论题做个引介，以便诸位在讨论时有个明确的范围。最近几年来，据说我国学术界所谓的公共话题越来越少，大家缺少共同关心的问题。《开放时代》经过广泛收集意见，确定了“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这个题目，似乎看起来这至少还是个值得来谈的“公共话题”。的确，从种种迹象看，这个话题最近在我国学界比较热门，呼吁“文化自主性”的声音此起彼伏。 为什么“文化自主性”会成为一个话题？ 成为一个话题，至少表明我国学术要么还没有、要么曾经有但丧失了“文化自主性”——美国学界就不会谈论这个话题。因此，我接到《开放时代》交给的任务后就在想：这个话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这里我仅能谈点自己的粗浅想法，趁机向各位请教。
表面看来，“自主性”话题的出现与好些人以为的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上升有关系。近年来，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形象显得令某些强势国家感到担心，于是，一些学人变得意气高昂……于是，学界谈起了“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 1970年，唐君毅、程兆熊、徐复观、牟宗三（从左至右） 不过，“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并非现在才提出来。可以说，自从清末西学大举入华以来，这问题就不曾在我国学界中消失过——大家都熟悉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事件：七十年代时，几位新儒家学者在香港发表过著名的“中国文化宣言”，高扬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听别人讲，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举行典礼时，主持人讲英文，唐君毅、牟宗三等很生气：中国人的学校，怎么讲英文呢？于是提出抗议。如今，我们好些大学的校长已经公然要求自己管理的大学要用英文讲授相当比例的课程——看来，的确到了应该重提“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的时候了。 七十年代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远不如当今，因此，文化自主性问题与国家地位的上升看来恐怕没什么直接关系（仅仅是个假象）。毋宁说，这问题倒与二十世纪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以后的整个历史处境相关。当然，加入“世贸”前后，举国上下都在热切地要与“国际接轨”，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出现的好些现象的确堪称近几年之“怪现象”，值得我们好好考虑。 其实，早在要加入“世贸”之前，好些出版社就已经在要求学者写的专著要有英文提要和英文目录（不少人文、社科学刊也如此），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要求硕士、博士论文得有“英文提要”。差不多十年前我就在想，这些英文提要、目录给谁看？洋人如果是搞汉学的或懂中文的，不会看英文提要（提要能看出什么名堂），不懂中文的洋人学者，谁会看中文书刊的英文提要？我们做英文提要和目录根本就没有对象，完全是在假想自己的“国际化”。有人说，国际的Information机构会收录英文目录和提要，换言之，有了英文目录和提要就会被国际的Information机构收录。这也是自欺欺人——人文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即便收录了，洋人会看？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的学术究竟为谁而做？为洋人？德国、法国、意国的学刊和专著（或硕士、博士论文）有英文提要和目录？我没见过——我总觉得，咱们的学术心态大有问题。 网络上英文摘要写作指南 如今，我们有的大学文科竟然也倡导用英文教学，令人匪夷所思。这里确实出现了文化的自主性问题。举个极端的例子：好些年来，我国大学的外语系都要求硕士和博士生用外文写论文（不知是我国哪个所谓名牌大学的发明）。可是，这并没有与“国际接轨”呀，国外大学的汉学系有谁要求论文用中文来写？外语系的学生用外文写论文，自己不知所云不说，写出来的论文国外不接受，国内也没有出版机会，不仅拘限学生的学习，还浪费学生的几年心血。学习或做学问（包括外国的学问）得用自己的母语，已经不是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而是学术常识。
与此种种莫名其妙的崇洋心态相反的是另一种心态：莫名其妙的“自主性”。比如，有人抱怨，如今学界的翻译太多，铺天盖地（我本人就被攻击，说我是“二道贩子”，只知道编译洋书）。不少人问，难道我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学术关注和考虑的论题？什么都是从西方来的，我们自己的论题在哪里？翻译是否就没有了“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呢？美国学界没有翻译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的学术著作？ 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要么极其自卑、要么极端自大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荡？说到底，所谓文化自主性问题根本上是个心态问题——我以为，这是中国学人百年来的老问题，当然也是大问题。我们就是我们，本来并没有什么“自主性”的问题，没有了“我们自己”，这个“自主性”问题才会出来。可是，文化或学术意义上的“我们自己”是谁？自我认识的模糊或惶然，乃是文化或学术意义上的极其自卑和极端自大的根本原因。 刚才简要谈的主要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大学教育的规定。学术研究与大学教育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说，大学教育决定了学术研究的格局。因此，大学教育中的文化自主性问题尤其迫切需要关注，由此我想：自主性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 近代学堂 如今恰逢废科举一百年。也许，大学教育的文化自主性问题与废科举非常相关，换言之，问题源于学科建制的西化。我们现在的学科建制都是在科举废除之后从西方引进的（新学），于是，我们的大学教育的文化自主性问题可以很轻易地就归咎于“西化”。问题是，我们所谓的西方“学制”其实也是现代的产物，古典西学的教育目标和建制并非如此。古典西学与古典中学的差别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迄今还没有搞清楚。 说到底，我们的大学教育和学术心态的“文化自主性”问题，与其说是由于西化，不如说是由于“奋不顾身”的现代化。
“奋不顾身”到什么程度？胡乱地甚至荒谬地“现代化”——国外根本就没有的“轨道”也要去“接轨”。比如说，咱们的大学文科有什么“一级、二级学科”建制，真是稀奇古怪的发明，劳民伤财、坑害学子。又比如，规定硕士、博士生必须在什么“一级”或“核心”学刊上发表论文才能毕业，也是稀奇古怪的发明，逼使好些学子为了毕业自己花钱去发表“论文”，把学术刊物的风气搞得乌七八糟（有人说这是“邪恶规定”，看来没错），连政府也没法管。 还有，一些有历史传统的大学为了追赶所谓的“现代化”，把老牌的历史系改名为什么“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把中文系改名为“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这不是在败坏大学吗？有的名牌大学还“创办”了什么“商贸英语系”，国外有“商贸汉语系”“商贸俄语系”“商贸法语系”？
关键问题不是什么“西化”，而是我们自己的文化心态（精神心态）的现代化，这才是中国学人在二十世纪的大问题之一。所谓“文化自主性”，说穿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觉意识，国家是个政治共同体，国家中的学界（含高等教育界）同样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尼采在《快乐的知识》里面谈到欧洲、德国与“现代化”的关系时说：“我们”优秀的欧洲人，欧洲数千年思想最富有、最有责任感的继承人得对“市场上传来的颂扬未来的歌声”塞住自己的耳朵。优秀的中国学人当然应该是中国数千年思想最富有、最有责任感的继承人，中国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当培育这种继承感；如果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学人群体没有这种精神上的自觉，不仅所谓学术和大学教育中的自主性问题不会明确，恐怕我们的学术和大学教育很快就会被“奋不顾身”的现代化腐蚀掉。
以上是我对这次会议主题的一点感言，请大家批评。  “我们这一代”早就消散──也该消散了。我也想从这些没有任何济世效用的痴想中走出来，却始终迈不动步子……三十年前曾自无题：“欲居人生无穷意，不敢妄自逐风流”──三十年过去了，无论文字还是生活感觉，依旧如此稚气，一心只争朝夕。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刘小枫 著 2016年10月 第三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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