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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爱乐数字传媒公司总裁罗伯特·齐默尔曼在上海音乐学院。 2017年11月初，柏林爱乐乐团自法兰克福开启亚洲巡演。与之前数度光临中国不同的是，此番巡演亮点为乐团首席指挥西蒙·拉特最后一次以总监身份带队亚巡，首站香港，13日武汉站音乐会结束后乐团于14日一早飞抵上海停留至17日。在上海逗留的4天时间内，除两台音乐会外，乐团可谓全员出动，以深入生动的驻场计划，揭示了一支到访乐团可以给一座城市带来无限生机。 驻场概念的形成 随着越来越多的尖端音乐厅和剧院落成，硬件建设的完备带动了软件建设的需求，中国演出市场对海外乐团的需求有增无减。到访乐团总量上的持续提升背后是另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增长：驻场计划。 驻场计划是一个具有针对性和相对性的概念，其所针对的是那些来去匆匆的巡演乐团，在演出当天或前一天晚上赶到，经过排练，有的只在试音响后便举办音乐会，第二天一早赶赴下一个城市，在少于36小时的停留时间内举办一场音乐会。一些极端情况下，乐团在音乐会当天赶到，下午试音响，晚上演出，演完直接去机场奔赴下一站。这种“停车加油”式的规划诸见于高密度的巡演日程，极端考验乐师身体素质和巡演公司物流水平。他们除了奉献一台音乐会外，对一座城市的音乐生态少有深入挖掘，与本地的音乐生活近无互动和了解。他们更多扮演的是主动的“讲述者”角色，城市是被动的“聆听者”。 但在这些到访乐团的家乡故土，事情并非如此。无论是欧美还是亚太地区的乐团，在所属城市当中都是积极的文化使者，扮演着包括演出、成人普育、青年教学、社区扶困等多重角色。他们有的由市府或公立机构拨款，有的受当地赞助商财援，深入城市生活谋求广泛认同是其艺术生产的一部分，也就是“对纳税人负责”。这一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象往往失落于海外巡演中。 不过中国的崛起既意味着海外乐团的巨大市场，也是激烈竞争之所在。除了比拼演出质量、曲目设置、市场营销和明星人气，音乐会以外的“附加值”也能激发大量主办方和大众好感，带动传媒推波助澜，从而为乐团接连获邀创造有利条件。 费城交响乐团无疑是在中国推行驻场计划的先行者和佼佼者，这也是他们有规律地受邀访问中国的“制胜法宝”。虽然这支乐团先后在杭州和北京等地驻场，比如在北京的公园里演出四重奏，但2017年5月末在上海的驻场凸显这一概念的日趋成熟。 2017年5月24日至27日的4天内，除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由总监雅尼克指挥一场音乐会，在上海迪斯尼度假区上演包括一部世界首演的音乐会外，费城交响乐团的上海驻场内容还包括： 1.在上海气象局物资中心与上海爱乐乐团的联合排练； 2.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与上海爱乐乐团的联合公开彩排； 3.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与上海爱乐乐团的联合音乐会； 4.乐团总经理埃里森·伏尔加莫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乐团管理主旨讲座； 5.乐团高级副总裁莱恩·福勒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品牌塑造、乐季安排及融资主题讲座； 6.美国驻华大使在上海国际学校的讲座，讲述费城交响乐团在中美关系中的价值。 除上海以外，费城交响乐团的那次中国之行还包括在北京的驻场，内容有雅尼克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大师班、与星空乐团的排练和联合音乐会、为伊斯曼乐器工厂员工举办的免费音乐会，甚至还有乌兰巴托为期3天的4场驻场活动。 费城交响乐团这种全面铺开式的驻场计划展现了其对中国的极大兴趣。无论是总监雅尼克的指挥大师班，还是与当地乐团的联合排练和演出，均为其大幅了解当地音乐生态的举措。该团驻场计划富有特色，停留时间之长和活动之深入令其他乐团难以超越，直到柏林爱乐乐团“君临城下”。 柏林爱乐在上海 其实早在卡拉扬带领柏林爱乐乐团第一次访华演出的1979年，乐团就在“中演”主办下开拓驻场计划，只是那时还没有这种流行叫法。在一场著名的音乐会的下半场，柏林爱乐乐团连同来自中央乐团的音乐家组成联合乐团，在卡拉扬的指挥下演出了贝多芬《第七交响曲》，至今传为美谈。 相较于费城交响乐团的组织机构严明和清晰条理，柏林爱乐2017年11月的上海驻场并没有体现在一个完整的官方“驻场”框架内，无论是乐团还是巡演公司Askonas Holt，亦或是地接方都没有使用“驻场”词眼。相反，乐团的驻场有着不少即兴成分，落地渠道千奇百怪，倒也体现了驻场计划的色彩纷呈。这一方面是缘于柏林爱乐乐团管理层、乐师工会和数字影像部门各自为政，都有独立在上海开展非商业性业务的权力。 乐团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两场“德国宝沃乐动之夜”音乐会无疑是这次驻场计划的重头戏，分别于2017年11月16日和17日举行，由西蒙·拉特指挥，王羽佳演出。这是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主办的项目，既是中心2017-2018乐季音乐会，也是第十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内容。 除此之外，柏林爱乐乐团在上海开展的含有驻场概念的项目有： 1.为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会员及乐迷准备的公开彩排（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主办）； 2.与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及上海交响乐团等音乐家踢的足球友谊赛（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由吴氏策划代理，柏林爱乐乐团由Askonas Holt代理，上海交响乐团主办）； 3.五大管乐首席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音乐会（上海音乐学院长笛高峰学科主办）； 4.柏林爱乐上海音乐学院木管音乐节-竖琴大师班（上海音乐学院主办）； 5.柏林爱乐数字音乐厅中文版上线推介（歌德学院上海分院主办）； 6.柏林爱乐乐团数字化传媒部分总监罗伯特·齐默尔曼在2017首届"艺管国际·上海论坛的主旨演讲（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主办）。 这些主办方层出不穷的活动中，足球比赛吸引大量关注，几万人通过网络直播观看了比赛。虽然在巡演中踢球是德国乐团特色，因为他们球技实在高明，比如柏林爱乐曾在西贝柳斯年的伦敦BBC逍遥音乐会驻场时和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踢了一场球，同期正在东京巡演的巴伐利亚国立歌剧院连同歌唱家和乐师在绿茵场小胜日本同行，但在中国，这是柏林爱乐首次现身球场，难怪赚足眼球。 不过令柏林爱乐处于不败之地的恰是网络转播。数字音乐厅（DCH）中文版的正式推出确保了乐团多了直面中国听众的渠道，600多场音乐会及曲目的标准汉化大幅拉近乐团和中国乐迷距离，网络传播形同一场永不落幕的音乐会：柏林爱乐乐团等于在中国有了一个虚拟的家。即使乐团不在中国，其影响力也可通过数字音乐厅源源不断地无缝辐射到中文社区。 拜不同主办方独立进行的新闻传媒所赐，据笔者统计，柏林爱乐短短4天的上海之行就为乐团奉献了近20分钟电视画面，上百篇新闻报道包括头版头条，不计其数的社交媒体提及，广告价值高达7位数人民币，并会通过数字音乐厅形成的后续影响力继续发酵。 乐团驻场计划的魅力便在于1+1>2，共振后形成的“核爆”般宣传效应，值得我国同行深入研究、效仿、开拓。 文 | 唐若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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